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吟婷，法国巴黎—萨克雷高等师范学校。
摘要：1941年底，由于法属印度支那的局势日趋紧张，“自由法国”运动领袖戴高乐派代表与国民政府接洽，试图得到中方的正式承认，以便双方在印支共同抗日。1942年初，自由法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正式成立，成为双方获取印支军事情报的重要渠道。然而，两国的军情合作矛盾重重，1944年秋，合作近乎搁浅。自由法国内部派系斗争的消极影响、法方对中国是否会侵占印支的疑虑，以及双方迟迟未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因素都阻碍了中法军情合作。
二战爆发初期，中、法两国无暇相顾，然而，随着日军在东南亚地区的不断扩张，法属印度支那逐渐受到中法双方的共同关注。1940年6月法国在欧洲战场战败，陆军元帅贝当组建维希政府，于6月22日同德国签订停战协议。当时还是准将军衔的戴高乐在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支持下，在对德停战协议签订前只身前往伦敦，并于6月18日通过英国BBC广播电台发表《告法国人民书》，号召世界各地的法国人继续抵抗德军侵略，宣告自由法国成立，伦敦随之成为法国海外抵抗力量的重要基地。
一、自由法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成立
戴高乐发表《告法国人民书》后，中国、印支、新加坡等地的法国侨胞纷纷响应号召。同年11月，戴高乐任命德朔姆佩雷为自由法国驻新加坡代表，与当地英国政府合作，为自由法国宣传。1941年2月，巴龙接替德朔姆佩雷，成为自由法国在远东地区最高负责人。同年3月，戴高乐开始筹划派遣外交事务负责人爱斯嘉拉前往重庆，希望同国民政府建立官方联系，为日后与中国合作、共同抵抗日本对印支的侵略奠定基础。爱斯嘉拉是法学专家，曾先后在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担任顾问，有20年在华工作经验，在国民政府内部拥有一定人脉，对远东问题非常熟悉。因此，戴高乐对他此次出访寄予厚望。1941年9月11日，爱斯嘉拉接到正式任命，其任务主要是向中国转达自由法国对中日战争与远东问题的态度与立场，尽力得到蒋介石对自由法国的支持。为赢得国民政府的好感，戴高乐要求爱斯嘉拉向中方明确表示，战后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将以英美为范本，与中国协商废除法国在华治外法权以及修订不平等条约的相关问题。
1941年12月5日，爱斯嘉拉抵达重庆，与孔祥熙以及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等政府要员会谈。1942年1月21日，蒋介石接见爱斯嘉拉，双方围绕军情合作问题展开讨论。实际上，在这次会谈中爱斯嘉拉对当时自由法国情报网的介绍有所夸大。爱斯嘉拉此次访华标志着双方军情合作的开始。1942年1月2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与爱斯嘉拉秘密换文，承认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为代表“自由法国”运动的政治团体，允许对方派代表团驻扎重庆，主要负责与国民政府交涉外交事务。此外，为搜集日军在印支的军事情报，自由法国专门成立驻华军事代表团，与中方展开军情合作。军事代表团与负责外交事务的代表团相互独立，与总参谋部直接联系，负责同中国军事部门及外国驻华军事代表协商关于印支的军事问题。同年2月，戴高乐已初步拟定驻华军事代表团人员名单，团长为空军少校德拉瓦尔德纳，时任法国远东情报局局长的陶天芝也在名单之内。5月，实际约有15名成员抵达重庆，其中大多数人曾在新加坡、缅甸等地服役，对远东局势较为熟悉。由于德拉瓦尔德纳迟至7月仍未抵渝，因此，陶天芝成为军事代表团第一任团长。
尽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翌日，戴高乐即对日宣战，但鉴于戴高乐政权尚未得到盟国承认，考虑到国民政府与维希政府的外交关系，蒋介石对自由法国持谨慎态度，极力避免正式承认后者的外交地位。但是，中方可以通过自由法国情报人员及时了解日军在西南边境的行动，这是蒋介石积极安排戴笠与之展开军情合作的原因。同时，自由法国亦可凭借中方在边境地区提供的便利，潜入印支与当地抵抗组织建立联络。对自由法国而言，由于政治地位尚未得到中方正式承认，与国民政府在政治外交事务方面互动较少，因而军情合作是戴高乐与国民政府交往的重要纽带。
