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433。
摘要：“疫”病一词在中国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物中有多种表述，中医典籍对“疫”病的描述与解释更是纷繁复杂，总体认知比较模糊。但在现代语境中的“瘟疫”就直截了当地解释为“急性传染性疾病”。近代中国发生的从“瘟疫”到“传染病”的术语转换，是由知识界到国家层面的“传染病”概念的接受史。这是一个疫病认知科学化的过程，它是通过来华传教士、中国学者和官方三方共同努力完成的，三方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本文研究推翻了“传染病”是日源辞的观点。传教士为了将现代细菌学的概念纳入中文语境，甚至走上复古之路，创造性地在传统文献发现“
”，以此作为与传统“瘟疫”不同的新名词阐述“传染病”的特征。中国官员和中医生则自觉地在科学语境下探讨疫病，相信并接受以“传染病”的思路和语汇分析历史上的疫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场知识的嬗变就是疫病现代性的体现。
一、瘟疫与传染病的相关度:病要过人的
与汉语一样，“传染病”在英语中亦有诸多表述。西文“传染病”术语同样存在着古语与现代用词的差别，该术语的变更与欧洲医学家探索传染病的病因、建立细菌学理论有关。
19世纪初，“瘟疫”与“传染病”在中国相遇，最早接触并思考此问题的是传教士、医生和商人。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华工作主要是编撰英华双语字典，他对中医知识极有兴趣，搜罗了大量中医书籍，为其编辑字典收集词汇。1815年，马礼逊的第一部汉英《字典》完成，其中收入了“瘟”“疫”和“瘴疠”三个词。1819年第一次世界性霍乱在孟买暴发，随之引发全球大流行，此时西方医学界根本不了解此疫病的病因和传染性病因。马礼逊的第一任妻子在香港因感染霍乱而去世。他将丧妻之痛写入了字典。1847年出版的、美国传教士地文所编之《中国语启蒙》是第一部收入医学术语的字典，未收录“瘟疫”之类的词。
在中国的语言中存在着官话和方言的差异，传教士到中国不久就注意到“官话只在部分信息更顺通的居民中间使用”。西医生出于能与华人病者或医生顺畅沟通的目的，往往由方言切入。因此，最初的中英文互译并非是在西方知识传入的语境下进行，这可以从早期传教士为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而编纂英汉或汉英字典中寻到原始的痕迹。通俗接地气的口语式译文，偏重的是语言的实用功能，以疫病可“传”可“染”的共性达到东西方医学求同存异的效果，疏通医患之间的交流渠道，应该是传教士追求的效果。他们在中医语境下阐释“传染病”，为西人学习中国医学知识和理解民间医疗习俗搭建桥梁，医学术语转换的初级阶段是“传染病”向“瘟疫”靠拢。在华西医认为中国医学没有专门的疫病理论，但有一些与流行病或传染病相关的专用术语，“大多数中国人将瘟疫与鼠疫联系起来”。传教士编译英华字典时，原则上依据《康熙字典》，医学术语参考《本草纲目》《三才图会》和《植物名实图考》等。传教士们发现中医疾病名称，“其中一些名称与早期英国医学中使用的术语非常接近”。1900年前，有3部华人编辑的双语字典，分别是唐廷枢《英语集全》、邝其照《字典集成》和谢洪赉《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
20世纪前，承担医学术语翻译与解释的有三类人：一是汉学家，二是兼通中医的传教医生，三是华人译者。相对于传教士积极地向传统文化靠拢的保守调适策略，华人译者则充分表现出对新知识导入的迫切心情，这种渴望决定了他们在旧语新义的取舍上比前两类人的走向更为激进，“传染之病”一词首先出现在华人编纂的字典中就是明证。
二、旧学新知：
的发现
