作者：赵毛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北京，100006。
摘要：1924年7月底，日本实行增加奢侈品进口税案，影响中国贸易颇深，引起华商的群起抗议。中日为此展开交涉，期间上海总商会等华商团体介入和参与其中，通过舆论宣传和集会宣言进行集体抗争，呼吁政府与驻日使馆对日交涉并积极与之互动，借外国反对增税之机设法协争。其抗争的重点主要围绕新税起征时间、奢侈品的范围、待遇是否公平三个问题展开。最终日本做出让步，对税案进行了部分修正。囿于时代大环境、中日两国实力悬殊等因素，这次交涉并未达到预期成效。但华商运用民间经济外交手段，以舆论和民气作为政府与外交当局对外交涉的后援力量，有效弥补了政府外交的不足，在争取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谋求自身的国际商务合作、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争端的产生：日本奢侈品增税案
日本受一战影响，工业衰敝，输出跌落，又遭１９２３年大震灾，财政上颇为拮据。而且，加藤高明内阁成立后，即致力于整理预算，平均出入，同时因美国实行排日移民案，日本社会间高唱抵制美货、排斥奢侈品之说，日本议会遂于１９２４年７月６日提出了加征奢侈品等进口税法案。据７月７日东京电，日本各项奢侈品进口税拟一体增加，按价值征税１００％，其应行征税各物清单中，有茶叶与其他饮品、酒、宝石、呢绒、丝货、针织品、衣服、摄影器、留声机、玩具、化妆品等，范围极广①。此案一经提出，即引发轩然大波，激起华商的愤慨和抗议。
日本此次提出奢侈品增税案，凡与之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在商业上均不免受到影响。中日贸易关系尤为密切，受其打击最深。留日华商认为，依照新税法，对紫檀、丝绸、麻织物、烟火、陶器等进口品课征高额关税，将导致留日经营进口货的华商营业不振，生活困难。日本此次加征奢侈品关税，税率实在过高，且其所定奢侈品的品目大多为日常物品，严重影响中国的国货外销。
二 华商介入和参与中日增税案交涉
日本进口关税涉及华商切身的利害关系，所以他们特别积极投身于抗争日本增加奢侈品税的外交活动。上海总商会等华商团体介入和参与此次中日增税案交涉，主要表现为三种方式：其一，通过公众舆论、集会宣言等方式激发国人民族主义情绪，以便展开群体抗争，同时联合各地工商团体实行抵制日货、经济绝交等手段向日本施压；其二，通过电文往来、上访请愿等方式向政府及驻日使馆提出严重抗议，与日政府积极交涉，据理力争；其三，联合对日本增税案持反对态度的外国商人团体一致协争。
三 华商关于日本增税案抗争之主旨
华商纷纷向外交部及驻日使馆请愿，陈诉苦衷，抗议日本加税奢侈品案。在此次中日交涉过程中，华商抗争税案的重点主要包括三方面，即：新税起征时间，奢侈品的征税范围，待遇是否公平。因中日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各执一词，交涉进展十分缓慢。
四 抗争之成效：税案的修正与悬空
综观整个过程可知，正是日本通过增加关税来抵制华货，实施歧视性关税壁垒之行径，引发了中日贸易 争端，激起了华商群力抗争。此类因关税纠纷而产生的外交风波在中国近代史上屡见不鲜。随着１９２５年 沪案发生以及关税特别会议召开所引发的公众舆论，政府和商民的关注焦点转到争取关税自主权上，关于 日本奢侈品增税案的交涉就此不了了之。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人外交活动就此结束。随着反帝废约运动的 不断发酵，华商通过关税自主运动与日政府展开了新的外交博弈，以求摆脱在贸易争端中的无奈困局。
五 结 语
就法理而言，日本此次增加奢侈品关税属于日本内政，可谓纯为其主权范围内之事。华商“只能反对日本之滥以不应列入奢侈品之货物为奢侈品，不能以日人增加奢侈品税为不当；只能反对日本予欧美各最惠国以延期便利，而对于条约上许可优待通融之中华民国，竟不获延期待遇也”。中国本应通过修订关税等相关税则进行对付。但当时中国对日本既无协定税制之权利，又受各国协约的束缚，并不能同样采取关税保护政策，自由加征关税，与日本进行经济贸易战，只能坐视欧美各国与日本有协约者保留协定税率，且其应增之税亦享受延期三个月实行之利益，而中国输往日本的货物却须如期照章加税。为此，华商各团体通过报刊舆论、集会宣讲、吁求政府、联合外商等方式表达诉愿，并集议对付办法，主张对日经济绝交，甚至有人提议增抽日货落地税。可惜这些都属于治标之策。经济绝交等手段虽能对日本政府与商界造成一定经济冲击，但自身经济利益亦会受损，并非长久之计，增抽日货落地税又很难落实。在如此情境下，华商只能寄希望于政府通过外交交涉来协商解决。