二、自由法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主要活动
自由法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组建其核心部门，即法国远东情报局。按照陶天芝的计划，情报局以中国在印支边境的云南、广西地区为活动中心，在当地设立联络电台。因此该计划能否实行，与爱斯嘉拉在重庆的会谈结果息息相关。1942年1月18日陶天芝抵渝，经与爱斯嘉拉协商，决定将远东情报局总联络站设在重庆。此外，陶天芝在桂林、广州湾、龙州、谅山、高平、河口、老街等地组建边境联络站，并在南宁和昆明设立中间联络处，便于总联络站与边境联络站之间传递信息。5月，陶天芝完成情报局的组建工作。在情报局的组建过程中，国民政府向法方提供了必要的物资援助。
军事代表团的另一项任务是与印支的法国抵抗组织取得联络。随着日本对印支的军事威胁不断升级，当地部分法国军人开始组建抵抗组织，其下属的情报网有印支南部的“格拉耶情报网”与北部的“莫潘—勒万情报网”。为避免日军与维希政府的打压，它们分别以“军事档案局”和“军事统计局”的名称为掩护。自1942年年初，军事代表团通过军统方面的帮助或自行联络，与抵抗组织进行了接触，不过双方缺少稳定、明确的联络机制。但在中方帮助下，远东情报局通过在边境地区设立联络站，为自由法国与印支法国抵抗组织建立稳定的联络网奠定了基础。1942年12月底，“莫潘—勒万情报网”的一位成员拉阿勒中尉与军事代表团的埃贝尔少尉在中国境内的联络站偶遇，二人进行了洽谈。该情报网领导勒万得知此事后，立刻令其下属迪佩龙尽快安排与军事代表团联络。几天后，迪佩龙与军事代表团的艾贝勒在边境会晤，交给后者一份关于印支局势的详细报告。同时，艾贝勒也交给迪佩龙一份搜集情报计划书以及关于中国和北非局势的报告。经过这次接触，勒万坚信印支法国抵抗组织只有与自由法国联合行动，才能捍卫法国在印支的利益。
1942年11月英美在北非登陆成功后，自由法国将总参谋部迁至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1943年3月，勒万派驻扎在印支谅山的炮兵米隆上尉前往北非，与总参谋部取得联系。6月9日，米隆在阿尔及尔见到转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的卡特鲁，向后者介绍印支局势，同时表达了殖民地与总参谋部建立联系的必要性。此外，米隆还见到了总参谋部的比约特上校和茹斯上校，他们请米隆转告印支抵抗组织，在继续搜集军事情报的同时，需要与军事代表团保持密切联络。米隆当即前往开罗，与远东情报局新任局长安勃朗商谈合作事宜。8月，米隆圆满完成任务返回印支，印支抵抗组织与军事代表团在河内与昆明之间建立起无线电通信联络点，双方正式建立联系。印支方面负责搜集当地日军情报，通过边境联络站将信息传递给重庆的军事代表团，再由后者向总参谋部汇报，同时将情报告知盟国。这当中，印支情报网仅负责信息搜集工作，而如何分析、利用情报则由总参谋部与盟国情报机构负责。军事代表团作为连接总参谋部与印支殖民地的桥梁，对戴高乐及时了解印支局势、与盟国分享军事情报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军事代表团密切关注中日战争形势，尤其重视中日双方在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的军队部署情况，并定期向戴高乐汇报。换言之，军事代表团不仅搜集日军在印支的军事情报，也时刻关注中方军队在边境的动态。虽然国民政府一再表示对印支完全没有企图，但戴高乐始终怀疑中国对印支抱有野心。因此，观察中方在西南边境的驻军情况，从而判断国民政府是否有意率先进入印支也是军事代表团的任务之一。自由法国对国民政府缺乏信任也为日后双方军情合作出现危机埋下了伏笔。军事代表团在昆明与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司令陈纳德以及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也保持联系。但双方很难展开进一步合作。
