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建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摘要：从1922年到1925年，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华盛顿体系如果不能及时履行对中国的修约承诺，势必招致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愤怒。由于法国这块“短板”，华盛顿体系列强的“大国协调”原则遭遇阻碍，最终错过了安抚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时机。这个机会反过来被苏联政府成功抓住。1924年苏联与北京政府建交，并在同年促成国共合作，为反帝运动奠定了组织准备。在五卅惨案基础上形成的上海反帝运动模式，依靠“情感力量”成功激起全国范围的反帝运动。反帝运动的“成功”秘诀，在于惨案本身蕴藏着巨大的政治动员潜力。
一、引言
“五四”之后，中国知识界呈现多种思潮相互竞争的整体格局，马列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多种思想竞相争鸣，其他思潮的存在自然会减弱马列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马列主义要超越狭隘的知识界，对社会大众产生影响，难乎其难。但是，1925年爆发的五卅惨案，却在很短时间内引发全国范围的反帝运动，而国共双方都通过此次反帝运动发展了自身的组织力量。一方是英美主导的缺乏凝聚力的华盛顿体系，一方是苏联积极的输出革命行动。面对中国日益危险的国内局势，在1922—1925年间，华盛顿体系列强与苏联都在试图把中国纳入他们所期望的轨道中。及至1925年，华盛顿体系与苏联的输出革命终于在中国发生了实质性对抗，那就是由五卅惨案引发的声势浩大的中国反帝运动。
二、华盛顿体系的帝国主义性质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
华盛顿体系的实质是英美日等列强以“国际协调”的方式，对西太平洋和中国问题的利益再分配。虽然列强所关注的重点是西太平洋的制海权问题，但中国问题影响到列强之间的合作关系。从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在华盛顿会议召开期间，与会各国代表在中国问题的谈判上花费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但是中国问题只有在影响到西太平洋和整个东亚地区发展的时候，才能引起列强的足够重视。然而，对中国来说，华盛顿体系却直接关乎中国的国家主权利益，中国各界对华盛顿会议的召开高度重视。故而，在参会的九国代表中，中国虽是最贫弱的国家，派出的代表团人数却名列第一。华盛顿会议所讨论的关于中日两国的山东问题悬案、关税自主问题、治外法权的废除问题等，无一不牵扯中国人日益敏感的民族主义神经。中国人当年对华盛顿会议的期待越高，后来所感到的失望就越大，其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越是亢奋。
虽然华盛顿体系本质上仍然是在维护列强在中国的条约特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日本的侵华行动。华盛顿体系试图继续维护列强在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特权，这一企图让关心国家主权利益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无法忍受。华盛顿体系虽然被有的学者称为“东亚新秩序”，但这个“新秩序”其实仍然包裹着旧的帝国主义条约特权；华盛顿体系之所以能被认为代表着东亚国际关系的“新格局”，是因为它不再坚持旧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军事同盟政策，而是要求相关列强保证不再进行“军事和政治扩张”，并“帮助”像中国这样的弱国“走上独立和正确的艰难道路”。华盛顿体系既体现了美国倡导的“自由国际主义”和“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国际合作原则”，也继续承认并维护列强与中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关系的有效性。这种“新旧杂糅”的国际关系决定了华盛顿体系列强在处理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必然是自相矛盾的，这就是华盛顿体系的局限性所在。
华盛顿体系让欧美列强和日本又回到了战前的东亚均衡状态，只是列强之间由一战之前的“双边结盟”变成了带有自由国际主义色彩的“多国合作”。一战破坏了战前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均衡”状态，日本在战争期间奉行政治、军事上的扩张主义，成为东亚地区的霸主。一战导致沙俄和德意志帝国的毁灭，破坏了中国的外部国际关系结构，致使列强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出现裂缝。俄国与德国皆因一战而脱离了与中国拥有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列强阵营。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依靠“最惠国待遇原则”，形成了一套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结成了“对华统一战线”，共同维护其在中国的条约特权。一战瓦解了旧的帝国主义阵营，让中国在战后成为国际联盟的一员，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在此过程中，中国正好从旧的“中华帝国”脱胎而出，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此时，中国的对外关系出现两种不同类型的模式：一个是与德、俄等国建立的新的“平等的国际关系”，一个是与华盛顿体系列强所继续保持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这两种同时存在的不同性质的国际关系，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使他们更加迫切地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优势，苏联对东亚地区的影响不容忽视。但是，华盛顿会议没有邀请苏俄参加，而是把苏俄排斥在外，原因是苏俄的输出革命政策让欧美列强感到恐惧。事实上，华盛顿体系流露出的对苏俄的敌意和歧视，早在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就已展露苗头。苏俄领导人或许正是预感到此，因而尤其重视在东亚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开展民族革命和反帝运动的战略意义。
