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赛花，湖南师范大学历史与人类学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16世纪以来，煤炭逐渐取代木材成为伦敦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主要能源。煤的大量燃烧，使伦敦成为近代早期煤烟污染最严重的城市。煤烟不但腐蚀建筑物的外墙与内饰，荼毒市区的花草树木，而且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损害居民的身体健康。国王与贵族竭力保障其居住区域免受煤烟侵袭，却无法抵挡工场燃烧煤炭的潮流，不得不长期退居乡间躲避伦敦煤烟。中下层市民则去往近郊小屋、啤酒馆或市区公园，暂时远离煤烟。虽然人们感官上厌恶煤烟，但是煤炭对于国王来说关系到国家的富强，对于燃煤工场主而言是日益增长的财富，对于下层市民而言则是保障温饱的生活必需品，几乎人人离不开煤炭。囿于对煤烟的认知以及发展的需要，近代早期伦敦的烟患未得到及时的治理。然而，早期科学家致力于探究煤烟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替代燃料、建议搬迁燃煤工场、栽种花草树木以及改进火炉以缓解烟患，为后世节能减排与净化空气提供了一些基本思路。
一、近代早期伦敦烟患的严重性
在近代早期，伦敦因大量的煤炭消耗而成为世界上烟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木材原本是伦敦的手工作坊与居民生活的主要燃料来源，但16世纪初始，伦敦因周边地主纷纷砍伐森林代之以绿色牧场养羊，炼铁厂的熔炉吞噬着大量木炭，木材日渐短缺而价格暴涨。英格兰东北部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开采的煤从北部港口经过海路运输，迅速加入伦敦燃料市场的竞争行列。因这种煤是从海上运来的，人们习惯称之为“海煤”。纽卡斯尔的煤属于烟煤，含碳量较高而发热量比较大，燃烧时火焰长但会产生大量烟气。
海煤取得价格优势之后，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领域。1661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作家约翰·伊夫林在其经典著作《驱散烟气》中列举了几个燃煤较多的行业，但低估了居民日常排放的烟气对伦敦空气的影响。在漫长而寒冷的冬日里，英国人特殊的取暖习惯使他们的人均生活用煤量高于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他们对开放式的、让人感觉亲近的火焰情有独钟，希望吞吐着火舌的热辐射可以温暖整个房间的墙壁、家具及空气。这种取暖方式有别于其他地区人们的局部取暖，需要燃烧大量木材。海煤燃烧散发的烟气原本令人厌恶，但16世纪中期烟囱的普及使煤炭顺利取代木材成为家用取暖燃料。到17世纪上半叶，能源危机因煤的广泛使用而得以缓解，但随之而来的是日益严重的煤烟问题。
早在1620年，詹姆士一世看到“圣保罗大教堂的外墙因长期暴露于具有腐蚀性的煤烟之中而日渐失色，整座教堂几乎要成为废墟”，他痛心不已，下令重新整修圣保罗大教堂。除了众多高雅建筑物外墙受损，室内装饰也受到煤烟的腐蚀。1725年，一位法国大使提到，伦敦室内较少悬挂装饰物，因为担心它们会被煤烟损坏。此外，皮革、书籍等都容易因煤烟受损。煤烟不但腐蚀建筑物外墙及室内装饰，还不利于伦敦许多植物的生长。到17世纪末，伦敦的空气已经非常糟糕，导致多种植物很难在市区生长。
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因煤烟受到影响，甚至部分人的身体健康受到煤烟的威胁。1748年，瑞典博物学家佩尔·卡姆游览英国期间发现，在浓烟缭绕的城市里，人们很难保持服装的清洁。伦敦的女士们不得不在鞋上再套一双铸铁套鞋，以防裙裾被地上厚厚的灰尘和烟尘弄脏。卡姆试图从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俯瞰伦敦城，结果令他无比失望。另一位来自欧洲大陆的哲学家皮埃尔·让·格罗斯利对伦敦的煤烟更是感到震惊。
二、国王对煤烟的管制与妥协