总之，自从爱斯嘉拉与国民党达成秘密协议之日起，军事代表团以重庆为总部在中国西南地区稳步发展，不仅完成法国远东情报局的组建工作，还与印支抵抗组织建立了联系。在此过程中，戴笠曾先后安排军统骨干魏大铭与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董显光与军事代表团接洽，协助后者组建电台，提供必要通信设备。此外，军统也会协助军事代表团对情报人员进行培训。中方的帮助对军事代表团在华开展情报工作及双边军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尽管1943年之前，双方未出现重要矛盾，但合作不算密切，甚至充满对彼此的不信任，限制了军情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与对待其他盟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礼仪规制不同，中方始终未能正式接待自由法国军事代表团。尽管1943年8月27日国民政府对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予以承认，但自由法国驻华军事代表团仍需经中方邀请，才能参加盟国驻华军事代表会议。
此外，中方以盟国相互合作之名，对军事代表团进行监视。在军事代表团向印支进行广播宣传前，中方会审查其稿件的内容，同时为避免维希政府怀疑，播音员不能在广播中提及“自由法国”之名。爱斯嘉拉及其他驻华人员甚至怀疑，国民政府与自由法国开展军情合作是为了便于中方向印支渗透，为日后占领印支做准备。他们普遍认为应对国民政府加以戒备。
三、合作的危机：梅利亚代表团来华
在1943年之前，军事代表团与国民政府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合作关系，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双方的矛盾逐渐凸显。1942年11月北非战役获胜后，自由法国最高权力机构改组，内部派系斗争逐渐显现。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让北非法军司令吉罗作为法方在北非的唯一领导人，引起戴高乐强烈不满。1943年1月，经罗斯福与丘吉尔多方斡旋，戴高乐与吉罗在卡萨布兰卡会晤，双方矛盾暂时得到象征性和解。6月3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在阿尔及尔成立，二人共同担任委员会的主席。在此期间，戴高乐派与吉罗派之间的派系斗争依然存在。对于战后如何恢复法国在印支的殖民统治问题，吉罗也有所筹划，但与戴高乐的处理方式不同，吉罗希望与美国合作，在当地开展情报工作。
美国为搜集日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动态等情报，与中国军统及自由法国吉罗派人员在印支展开军情合作。1943年4月15日，美国海军部与战略情报局同中国军统在华盛顿签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7月1日正式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笠担任中美合作所主任，副主任为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尽管美国有意以中国为根据地，在印支布置情报网，但美方也深知印支当地局势复杂，且法国内部分为不同派系，因此若想成功部署情报网，需要与中法共同合作。梅乐斯为此前往北非与吉罗商讨合作事宜。吉罗向他介绍了法国海军少校梅利亚及其夫人，推荐由梅利亚夫妇另外组建一支军事代表团，前往中国和印支与军统合作，为中美合作所搜集日军在印支的军事情报。
1943年8月27日，梅利亚携夫人以及军官7人、士兵20人抵达重庆。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梅利亚代表团的具体任务是：第一，加强印支各情报网之间的联系，组建全方位的抵抗组织；第二，在印支进行抗日宣传；第三，准确了解日军在印支的军事力量及其边境防御体系；第四，为盟军日后在印支登陆提供引导。同时，新的代表团应与戴高乐此前派遣的军事代表团密切联系，彼此配合行动。然而，因为梅利亚属于吉罗派，故新的代表团的到来遭到时任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贝志高的强烈反对。在贝志高得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即将派梅利亚代表团来华后，他立即向戴高乐提出反对意见，要求其宣告有且仅有一个驻华军事代表团，梅利亚需要完全服从贝志高的领导，若以上要求无法得到批准，他将辞去军事代表团团长职务。
