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晓娜，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日海权在太平洋上发生了激烈碰撞。随着美日海权角逐的激烈化，双方海军的军备竞赛也不断升级。在此过程中，美国海军形成了清晰的战略思路，即以日本为假想敌，加强海军整建、舰队演习及战略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面临纳粹攻势，美国全球战略虽然调整为“先德后日”，但对日本的备战却从未停止。然而就在战争前夕，美国的战略调整及形势预判出现了重大失误，这导致美国面对日本的最初攻势难以招架。尽管如此，半个世纪之久的战略筹谋及军备积累仍为美国最终夺取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一战”前美日海权冲突及军备角逐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海权不断崛起。通过海洋战略的实施，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获得了优越的战略要地……完成了从陆权大国向海权大国的转变”。欧洲诸国在太平洋的力量相对薄弱，美国在加勒比海建立绝对制海权后，便将拓殖重点转向了这里。与此同时，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开始了野心勃勃的海外扩张。美日的海洋战略在太平洋上发生了激烈碰撞。
日本在黄海海战与对马岛战役中的接连获胜令美国侧目。美国感到有必要将日本海权的膨胀遏制于萌芽状态。“三国干涉还辽”及美国斡旋下签订的《朴次茅斯条约》令日本的野心大为受挫。日本不仅丧失了梦寐以求的辽东半岛及库页岛全境，连向俄国索取战争赔款的计划也落空了。日本将此归结为海军的孱弱，随即开始了疯狂的海军军备建设。而在美国看来，虽然日本最终屈服，但它已经对美国太平洋海权构成了很大威胁，远东问题成了美国大战略中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日本崛起的压力下，美国也开始积极调整其太平洋战略。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与时任海军总委员会主席的乔治·杜威达成共识，接受了海权之父阿尔弗雷德·泰勒·马汉提出的建设“全重型火炮”战列舰的建议。同年底，美国国会批准，未来战列舰建造将无最大吨位限制。美国的举动令日本大受刺激。1907年，日本颁行《帝国防御政策》，正式将美国树立为日本海军的假想敌。随即，英国皇家海军“无敌”级战列巡洋舰的成功建造又大大催化了日本的狂热。日本不顾财政窘境，改原定建设八艘装甲巡洋舰为八艘战列巡洋舰。
为回应日本造舰的计划，1907年12月，西奥多·罗斯福派遣由16艘战列舰和数艘护航舰组成的大白舰队，自汉普顿水道出发开始环球巡航。在向世界展示美国海军力量，检验美国海军机动、补给能力等目的之外，“大白巡航”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目的，即向日本示威，警告其美国海军可以超远距离部署，特别是具备向菲律宾集结的能力。大白舰队于1909年2月22日完成使命，取得了巨大成功。此次巡航意义非凡，雄壮舰队胜利归来后，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海军热”。更重要的是，大白巡航完全达到了震慑日本的初衷，舰队行经横滨时，日本政府热烈欢迎并待以最高礼遇。罗斯福对此甚为得意。美国政府由此深切意识到蓝水海军的威力，进一步推进太平洋战略、整建海军军备的计划被迅速提上日程。
尽管大白巡航短暂震慑了日本，但却无法真正消弭二者的海权矛盾。美国海陆军联合委员会开始考虑制定对日作战计划。1911年，联合委员会颁行了首份“橙色计划”，作为“彩色计划”的一部分，“橙色”指代日本，“蓝色”则指代美国。相较于其他“彩色计划”，“橙色计划”首屈一指。美国历史学家路易斯·莫顿认为，“彩色计划”中的大部分内容只是抽象设想。但“橙色计划”却是一个例外，它根据局势变化不断得到修改、更新，以应对可能爆发的美日太平洋鏖战。1911—1915年，日本海军四艘“金刚”级战列巡洋舰先后下水。为打造其中的“榛名”号与“雾岛”号，日本几乎倾尽全国钢材。作为应对，1912年，美国海军打造了两艘战列舰。日本针锋相对，于同年开始建造“扶桑”号，1915年完工，是当时世界上体积最大、火力最猛的战列舰。“扶桑”号的问世标志着日本正式加入大国海军竞赛。在“一战”前及战争之初，日本的造舰规模和速度始终居于领先地位。
