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鸿，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近代博物学的兴起改变了西方人看待自然的方式，物种知识的产生和流行亦在商业、生态和政治文化方面引发跨国连锁反应。大熊猫作为博物学兴起后被重新“建构”的新物种，逐渐受到西方国家普遍关注，博物学机构的展览需求也为大熊猫的商品化拉开帷幕。当大规模的猎捕活动给大熊猫种群造成冲击，国民政府将管理重心由管控外国人转向保护物种，外人在华猎捕大熊猫成为非法行为。商业渠道中断后，欧美动物园为了得到大熊猫，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赠送请求，国民政府认识到大熊猫有特殊作用，“熊猫外交”遂开始出现。有管控的物种交流也为大熊猫物种的保护提供条件。从博物学知识的全球流行开始，中国的野生动物也开始为世人所熟悉，并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使者”。
一、近代博物学、全球贸易与中国大熊猫走向世界
近代世界是知识急剧转型的时代，也是商品急速流通的时代，两者亦存在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近代博物学的兴起和全球贸易的发展正是这种联系的集中体现，它们也是中国大熊猫走向世界的重要背景。
在大熊猫走向世界过程中，近代博物学为西方人发现和认识大熊猫奠定知识基础。博物学这门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学问经过长时期的沉寂，在16世纪中期全面复兴并不断发展壮大。分类、描述和命名成为其主要内容。博物学的复兴改变了西方人看待自然的方式。已有研究表明，近代早期的博物学家多从人类利用的层面出发，而不是根据动植物的内在特征进行分类。不过，随着博物学的发展，这种功利主义取向的分类方法逐渐被独立、客观和不以人类为中心的新分类体系所取代。其中，瑞典博物学家林奈确立的以植物性器官识别植物的分类体系被博物学界广泛采用。近代博物学的另一转变表现在由注重古代文献到重视田野考察。瑞士地质学家、动物学家阿加西的口头禅即是博物学转型后的具体体现。伴随着殖民扩张的推进，博物学在空间上得到拓展。经过近代博物学洗礼的法国传教士谭卫道进入四川穆坪（今宝兴县）后当即察觉到大熊猫的科学价值，因为这种动物在博物学上从没被记录和描述过。
中国虽有发达的博物传统，但在本土知识谱系中大熊猫并未优先被近代国人认知，这主要与中西方的博物传统存在本质差异有关。当西方博物学向近代科学方向发展时，中国博物学的运用仍停留在利用层面观察本土动植物。大熊猫在当地农民眼中同样无甚价值，德国人种学家、探险家施特茨纳在汶川的经历为我们了解农民的观念提供了可能。1914年施特茨纳为了养活买到的大熊猫幼崽，想在当地找人做保姆，但他发现当地人很难理解为何西方人会对一只“笨熊”如此大惊小怪。大熊猫之所以会成为本土文化中的怪物，正与中国博物传统中的功利主义有关，因为其不具有经济价值。大熊猫的皮不值钱、肉不可食，这是当地人对其不感兴趣的主要原因。到访过川西地区的很多外国人都留有这方面的记载。显然，大熊猫的现代意义难以通过本土知识加以赋予。当然，西方博物学知识仅是其被博物学界认识的条件之一，大熊猫能够在博物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还因为它在分类上具有不确定性，并引发争论。
博物学在18、19世纪蓬勃发展直接催生了自然博物馆和动物园这两个现代机构。至1900年，英、美、法、德四国共建成自然博物馆950座，动物园也成为欧美国家大城市的“标准景点”。
自然博物馆希望得到完整的大熊猫标本，主要用于分类研究和展览两个层面。由于大熊猫在分类上具有不确定性，自然博物馆急需得到完整的标本，以便澄清科学上的谜团。就展览而言，博物馆的藏品最初主要供专业博物学家研究之用，但随着公众的博物学热情日渐高涨，向公众开放、同时实现教育目的亦成为博物馆的重要功能之一。此外，展出稀有物种的标本也成为标榜权力的表达。亦即是说，展出大熊猫这种世界稀有动物的标本可以成为自身实力的象征。因此，当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博物馆成为首个拥有完整大熊猫标本的博物馆后，哺乳动物部主任奥斯古德急于向外界证明他们在博物学界的地位。