面对贝志高的强烈反对，戴高乐明确规定梅利亚需接受驻华军事代表团领导。而梅利亚代表团迟至1943年11月才得以进入印支执行任务。此外，梅利亚代表团来华不仅引起驻华军事代表团的抗议，同时也令军统实际掌舵者戴笠陷入困境。他必须十分谨慎地处理中国与美国、戴高乐、吉罗三方的关系。最终，戴笠在贝志高领导的军事代表团与梅利亚代表团之间选择了后者。军统与梅利亚代表团的合作比较顺利，对后者的行动成果也予以积极肯定。自1943年11月梅利亚率领工作人员潜入印支以后，的确获取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戴笠不仅向梅利亚代表团提供物资设备，还安排一位中国军官协助工作。
随着自由法国内部派系斗争的日趋激烈，中方与梅利亚代表团的合作难以为继。1944年1月初，贝志高直接要求多诺万将梅利亚调离中国。适逢当时美国战略情报局与海军部滋生嫌隙，多诺万不愿为此事与英国和戴高乐纠缠，使问题复杂化，遂满足贝志高的要求。梅利亚夫妇于同年5月被调回北非，两个军事代表团同时在华展开行动的局面就此终结。尽管戴高乐派看似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场内斗的实际结果却是两败俱伤。同时由于时任情报局局长安勃朗称陈纳德为反法分子，1944年年初远东情报局与陈纳德的友好关系也趋于瓦解。在中国方面，戴笠认为安勃朗对梅利亚造谣诽谤，致使后者被调离，因此不仅阻止安勃朗与印支抵抗组织继续通过电报联络，同时国民政府外交部也向贝志高提出将安勃朗撤职的要求。地处西南的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认为，梅利亚提供的情报对中国十分有益，与中方合作效果甚佳，而安勃朗却因党派不同捏造是非，声称梅利亚为中美利用，并且在印支当地散播中美两国对印支存有领土野心的谣言，妨碍中美合作。在梅利亚返回北非后，军统为限制安勃朗行动，撤销所有梅利亚在南宁工作时使用的电台，取消之前梅利亚所享受的所有便利以免安勃朗继续加以利用。最终，安勃朗在华声名狼藉，于1944年夏被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解除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及远东情报局局长的职务，军事代表团事务重新交由贝志高负责。尽管1944年10月23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开启双方外交关系友好发展的新阶段，但军事代表团与国民政府在军情合作方面已经陷入僵局。
自由法国与国民政府围绕印支展开的军情合作最终未能取得积极成果，这反映了双方对合作的重视程度不同。对国民政府而言，自由法国提供的印支日军情报固然有利于其备战，然而，从抗战全局与国际形势看，美、英、苏的援助显然更加重要。因此，国民政府对戴高乐政权的政治立场，主要基于与美、英的相互协调以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即战后该政权是否可能成为法国合法政府。对自由法国来说，军事代表团的根本任务是为日后恢复法国在印支的殖民统治做准备，这是法兰西民族的重要事业。尽管从1943年开始，法国其他海外殖民地不断归附自由法国，与盟国在印支展开联合军事行动的问题也逐渐提上日程，但解放法国本土更为紧迫。因而直到1944年8月巴黎解放之前，戴高乐难以对收复印支主权问题投入过多精力。戴高乐始终希望日后能加入盟国在印支展开的军事行动，以此增加战后法国对印支命运的话语权。然而，驻华军事代表团的内部矛盾使上述目标难以实现。在梅利亚代表团抵达中国后不久，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提议与英国特别行动处合作，组建法国驻印度军事代表团，隶属盟军东南亚战区司令部，以期提升驻华军事代表团的地位，同时解决梅利亚代表团不服从领导的问题。但这一行动依然难以挽救自由法国与国民政府军情合作陷入困境的结果。
文章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4期，原文约2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