日本的步步紧逼以及英德海权争霸再次推动了美国的海军建设。“一战”结束前夕，美日海权冲突愈演愈烈。
二、华盛顿会议前后美日海权冲突的升级
“一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短暂的“海军假日”。然而，和平的表象下暗流汹涌，美日海权较量并未因条约限制稍有松弛。相反，关于原德属岛屿归属的异议将二者的太平洋战略冲突推向了极致。双方关于太平洋基地建设的争议也不断升级。在日本将美国列为假想敌的同时，美国海军也正式开始筹谋一场与“橙色”的战争。
日本对原德属中太平洋岛链觊觎已久，但自知孤掌难鸣，故与英国联手，英国同意日本占领赤道以北原德属太平洋岛屿，日本则同意英国获得南太平洋原德属小岛。英日在岛屿分割问题上达成一致，这大大压缩了美国的太平洋战略。更重要的是，日本新占岛链正处于美国海军从本土驶向关岛及菲律宾的沿途。过去美国虽对日本有所警惕，但并未真正将其视为心腹大患。此外，由于美国当时已控制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美国决策者更是想当然地推断美日之间短暂的冲突将在日本本土与美国太平洋基地之间展开，会是一场日本海军进攻菲律宾与关岛，而美国主力舰队越过太平洋驰援当地海军的战役。此时，中太平洋岛链落入日本囊中，这无疑粉碎了美国过于乐观的想法。
虽然美国对日本大获其利极为不满，却迫于英日同盟的压力，同时为换取日本对国联的支持，最终不得不妥协。总统威尔逊同时也提出了两项基本条件：即日本不得在这些岛屿上建筑防御工事，五年内必须从山东半岛撤出。尽管日本表示接受，但在美国看来，日本夙愿得偿，这已对自己的太平洋战略构成了致命威胁。在签署《华盛顿海军条约》时，日本又以接受海军军备比例为筹码，换取太平洋海军基地“维持现状”。美国在菲律宾、关岛、威克岛、中途岛、萨摩亚群岛和西夏威夷建设海军基地的活动均受到限制。英国尚且保全了新加坡，美国却“丧失了在东太平洋发展基地的机会”。基地建设受限，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太平洋防线，对珍珠港事变后美国海军作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海外势力范围的拓展并未满足日本的野心，日本希望尽可能扩大舰队规模。鉴于日本占领原德属岛屿木已成舟，美国希望通过保持舰队力量的绝对优势来扭转自己在太平洋的劣势。双方太平洋海军基地保持现状。
《华盛顿海军条约》进一步催化了美日的海权冲突与军备角逐。基于新的防御政策，日本一边对外表示遵守条约限制，一边又暗中加紧了海军整建。美国也对《华盛顿海军条约》深感不满。1922年12月6日，美国海军部颁行第94号命令，正式开始舰队现代化整建。
三、伦敦海军会议前后美日海权冲突的尖锐化
《华盛顿海军条约》并未涉及辅助舰的力量比例，这导致美日在会后竞相投入辅助舰建造竞赛中。为解决此问题，1927年6月，美、英、日三国在日内瓦再次举行海军会议。美国希望辅助舰比例也沿用60%比例，这无疑直戳日本痛处。日本谈判代表斋藤实和石井菊次郎激烈反对，并要求将重型巡洋舰比例上调至70%，潜艇力量维持当前状态。与此同时，对美国在夏威夷和巴拿马运河区自由建设海军基地的要求，日本也坚决抵制。日本的强硬态度令美国极为震怒，双方关系迅速恶化。
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再次将美、日敌对状态推向顶峰。会前美国效法日本，先与英国进行了半年会谈，双方最终就联合制日达成共识。会上美、英一齐向日本发难。为促使日本就范，美、英还威胁将组成对日军事同盟。加藤宽治此时担任海军军令部长，在他的主导下，日本寸步不让。随着谈判陷入僵局，日本派出驻英大使松平恒雄，美国派出参议院议员大卫·艾肯·里德进行磋商。双方本以为由政客主导洽谈会避免日内瓦会议中海军将领参与所引发的激烈冲突，同时也具有足够权威，能对双方内部反对派产生约束。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3月13日，美日双方缔结“里德—松平协议”。