同自然博物馆一样，近代动物园的创建也旨在推进博物学的发展，差别仅仅在于动物园研究和展出的是活动物。随着大众科学的日渐普及，从19世纪中期开始，理性娱乐、教育和保育逐渐成为近代动物园的主要发展方向。大卫·米切尔担任伦敦动物学会秘书之后对伦敦动物园进行的改革是这种转变的起点。关于欧美动物园发展史的研究表明，伦敦动物园的改革，不仅对英国本土动物园转变经营方式起到示范作用，还对其他国家动物园的经营理念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何稀有的大熊猫会成为欧美动物园普遍搜求的对象。
当然，博物学机构能否顺利展出标本或活动物还有赖探险家来华考察和收购动物。英国学者亨利·尼科尔斯认为博物学机构之间为了竞争，主动组织探险队赴华猎捕大熊猫。事实上，来华的探险队是由各大博物学机构赞助。20世纪初的探险活动，通常由博物馆赞助经费和设备，探险家狩猎的标本则归博物馆所有。美国探险家罗斯福兄弟1929年与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合作正是采取这种方式。罗斯福兄弟成功狩猎大熊猫的事件，引发更大规模的外国人赴川西狩猎稀有动物和收集动物区系资料。
除赞助外，博物学机构也购买标本或活动物，这也为那些未能得到赞助或者解除合约后的探险家出售大熊猫提供条件。另外，售卖活动也可能在科技合作名义下进行。大熊猫在芝加哥引发观赏热潮，这让纽约动物学会坚定了投资大熊猫的信心，当时史密斯有几只大熊猫待售，但因价格问题交易最终没能达成。纽约动物学会遂将目光投向华西协合大学。此时的纽约动物学会理事塞奇向华西协合大学提议，由纽约大学向华西协合大学提供教学材料和科研器材，后者帮助采集川西地区的动物标本。该协议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大熊猫。
总之，近代博物学的兴起和全球贸易的发展为中国大熊猫走向世界创造条件。博物学首先在知识层面奠定基础，物种知识的传播以及分类问题上的争论使大熊猫进一步成为博物学界关注的焦点。博物学机构为大熊猫进入西方社会提供制度平台，他们的展览需求也为大熊猫的商品化拉开帷幕。20世纪30年代是外国人来华运出大熊猫标本和活体大熊猫数量最多的时期。这一结果的产生，除科学和商业因素之外，亦与当时中国政府的管理有关。
二、从管控来华外国人到保护大熊猫
南京国民政府从1929年起就已开始对外国人来华采集标本进行严格管理。最初，管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权益和管控采集标本的外国人，到1939年保护物种成为他们的主要关切点。
20世纪30年代来华采集标本的外国人具有一些有利的外在条件。具体到猎捕和运输大熊猫来说，九一八事变后西南地区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内河航运条件亦随之改善，外国人可以乘船直抵大熊猫产区附近。到了30年代后期，外国人还可通过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运输大熊猫。华西协合大学作为大熊猫的暂养基地，成为运输的中转站。随着国民政府经营西南力度增强，外国人在该区域考察时的安全也得到保障。应该说，外国人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集中运出大熊猫离不开这些条件。不过在有利条件的背后，他们也受到比前人更为严格的管控。