对于笼罩伦敦的煤烟，近代早期英国历任国王都比较反感甚至极度厌恶。这主要源于对煤烟的认知。他们一方面觉得煤烟气味难闻，有损王室成员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担心其不利于塑造一个整洁、威严、体面的宫廷，有损王室颜面与威权。伊丽莎白一世与查理一世试图进行严格管制，但是查理二世及其后继者更倾向于躲避煤烟。看似这是王权日渐式微背景下国王的被动让步，其实国王是在主动默许海煤的燃烧。国王们意识到煤炭的燃烧在产生煤烟的同时，可以给王国带来巨大的利益。从纽卡斯尔到伦敦的煤炭贸易，逐渐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国王默许海煤的燃烧，还因为煤炭贸易为英国海上力量的壮大提供了后备力量。近代早期，英国对荷兰、法国的殖民战争持续时间长，需要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士兵补充到前线。海军士兵必须有强壮的体格和基本的作战技能，还要能尽快适应艰难的海上生活。运煤船上的水手长期奔波在东部沿海一带，被视作海军士兵的重要后备力量。在殖民战争期间，运载力强的运煤船还被征用作为战舰。因此，繁荣的海上煤炭贸易不仅关系到王国的富裕，还要为皇家海军提供水手和船只，关系到国家海上力量的强大。
近代早期英国国王虽然讨厌煤烟，但是无法拒绝煤炭贸易给王国带来的富裕和强大。自查理二世起，国王不再严格管制燃煤工场，而是长期退居郊区行宫远离煤烟。从国王对啤酒商的严格管制到退居乡间，一方面反映了王权日渐式微的政治现实，另一方面也是国王为确保繁荣的煤炭贸易而做出的主动选择。
三、伦敦居民对烟患的感知与逃离
由于燃煤工场主的极力反对以及国王的妥协，近代早期英国议会并未颁布专门管制煤烟的法令。在日益严重的烟患面前，伦敦居民可以依靠的唯有普通法。自亨利八世以来，普通法中规定所有导致伤害或引起不适的东西都可以视作“妨害”。妨害有两种类型，私人妨害与公共妨害。虽然在现代社会看来，煤烟属于公害，但在近代早期人们对过量排放煤烟的起诉中，强调最多的是烟气侵犯了其私人财产。拥有某地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即意味着同时拥有这块地产上健康的空气。若周围大量排放的煤烟飘进了院子，就是对私有财产的一种侵犯。这种诉讼理由得到了法官的支持。普通法及法官认定煤烟会侵害私有财产，但并没有认定它会损害人们的健康，而且在强调房屋应该拥有健康空气的同时，并未对“健康的空气”给出一个确定的标准。这就意味着在具体的诉讼中，无房产但饱受煤烟折磨的普通平民无法诉诸法庭，即使是有产者也难以胜诉。因此，人们在遭遇煤烟困扰时，更倾向于私下协商解决。
对于自己名下的地产，贵族一般通过租约限制租户燃烧海煤。在房东对租户的限制条款中，往往包括租户不得制造噪音、恶臭、煤烟等。房东明确表示不欢迎燃煤的工场主。正因为握有大量房产的贵族制定的租房限制，伦敦西区渐渐少见此类工场，成为一个相对洁净的区域。当然，贵族集中居住于西区也不能彻底阻断煤烟。随着越来越多的精英人士渴望居住到伦敦西区，西部边界不断向外扩张。由于建造新房需要烧制大量砖块，西区周边烟患再现，令居住在西区的贵族极为不满。因此，在夏秋季节，贵族一般会移居乡间庄园，一为避暑，二为避烟。贵族利用租约减少西区的煤烟污染，造成的后果是中下层市民集中居住的区域空气越来越糟糕。为躲避伦敦的煤烟，富裕的商人、律师、医生、工场主，技艺精湛的工匠等中间阶层纷纷在伦敦近郊兴建小屋。这些小屋一般离伦敦不远，可以乘坐马车或短途小船抵达。伦敦近郊沿泰晤士河而建的漂亮小屋更像是中层市民的周末度假处。
在贵族的话语系统里，中间阶层这种周末逃离伦敦去往近郊的风潮，是在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对新富起来的中间阶层而言，伦敦才是体现他们的价值和追逐更多财富的场所。工场主平日里在伦敦大量燃烧煤炭，却在周末想要逃避煤烟过上闲适的乡村生活，在常年悠闲的贵族看来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伦敦市区新增了一些向公众开放的广场和公园。新广场栽种的植物种类繁多，成为深受市民喜爱的休闲好去处。这些广场、公园以及伦敦周边的一些开放绿地，为下层市民提供了短暂远离煤烟享受片刻清新空气的场所。对于一部分下层市民而言，城市边缘的酒吧比公园或绿地更有吸引力。在夏日的夜晚，与三五好友去酒吧喝一扎啤酒，是逃离白天紧张的工作和难闻的烟气的最简单方式。
在对煤烟的认知上，伦敦居民最初的印象来自于感官，普遍觉得煤烟是一种气味难闻而让人讨厌的东西。但是，煤炭的燃烧对不同阶层居民带来的影响是有差异的。贵族认为周边燃煤工场侵犯了其私有财产，而中间阶层尤其是燃煤工场主财富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煤炭的燃烧，煤炭更是下层市民维持温饱的生活必需品。因此，人们应对煤烟的方式迥异。贵族阶层试图利用普通法保护自己在城市的地产不受煤烟侵害，并通过租约将多烟工场排挤出伦敦西区。中间阶层虽然也竭力摆脱煤烟，纷纷在近郊购置房屋以备周末呼吸新鲜空气，但在工作日还是会留在伦敦寻求财富。下层民众每天也在制造煤烟，但也会利用市区公园、绿地以及近郊的啤酒馆等场所逃避煤烟。
四、科学界对煤烟的探究及对策