此协议是在对双方海军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达成的，因此当其最终获批并作为正式协约签署后，在两国海军方面都掀起了轩然大波。日本的反应更为激烈。关于条约的争论激化了日本海军部与海军军令部自华盛顿会议起便极为尖锐的矛盾，双方分裂为水火不容的“条约派”和“舰队派”。反对党也趁此机会，煽动舆情，抨击滨口政府懦弱可欺。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情绪持续发酵，首相滨口雄幸也遭到刺杀，险些丧命。心怀不满的日本海军虽最终接受了协约，但前提是政府必须增加海军财政拨款，并在条约框架内建设火力最强、规模最大的舰队。截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政府先后五次出台《海军军备补充方案》，即《周期计划》。1934年8月，日本海军总参谋部开始秘密筹划打造超级战列舰。这已远远超出条约的限制。这一时期日本也极为重视海军航空的建设。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都忙于疯狂打造各种类型的海军飞机。日本的极端敌意令美国确信，对日加强海军整建迫在眉睫。对舰艇与海员进行有效检修、整训，在条约限制内建设最强海军的计划被迅速提上日程。
1931年，部署在太平洋上的“战斗力量”扩编，成了美国海军的最强劲旅。次年，原先活动于大西洋及加勒比海的“侦查力量”也被调至太平洋，与“战斗力量”合编。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舰队部署实现飞跃，几乎覆盖了美国海军的全部兵力。至1933年5月，“战斗力量”组编完成。1934年3月27日，美国参议院通过首个海军军备扩充法案，即“文森计划”。文森计划废除了海军建设的年度审批制，也摒弃了“建立现代化条约海军”的模糊措辞，转而以达到条约吨位上限为目的，制定清晰的中长期计划。所有目标预计于1942年前完成。
四、条约体系的崩溃及美日加速备战
日本对《伦敦海军条约》怀恨在心，注定了条约体系终将瓦解。1934年，原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出任首相，日本的太平洋战略更趋激进。同年12月，日本政府照会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宣布将于《华盛顿海军条约》到期后不再续签。在美国看来，这无疑是极为危险的信号。1935年8月，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在《情报摘要》中对日本当时的政治环境做出分析后得出结论，日本国内政治环境不容乐观。《情报摘要》同时预言，日本财政很快将面临入不敷出的绝境。美国政府认为，这样的境地极有可能使日本政府的未来动向变得难以预测。
日本的侵略野心日益昭彰，这直接表现在日本对菲律宾的经济渗透加剧。在美国看来，这种“日式门罗主义”就是日本霸权野心的表露。与此同时，美国军事情报局也密切关注着菲律宾的反应。令美国担忧的是，虽然菲律宾主流话语对日本的经济渗透持坚决抵制的态度，但也不乏以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支持者。尽管如此，对美国而言，此时菲律宾的战略地位已经下降，不再是确保美国国家安全的前哨。相比之下，阿拉斯加—夏威夷—巴拿马这一传统战略大三角的地位迅速提高。30年代中期后，美国在该区域海军演习的次数及规模大大增加。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对航行在此战略三角区域的日本商船也加强了监控。美国海军还在夏威夷部署多次军事演习，以应对日本袭击及战端爆发时日侨叛乱的风险。
随着侵略野心的膨胀，日本最终还是撕毁了来之不易的军备控制条约。1935年秋，日本超级战列舰初始设计方案出台。同年底，在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上，日本又态度强硬地要求与英美保持同等军备的上限。遭到拒绝后，日本谈判代表海军大将永野修身于1936年1月15日宣布退出裁军会议。条约体系瓦解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埋下了导火索，深感受辱的日本于当年2月对《帝国防御计划》做出了第三次，也是太平洋战争前的最后一次修改。根据该计划，日本海洋战略的终极目的是摧毁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夺取绝对主导的地位。