美国之所以推动创建华盛顿体系，首要目的就是遏制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扩张，却忽略了苏俄政府对华盛顿体系的潜在威胁，可谓顾此失彼。通过与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合作政策，日本政府放弃战时的政治军事扩张政策，实质仍然是“在旧外交的框架内恢复战前的平衡”。华盛顿体系的创建，只是顺应了国际关系演变的自然规律。在破坏性的一战之后，战胜国列强自然需要建立一个适应所谓“和平与发展”需要的世界新秩序。华盛顿体系因此应运而生，却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冲突以及与中国的民族矛盾。
华盛顿体系其实是欧美列强与东亚强国日本之间达成的一个松散的国际联合体，缺陷是凝聚力不足。美国虽然把日本纳入了华盛顿体系，但并没有消除美日两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冲突的根源。在华盛顿体系的合作框架内，美日两国的关系不过是“貌合神离”，显著影响华盛顿体系的有效运作。平心而论，华盛顿体系还是让日本获得了更有利的国际地位。对美国而言，只是换来了日本不可能对其太平洋海军发动“跨洋攻势”的保证而已。
华盛顿体系开启了日本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经济外交”的新时代，只是很快他们就失望了。中国市场反而加剧了日本与英美的商业竞争，特别是英日竞争更加激烈。北京政府是华盛顿体系列强所承认的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但北方军阀的混战以及由此造成的政局动荡，严重损害北京政府的威信。
北京政府是华盛顿体系在中国的支柱。如果北京政府垮台，华盛顿体系将面临重大危机。如果华盛顿体系不能落实，迟早会激发中国人的民族抗议运动，列强在中国的条约利益将遭遇巨大挑战。1922年华盛顿会议刚结束，共产国际就对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发布指示，立即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至少到1923年，美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苏联向东亚地区输出革命可能造成的威胁。要消弭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落实华盛顿体系。与此同时，苏联则对中国采取灵活的双重外交：一方面争取与北京政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一方面通过暗中支持共产党和国民党来组织群众，发起政治运动。
三、苏联的“新外交”与中国反帝运动的组织动员
苏联对华“新外交”的开展是苏联革命理想主义和国际现实主义双重考虑的结果。“新外交”的开展，主要由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和共产国际负责，前者代表苏联的国家利益，后者服务于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理想，但其实质都接受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一方面，苏联主动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权益，与北京政府建交，这样可以破坏华盛顿体系在东亚地区对苏联的外交孤立状态。另一方面，苏联“新外交”的实施，也是列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想的产物。苏联对华“新外交”的开展，就是要帮助中国推翻华盛顿体系。
苏联对华“新外交”开展的特点是双管齐下，带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混合色彩。如果说华盛顿体系“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那么苏联则在华盛顿体系之外以输出革命的方式，依靠共产国际在中国成功地发展了革命盟友，也就是列宁制定的在“东方国家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同盟”的战略计划。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苏联在中国发动群众运动的有力工具，而新成立的共产党则可以借助国民党的现有组织优势进一步发展壮大。“国民革命”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是一项爱国主义事业。苏联为中国的反帝运动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经验”，由此把分散的民众力量“凝聚起来”，使日本和欧美“帝国主义”列强感到害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作为华盛顿体系的主要维护者，此时对中国的教育、学术事业的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巨大影响，但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教育模式间接地助长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美国在中国开办的各种教会大学，培养了一批不受政府控制的年轻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是“少年中国”的生力军。美国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大量存在，被共产国际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国共两党积极在中国学校系统寻找潜在的革命同志，发起了“非基督教运动”，部分唤起了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苏联革命的成功模式，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即使对蒋介石这样的职业军人也有很大的感召力。