1929年筹备、1930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下文简称“自然博物馆”）是外国人来华采集动植物标本的主管机构。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央研究院对外国人来华采集标本有着严格管理，不过管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管控采集标本的外国人和维护国家权益，而保护物种最初未成为他们的管理重点。不论是管理政策的制定还是管理条例的运行都能清楚反映这一点。第一，鉴于外国人来华采集标本事先不经中国政府同意，并将有学术价值的标本悉数运出中国，中国政府认为外国人的这种行为有损国家权益。为了审核外国人来华考察的资格，并提留有学术价值的标本，南京国民政府规定外国人来华采集标本必须先与中央研究院接洽，并签订“限制条件”。第二，在与外国人签订的“限制条件”中，中央研究院并未对外国人所采标本的种类和数量加以限制，他们关心的是，外国人的采集活动是否在中国政府监视下进行，标本运出中国之前是否经主管部门审查和提留。中央研究院没有限制大熊猫等标本的出口也有更加现实的考虑，他们希望通过外国人的资源来为本国获取有学术价值的标本。外国人与中央研究院签订的“限制条件”也就成为一种合作协议，这在提留标本的规定上体现得尤其明显。除通过外国人获得本国的稀有动物标本之外，中央研究院也希望能从国外换回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标本，外国人申请运出大熊猫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可见，中央研究院最初的管理重视对外国人的限制和对国家权益的维护。这也为身份不合法的探险家冒名申请大熊猫出口许可证提供了机会。美国探险家史密斯的行为十分典型。
西方学术界关于大英帝国狩猎史的研究表明，探险家和动物商在非洲、南亚等地活动，造成当地部分稀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急剧减少。其实，动物商品化同样给中国的稀有野生动物种群造成冲击，而大熊猫则首当其冲。
1929年之前虽然有个别传教士、外交官和探险家购买大熊猫皮，但由于是偶发现象，当地未出现商业狩猎。不过罗斯福兄弟1929年入川之后，这种情况逐渐发生改变。罗斯福兄弟当年为了买到大熊猫皮，开价50元（墨西哥银元）购买一张熊猫皮，致使稍后进入四川穆坪，为美国史密森尼学会采集标本的葛维汉只能低价买到残次品。也就是说，外国人通过提高收购价格促成了大熊猫标本的商品化。这种模式亦适用于活体大熊猫的商品化过程。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标本已不具有吸引力。这一转变的出现，不只是因为市场供应量增加，探险家的兴趣转移亦是重要原因。所以当市场需求转向活熊猫后，很多大熊猫被运到成都。大量的熊猫现身成都，给一些西方人造成大熊猫并不稀有的印象。
按照生态学原理的普遍解释，猎捕量急剧增加必然导致种群数量减少。当时，一些区域的大熊猫甚至出现绝迹。汶川县草坡乡是外国人猎捕和收购大熊猫的首选地，1938年春再次赴该地为哈克内斯购买大熊猫的美籍华裔探险家杨帝霖告诉雇主，瓦寺的两条深沟中曾有很多大熊猫，“现在已被猎捕殆尽”。其实史密斯对此亦有同感，不过他并不愿意承认这与自己的商业活动有关。反映出他们的商业活动确已造成种群破坏，其实这也符合当代动物学家在草坡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四川、西康两省的熊猫被大量猎捕，不仅引起生活在上海的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的高度关注，亦引起当地政府官员对大熊猫生存的焦虑。这也成为国民政府最终出台大熊猫保护政策的背景。
1938年11月和1939年3月，西康省政府的前身西康建省委员会和四川省政府分别发布命令，要求各县禁猎和保护大熊猫。这两份禁令并非针对当地农民的一般性狩猎，地方政府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制止外国人来华诱捕大熊猫。其一，地方政府认为当地猎捕行为的产生是外国人诱捕造成的。大熊猫的数量本就稀少，如不加以限制，将有灭种之虞。四川省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谢培筠认为届时将成为学术上的重大损失。其二，地方政府并未打算制订当地人应该如何保护大熊猫的具体措施。伦敦动物学会秘书、英国进化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得知中国政府开始保护大熊猫后，致函中国外交部询问保护大熊猫的具体措施及其成效。谢培筠在外交部多次催问下并未作出答复。