1937年，日本议会通过第三份《海军军备补充方案》即《周期计划三》，提出了为期六年的造舰计划。这一方案彻底打破了条约限制，放任海军疯狂造舰，同时还提出集中物力建造高质量战舰，以弥补较之美国的战舰数量弱势。在海军航空建设方面，该方案的目标是与美国保持同等战斗力。
面对日本背弃海军条约，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36年6月签署新的海军法案，计划新建两艘主力战列舰。同时，美国也进一步认识到打造“平衡舰队”对战胜日本至为关键。而日本当时在巡洋舰、驱逐舰及潜艇方面的显著优势也令美国倍感焦虑。鉴于此，美国在30年代中期后的海军建设中，大大增加了航空母舰、潜水艇，尤其是驱逐舰的建设力度。
“七·七事变”后，日本海军先后启动了四项“军备扩充计划”，作为《周期计划三》的一部分。同时，日本也加紧了南进步伐。虽然日南进战略首先威胁的是英国的利益，也令美国坐立不安。
1938年5月17日，美国国会通过《1938年海军法案》，即“第二次文森计划”。根据该法案，美国海军战舰总吨位将增加20%。11月，美国海军部又宣布了一项新的整备方案，同时对数艘陈旧战舰进行修整。在这两项法案的推动下，美国海军力量大大增强。截至1939年，“战斗力量”规模已达到太平洋战争前的巅峰。令人瞩目的是这一时期美国航空母舰的建造。美国还加强了海军航空的建设。在美国的刺激下，1939年9月，日本颁行《周期计划四》。同时，日本也将未来数年内海军整建的重心偏向航母及海军航空方面。由此，日本海军力量会扩充一倍，在东亚及西太平洋取得绝对制海及制空权。
五、美国太平洋战略的收缩及日本加速备战
在加强造舰的同时，日本也加剧了对中国海南岛、南沙群岛，及南太平洋的侵略。尽管日本外交部长对此向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克拉克·格鲁当面解释，极力辩白。但并未获得美国认可。相反，日本军队在中国与东南亚的暴行令美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持续高涨。然而法国败降后，美国开始重新思考对日的战略安排。以副国务卿本杰明·萨姆纳·威尔斯、远东事务局局长麦克斯韦·汉密尔顿为代表的政客认为，目前形势下对日本实行石油及废金属禁运极不明智。日本为获取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很可能会加速南进。该理念获得了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雷恩斯福德·斯塔克及陆军参谋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的认同。1939年夏，美国派出由陆军少将约翰·弗朗西斯·奥瑞恩带领的观察团考察日本及中国沦陷区。返回美国后，奥瑞恩极力建议罗斯福在击败德国之前对日采取妥协策略。另一种更为极端的观点则认为，美国应同日本加强合作，甚至为之提供经济援助，以缓解剑拔弩张的亚太气氛，使美国能专心应对德国。格鲁也认为，节节获胜的德国很可能会挥师印度支那和东印度群岛，为对付这一威胁，美、日应联手以确保“共同安全”。同时，英国和澳大利亚都开始向美国施压，希望其在亚太采取积极态度。面对此种局势，为了在对日取得优势的同时，增强大西洋上的中立海军力量，美国国会于1940年7月通过了《两洋海军法案》。该法案颁行不久便为日本情报机关获悉。当时日本海军正对《周期计划五》进行最后完善，美国海军宏大的整备计划令日本极为震惊。日本海军总参谋部立刻修改了《周期计划五》，并着手筹划第6次整军方案。
1940年11月12日，斯塔克呈交“关于两洋作战问题的备忘录”，建议美国政府调整战略格局，在太平洋暂且采取守势，加强与英国秘密会谈与合作，先打败纳粹德国。该建议迅速获得通过。次年1月，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召开。虽然代表们对“先德后日”战略并无异议，却就亚太区域的具体战略部署产生分歧。最终会议达成一致意见：美国向大西洋增派海军力量，使英国得以抽调兵力去保卫新加坡。
1941年5月，联合委员会再次对战争计划做出调整，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大大收缩。在美国看来，将战略重心转移至大西洋是最佳良策。