苏联对华“新外交”虽然在中国北方和南方都获得了一定成功，但是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和共产国际在组织、观念与目标等方面都存在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苏联的推动下，1924年达成的国共合作仍为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的兴起做好了必不可少的组织动员的准备工作。
四、五卅惨案与反帝运动的“上海模式”
五卅惨案以及随后发生的反帝运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中国与列强因不平等条约关系造成的长期矛盾累积的结果。五卅惨案促使反帝运动在全国范围的开展，上海的“反帝运动模式”在此过程中向全国推广。
上海爆发的反帝运动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效法的榜样，主要源于上海是全国的新闻舆论中心。上海不仅有发达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中文报刊，而且有为数众多的富有国际影响力的外文报刊，这些“条约口岸”媒体是沟通中国与世界的“信息纽带”，可以第一时间将中国的反帝运动消息传播到世界各国。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此次反帝运动中提出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其实是一个在不久前还鲜为人知的抽象政治术语，对普通大众而言更是难解其意。要把“反对帝国主义”从抽象的政治口号转变成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行动标语”，就必须经过城市主流媒体的广泛宣传。在当时的中国，只有上海这样的新闻舆论中心才能够承担这种富有挑战性的宣传任务。“反对帝国主义”的大众宣传不是简单的说教，需要有具体生动的实例才能让普通中国人“感同身受”。在这方面，上海拥有得天独厚的反帝宣传资源。作为口岸城市，上海是华盛顿体系列强在中国势力的大本营。列强的海军舰队在黄浦江自由巡逻，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的高楼大厦，处处彰显着帝国主义的势力存在。最重要的是，公共租界的巡捕在5月30日开枪射杀了中国人的生命，这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最好证明。五卅惨案既提供了反帝宣传的有力素材，也让后世学者思考“上海模式”何以引领全国反帝运动的潮流。第一，欧美列强和日本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结束之后，因其内部涣散而没有及时满足中国的修约要求，致使中国人将“八十多年来所遭受的不平等条约的压迫”都迁怒在华盛顿体系列强身上。第二，国共两党的组织力量在五卅反帝运动中发挥了“最大的原动力”作用。这里的“原动力”，更准确的含义应是“推波助澜”，因其组织力量有限。
五卅惨案成功地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反帝运动，其中在英国势力盘踞的几个重要口岸城市如上海、武汉和广州最为激烈。此次反帝运动的兴起，如果说完全归功于共产国际和国共两党的组织动员，也有过分夸大的嫌疑。自五四运动以来，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发展起来的为数众多的民众团体在反帝运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总的来说，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为全国反帝运动确立了一个“样板”。简单地说，反帝运动的“上海模式”之所以成功，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就是“惨案事件的广泛宣传＋国共领导的组织动员＝反帝运动”。其中，惨案所激起的民族仇恨，是反帝运动得以成功的情感内核，容易引起全国的情感共鸣。即使北方军阀也要顺应潮流，表现出“爱国”姿态。五卅运动以后，反帝运动的“上海模式”在广州、武汉、厦门等“条约口岸”城市不断地复制、推广。而由口岸城市带动更多的内地城市参与反帝运动，还得益于一个全国性的城市通信网络的支撑。城市里丰富的社会系统如各级学校、社团、商业系统等进一步发挥支持作用。随着近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报纸的广泛发行，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受众更多。五卅惨案虽然发生在上海，却引起了全国范围的民族抗议运动。如果没有电报和报纸等现代媒介的及时传播，想必也难以实现。
五卅运动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也令华盛顿体系列强开始改变对华政策，成为华盛顿体系走向崩溃的转折点。
五卅惨案之后，像上海这样原来相对平衡的“文化生态”已经被打破。上海成为马列主义政党从事革命活动的天堂，而原来在这里保存优势文化地位的江苏省教育会却失去了往昔的风采，被扣上一顶沉重的反对革命的“学阀”帽子。即使在通商口岸的工人中间，由于马列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冲突，也造成工人阶级的分化。尽管口岸城市的文化思想冲突很厉害，乃至造成中国城市团体的严重分化和对立，但是各界人士面对华盛顿体系列强屠杀中国人的“惨案”，能够及时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帝国主义。看来，反帝运动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惨案”恶化了延续80余年的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点燃了中国人长期压抑的仇恨之火。正是这种朴素的民族情感、自尊心，把一个分裂而涣散的中国在“精神上”统一了起来。所以，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中国地无论南北、人不分老幼，各个党派团体虽然立场不同，却能达成最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中国人的民族情感暂时弥合了阶级、党派、地域之间的界限。
文章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6期，原文约2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