面对伦敦如此严重的煤烟问题，早期科学家尤其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们，运用独特的专业理论与实践，从不同角度论证煤烟不利于人的身体健康，并探究缓解烟患的良方。皇家学会会员、自然哲学家肯内尔姆·迪格比爵士通过实验证明原子理论的真实性，并应用这一理论解释伦敦的煤烟。皇家学会会员、人口统计学鼻祖约翰·格朗特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证煤烟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伦敦的死亡率高于周边乡村，恶臭和煤烟是重要原因。1733年，学者约翰·阿布斯诺特以伦敦的低出生率印证了格朗特的观点。早期内科医生则依据其病患的经历，推断煤烟不利于健康。到18世纪中叶，大部分内科医生都相信煤烟对身体有害，健康的乡村空气将有利于治愈肺病和哮喘病患者。因此，在开医嘱时，除了配备一些常规药物之外，往往会增加一条：远离伦敦的煤烟，搬到近郊或更远的乡村去呼吸新鲜而自然的空气。
当然，此类关于“煤烟有害健康”的言论，遭到了不少质疑。在瘴气理论仍然盛行的近代早期，一些人不赞同迪格比爵士的煤烟原子中含有致病的盐这一说法。他们认为空气中致病物质是瘴气，瘴气的源头在于动植物的腐烂，甚至还有人的呼吸、流汗、排泄等。针对人口统计学家将伦敦相对高的死亡率与较低的出生率主要归因于煤烟这一观点，道德改革家托马斯·肖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要增加人口数量，提升道德水平是最基本最首要的任务。而内科医生指出城市煤烟有害健康，移居郊区或乡村有利于患者痊愈，这一观点也遭到一些人反驳。在人们对抗瘴气的斗争中，煤烟曾被认为是一种消毒剂，其中含有的碳与硫化物可以中和有毒的瘴气。16、17世纪瘟疫肆虐伦敦之时，官员还多次敦促居民燃烧煤炭产生煤烟为空气消毒。所以，虽然近代早期的科学家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煤烟有害健康，但是知识界并未就这一问题达成广泛的共识。
不过，坚信煤烟有害健康的科学家们在探究煤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试图用新发明减少煤烟的排放。1603年，英国的早期发明家休·普莱特痛陈烧煤对伦敦市区的植物、建筑物及市民造成了伤害。为了减少烟气的排放，他建议用低质量的煤炭和稀薄的黏土糊状物来制作煤球。伊夫林则提倡多使用木炭减少煤烟，或者是使用那种他曾于1656年在约瑟夫·温特爵士家中目睹的焦炭。除了寻找替代燃料，伊夫林就缓解煤烟还提出了两条建议：第一，将所有燃烧煤炭的工场迁移至伦敦城外；第二，在市区栽种芳香的鲜花植物。鉴于工场制造了大量的煤烟，伊夫林建议将工场迁移到泰晤士河下游离伦敦五六英里的地方，或者安置到泰晤士河拐弯处的舒特斯山的山脚下。遗憾的是，查理二世碍于迁移工场的巨大阻力和经济成本，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伊夫林并没有气馁，自1662年5月起担任改造城市街道的专员，部分实现了栽种芳香怡人的花草以改善伦敦空气的愿望。近代早期还有工程师致力于发明减少烟气排放的火炉。然而，时人似乎并没有改进火炉的紧迫感。无论探究煤烟与人类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还是寻找替代燃料、建议迁移燃煤工场、种植花草树木及改进火炉，都是早期科学界对伦敦烟患做出的积极反应。
工业革命之前煤烟对伦敦空气的污染、对建筑物的腐蚀、对植物的摧残、对人类健康的威胁等，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然而，烟患并没有在近代早期得到有效的遏制，反而愈演愈烈。直到1853年英国议会才通过《减轻伦敦烟气妨害法案》，要求工厂“尽可能充分燃烧火炉中的全部烟气”。1952年伦敦毒雾造成约6000人死亡之后，议会终于在1956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限制居民家居用煤。英国未能在近代早期及时治理煤烟带来的严重污染，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对于“煤烟有害身体健康”，人们并未达成共识；第二，在“谁制造了大量煤烟”这一问题上，也存在认识的局限性；第三，煤炭关系到国家的富强，国王不愿严格管制燃煤工场，近代早期议会也没有通过任何管制煤烟的法案。
虽然近代早期伦敦的烟患未得到有效治理，但是早期科学家对烟患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他们致力于探究煤烟与人类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试图寻找替代燃料、建议迁移燃煤工场、种植花草树木及改进火炉以缓解烟患，为后世节能减排与净化空气提供了一些基本思路。
文章摘自《学术研究》2020年第12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