尽管美国全球战略已向欧洲倾斜，日本此时却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对美作战。1940年 10月，日本政府建立“全面战争研究中心”，专门研究“全面战争”，特别是美、日开衅对日本经济的影响。1941年5月，日本海军总参谋部向海军部提交了修订后的《周期计划五》。同“全面战争研究中心”报告一样，《周期计划五》形同空文。海军部认为，对美作战需要更为多样的战舰，而《周期计划五》根本无法满足这样的战争需求。为弥补此疏漏，日本海军又接连发布了三份周期计划。同年，美国的造舰也达到顶峰。虽然美国在战列舰、驱逐舰吨位上略胜一筹，但日本的航母建造却遥遥领先。单是日本新建航母的吨位就超过了美国当年所建航母、潜艇、驱逐舰和巡洋舰吨位之总和。
六、美国海军战前的决策失误
就在日本磨刀霍霍之际，美国海军的战略调整及局势预判却出现了重大失误。这首先体现在美国海军主力基地的跃进。罗斯福与斯塔克考虑将“战斗部队”从圣地亚哥调至珍珠港。以后来者的视角观察，海军基地跃进同美国“先德后日”的宏观战略部署大相径庭。此外，这一调整也可能是为了调和海军内部存在已久的矛盾。
早在“橙色计划”最初拟定时，美国海军内部就该战略的具体施展产生了很大分歧。“战斗力量”基地的调整遭到了“美国舰队”总指挥詹姆斯·奥托·理查森的坚决反对。除理查森外，1941年1月27日，格鲁也在递交国务院的电报中提出警告。遗憾的是，同理查森一样，格鲁的报告并未得到关注，太平洋基地的跃进最终落实。1941年2月3日，海军作战部颁行第143号命令，再次改组海军舰队编制。“太平洋舰队”的常驻基地被正式调至夏威夷，理查森也被撤职。新任太平洋舰队总指挥由海军上将赫斯本德·爱德华·基梅尔担任。
同时，美国对日本战略动向的预判也出现严重纰漏。1941年7月，日本海军在东南亚及西太平洋的势力大大膨胀。7月26日，罗斯福宣布冻结日本在美的全部资产，同时对日实施战略物资禁运。这相当于斩断了日本战时经济命脉，美日关系箭在弦上。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递交 《美日协定基本纲要》，敦促日本从中国及印度支那撤军，并要求其不再承认“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这令日本深感受辱。4天后，刚就任日本首相不久的东条英机在御前会议发表演讲，气势汹汹。虽然美日谈判还在继续，但东条首相的演讲无疑释放出鲜明的战争信号。12月4日，格鲁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再次表示，谈判成功的胜算极为渺茫。他提醒美国政府注意，尽管美国已极尽让步。然而格鲁的警告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直至12月6日19点，格鲁才收到赫尔寥片语的回复。
罗斯福虽已明知和平无望，但仍希望做出维护和平的姿态。现实给了罗斯福当头一棒。夏威夷当地时间12月7日7点55分，伴随着日军飞机的尖啸轰鸣以及穿甲弹和鱼雷的爆炸声，停靠在珍珠港内的四艘战列舰、两艘驱逐舰以及188架飞机，全部灰飞烟灭。
珍珠港遇袭后当日下午，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向美国国务院呈交备忘录。12月8日，罗斯福向国会宣读咨文。太平洋战争是美国海军对日备战近一个世纪的实践。美国海军战前在军备建设上毫无疑问是成功的。然而就在大战前夕，美国海军的战略调整及形势判断却出现了重大失误。将“太平洋舰队”基地推进至夏威夷，这是美国政府在日本压力下做出的防御跃进。不得不说，该战略调整是一大失败，近乎纸上谈兵。尽管美国海军早已预料到日本会对珍珠港发起袭击，并设计了多次演习以应对；然而由于偷袭发生时美国海军主力不在港内的设想前提发生改变，美国海军毫无反应时间和招架能力，根本来不及隐蔽舰艇，因此损失巨大。所幸三艘航母均不在港内，日军彻底摧毁美国海军主力的目标并未实现，“太平洋舰队”得以保存相当部分的有生力量。尽管错失最初战机，但半个多世纪的筹谋仍为美国最终战胜日本海军、建立太平洋霸权奠定了基础。
文章摘自《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0年第12期，原文约2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