地方政府禁止外国人猎捕大熊猫的建议引起了国民政府有关各部的高度重视。当外交部征询中央研究院意见时，动植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同意四川省政府的意见，认为确有查禁的必要。1939年4月22日，外交部以“节略”形式向各国驻华使馆转达了中央研究院的意见，并要求通知其国民，“禁止采捕，以资保护”。由于一些大熊猫在禁令公布前被捕捉，中央研究院仍准其出口。财政部鉴于禁猎政策公布后仍有人向海关报运出口，认为只有在海关方面厉行禁止出口才能有效保护大熊猫。于是，9月18日财政部向有关部门指出，为了保存大熊猫等“奇禽异兽”，严禁带毛禽皮，带毛或去毛各种野禽兽以及活野禽兽出口，并强调“无论何人报运及作何用途，一概不准放行”。30日，内政部将这项新规定通令全国，要求各地严厉查禁。
相应地，中央研究院也加强了对大熊猫的出口管理。中央研究院拒绝赠送悉尼动物园大熊猫是管理加强后的典型案例。此时的中央研究院已意识到外国人猎捕活动带来的深刻变化，即大熊猫种群数量的锐减和国际市场的巨大需求。
大熊猫作为博物学兴起后被重新定义和“建构”的新物种，逐渐受到欧美国家的关注和偏爱。回顾20世纪30年代的大熊猫出口之路，一系列的探险和猎捕活动促进了大熊猫的全球贸易兴起。在大规模的猎捕活动冲击大熊猫种群后，中国政府开始将管理重心由“外人”转向“物种”。四川、西康地方政府率先动议，推动外交部、财政部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外国人在华猎捕大熊猫。作为外国人来华采集标本主管机构的中央研究院，也按照政府的禁令顺势改变管理理念。在一系列的政策规范之后，欧美动物园获得大熊猫的方式转变为由中国政府赠送。
三、欧美的观赏需求与“熊猫外交”的形成
从1941年开始，国外主要通过中国政府赠送获得大熊猫。政府对外赠送动物并非近代出现的新事物，与古代象征皇权的赠送行为不同的是，近代的赠送活动更多是国家间友好关系的象征。不过与当代中国对外赠送大熊猫不同，国民政府赠送的主体并非政府组织，而是民间机构。
欧美的“熊猫热”无疑是“熊猫外交”得以展开的前提。1936—1938年，露丝·哈克内斯和美国探险家史密斯在华捕捉到大熊猫的事件是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媒体大肆炒作，动物园是直接受益者。当大熊猫入住动物园后，游客们纷纷涌入动物园。据称，1937年大熊猫“苏琳”在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展出的第一天就吸引了53000多人来参观，以至园方不到一周时间就赚回了购买“苏琳”的费用。大熊猫在美国的其他城市同样受欢迎。同美国的情况一样，大熊猫进入伦敦动物园之后也引发了当地市民的观赏热潮。
通过詹姆斯·费希尔的研究可知，20世纪上半叶欧美动物园主要是依靠国际贸易获得异域动物，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在非洲的建立也未能阻止动物商在保护区内购买动物。1939年大熊猫保护政策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脱离国际动物贸易市场，但欧美国家的“熊猫热”却未因商业渠道的中断而消退。如果大熊猫病死，势必产生新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赠送请求就成为欧美动物园的一项主要考虑。
20世纪40年代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牵头主持的大熊猫赠送活动共有三次，这三次赠送活动的出现都有一个相同的背景，即欧美动物园首先向中国政府提出赠送请求。第一，1941年对美赠送大熊猫的成功实践，缘于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通过“美国援华联合会”提出申请后，国民政府做出的积极回应。1941年对美赠送大熊猫通常被视为开启“熊猫外交”的标志性事件。第二，与对美赠送大熊猫的情况一样，国民政府1946年对英赠送大熊猫，也是动物园提出赠送请求之后做出的决定。第三，1946年对美赠送大熊猫，同样不是国民政府主动提议，而是在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提出申请后做出的变通决定。