在此案长达一年的交涉过程中，各界商民、北洋政府及驻日使馆均介入和参与其中，影响并决定交涉进程，突显了中国近代外交影响因素的多重性与交涉过程的复杂性。毋庸置疑，日本奢侈品税案的部分修正，固然是北洋政府对日交涉的结果，同时也与中国商人外交的参与等因素不无关联。华商的屡次呼吁和抗争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此案的交涉，体现了纳税人意识的觉醒。北洋政府与华商的抗争虽成功争取到一些让步，但日本对丝绸等关键货品却继续征收高额的奢侈品税，这足以证明此次抗争虽有成效，但十分有限。由此可见，弱国外交有其施展的限界，很难突破自身的实力而有所作为。日本能游刃有余地利用关税保护本国经济贸易，关键在于关税自主权问题。而中国为协定关税所约束，奢侈品进口税仍多照协定税则征收，税率虽比一般税则略高，为数终究有限。中国对于日本增税一案，既无协定税目可以争持，又无关税报复政策可以运用，政府有心无力，不能切实对付，商人除文电往还及不彻底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外，亦无别的良策，以致与日本交涉步履维艰。关税的交涉关系工商业者的切身利益，因而在此次中日交涉过程中，商人积极参与经济外交活动，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较为密切。商人行为的动机固然是利己，但无疑产生了积极效果。这不仅体现了其谋求经济利益的一面，同时更有维护国家经济和民族利益的考量。华商团体对日本增税案交涉的广泛参与，无疑属于商人外交的范畴。为争取达到日本修正税案的目的，华商不仅通过公众舆论、群体运动等方式，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宣传和动员各界团体抗争日本加征重税之行径，还与政府外交进行互动，从而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和交涉力度，甚至联合外商一致协争，或直接向日本公使、领事及日政府提出要求，同时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以作为交涉之后盾。总体而言，此次华商群体抗争的方式较为温和，属于改良派式的“修约外交”，具有自发性、合法性特点，声势虽浩大，但革命性不强，组织较松散，缺乏相应的机制，亦表明中国商人外交的独立自主性在当时虽有了明显提高，但仍未达到成熟的地步。这也是外交抗争效果有限的重要原因。
日本增税案的交涉虽未达到预期效果，但激发了华商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强了商人阶层的外交参与意识，促使其将阶层利益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进行抗争。华商运用民间经济外交手段，以舆论和民气作为政府与外交当局对外交涉的后援力量，有效弥补了政府外交的不足，在争取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谋求自身国际商务合作、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等方面均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亦表明商人通过介入外交事务，“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政府外交方针、政策的调整，影响着政府的外交活动过程及其结局”。在抗争过程中，商人与政府往来频繁，呼吁并声援政府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商关系的良性互动。自关税特别会议伊始，废除不平等条约及争取关税自主权的运动逐渐高涨，民族主义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随着民众参与度的提高，商人外交活动进一步蓬勃发展，加强了中国与各国的经济交流和商贸往来。
文章摘自《史学月刊》2021年第1期，原文约3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