其实，“二战”结束后的大熊猫赠送计划也是在动物园提出赠送请求后做出的选择性安排。战事结束不久，圣迭戈动物学会、圣路易斯动物园、好莱坞坎顶基金保管委员会也相继提出申请。以圣迭戈动物学会为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圣迭戈动物学会秘书卞启莱致函华西协合大学葛维汉，请后者帮助获得一对大熊猫，战事随即爆发，此事就此搁置。战争结束后卞启莱旧事重提，葛维汉了解情况后答复称，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为了发展教育，决定出口大熊猫必须交换相应的奖学金名额，且每年出口的大熊猫不得超过2只。由于1946年已决定出口2只大熊猫，葛维汉认为圣迭戈动物学会只有等到来年才有希望获得大熊猫。葛维汉同时提到，用提供奖学金的方式获得大熊猫必须先向国民政府提出申请，得到行政院批准后再由四川方面具体落实。鉴于此，卞启莱认为最好由美国驻华大使馆与中国政府接洽。1946年1月17日，卞启莱致函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请美国驻华大使馆帮助获得一对大熊猫，并请驻华大使馆询问装运出口大熊猫需适应何种条款，卞启莱向贝尔纳斯表示，圣迭戈动物学会准备接受四川省政府提出的关于奖学金名额的“所有条款”。不过，此时中国对大熊猫出口已有更为严格的管控。当外交部征询有关部门意见时，农林部表示同意，行政院和中央研究院则表示反对。欧美动物园能否在间隔五年期内得到提前赠送，则要看他们的申请在国际宣传方面是否对国民政府具有吸引力。密尔沃基华盛顿公园动物学会能够获得例外，正是由于该学会忖度到了中国政府官员的心理。
在抗战时期，基于国际宣传的考虑，中国政府乐于从事这种赠送活动。但在赠送请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战争结束后的中国政府亦开始发生态度转变。就这种非持续且现实的政治考量而论，“熊猫外交”的形成并非国民政府主动的、有计划的外交战略，而是一种顺带产生的政治安排。
很显然，大熊猫走向世界是博物学、全球贸易和政治文化相互关联，各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整体而言，19世纪的博物学不但位属普遍流行的大众科学，还与殖民扩张、全球贸易紧密关联。已有研究表明，英、法等国政府对博物学家海外探险活动的支持，与他们希图发掘殖民地经济潜力的考量有关。在这个意义上，博物学家的科考记录即是资源调查清单，博物标本亦即资源样本。随着旅行书写的大量印刷出版，物种知识得到传播普及，这也成为探险家能够迅速定位大熊猫这种商品的有利条件。大熊猫的故事当然不是特例，中国的金丝猴、羚牛、白唇鹿、麋鹿、普氏野马等动物走向世界亦复如此。非洲、南亚等地的类人猿、羚羊等动物被世人认知，同样可以作如是观。
博物学与殖民扩张的结合并非博物学实践的全部内容。随着“人文博物”传统的不断发展壮大，“保护”“保育”话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形成。20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这套话语，欧美动物园的赠送请求虽然让中国政府认识到大熊猫具有特殊作用，但保护物种依然是首要的考量因素，这在二战结束后的大熊猫赠送计划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中央政府有管控的出口珍稀动物不失为一种进步，在保护本国珍稀动物的前提下，不仅可以适当满足国际间的动物需求，还可以促进国际间的科研合作。同时，对于国民政府来说，通过赠送大熊猫还可促进邦交，传达中国的价值观念。因此，通过外交方式实现物种交流使中外双方找到了互惠的平台，到20世纪中后期这也成为一项国际通用的惯例。
文章摘自《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1期，原文约2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