19世纪中叶前，西方“传染病”学说正处在发酵（瘴气）理论的阶段，对付传染病的细菌理论尚未确立，此时来华的传教士和医生在疾病尤其是对传染病的处理上，在中医面前并没有绝对的优势；中医有系统对付疫病的方法和手段。西译者们身处疾病认知急骤变化的复杂环境中，新疾病、新方法、新发现和新理论层出不穷。那些未受过医学专业培训的传教士，既难掌握中国传统的疫病知识，又不易把握西方医学的进展。在华西医生作为西方“传染病”思想的主要传播者，必须应对医学知识的双重转型。因此，西学译者在专业知识结构和思想见识方面的局限，是西医传入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面相。
伦敦会传教士合信是近代第一位西医中译的医生，他创造了将西医知识纳入中医框架的方法，以中国人熟悉的语汇讲解西医疾病观。1858年合信出版《医学英华字释》，这是第一部医学专业双语字汇书，他的译文准确地表达了西文的原意。在《西医略论》中，合信甚至标出了可传染的疾病有“热证”“发热黄证”“疟证”“痢证”和“霍乱”等多种。近代意义的传染病术语和疾病名称，在合信的医学著作中都已有明确的译文和说明。合信的西医译作一度是教会医院和医校唯一的教科书，他所编之词汇表也是医学传教士翻译医书时的重要参考手册。奇怪的是，那个时代的其他中文医学著作却没有“传染病”的术语，教会医院的中文报告中会有“霍乱”和“热症”的疫病记录。1875年傅兰雅在《儒门医学》中介绍 “寒热证”“热证”时提到疾病“传人”的特质，称“亚细亚洲之霍乱吐泻为最重之间瘟疫”。此时，传教士的中文报刊一般以“瘟疫”描述欧洲和当时中国境内发生的流行病。
19世纪70年代起，作为疾病分类的“传染病”术语和知识体系开始在中国出现，但不是中文，而是西文。1871年上海出版的《海关医报》中出现一个新分类系统：“发酵病”，下设“瘴气病”“地方病”“饮食类疾病”和“寄生虫病”四小类，发酵病即为急性传染病。《海关医报》是清海关总署出版的英文刊物，总税务司赫德要求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关医和教会医院医生定期向总署提供当地的传染性疾病、特殊疾病信息。自此，以传染病和流行病为导向的疾病观察与治疗方法开始在中国医学界渗透。1881年在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内科理法》中，疾病的传染性特征成为作者重点讨论的内容。然而，西医学译者并没有脱离“疫”症的语言习惯，他们按传染性疾病的特征罗列出各种“疫”症名称，将新知识嵌入“时疫”“停疫”“散疫”“釀疫”等传统术语中。同年，广州博济医馆翻译孔庆高与嘉约翰编译的《西医内科全书》出版，采取“炎症”和“热症”的思路讨论传染性疾病，介绍了欧洲“止瘟疫症传染之法”。“疫”，始终是传教士解释传染性疾病的首选名词，瘟疫与传染并行在一起论述，明确了疫病的传染性特征。此时，“瘟疫”的词性已有变化，它逐渐脱离“有毒”和“无毒”“民间疫鬼”等多样性的中医瘟病学特征，收缩到一种疾病——传染性疾病的代名词。
19世纪末期，医学传教士们充分意识到医学术语统一与规范之于西医新知识传播的重要性。1890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洪士提反在博医会上海大会上以“瘟疫”为例作演讲。将“瘟疫”定义为一种传染病——“斑疹伤寒”，洪士提反提示了“瘟疫”的译词方向，由泛指各种疫病的综合性词组，转向单个疾病的专用名词。以使疾病中文名称与欧洲的科学知识对应起来。1890年起，受博医会委托，医学传教士高似兰负责英汉医学辞典的编辑，疾病术语以先前嘉约翰所编的疾病词汇为主，同时参考了日本新型的疾病术语。1896年博医会公布传染病的译词：“病”，该字出自《康熙字典》，其意为：“病相染”。高似兰专门解释了为何不取“传染”的原因。
西方医学疾病的知识体系在19世纪70年代逐渐体系化。19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细菌学说的建立，明确了一种传染病就是由一种细菌产生的理论。这一思想在同一时间传入中国。高似兰需要选择一个新词表述新概念。他从康熙字库里发现一个既可以直接明了地表示新学说，又与人们通常熟悉的“染”字词义有差异的生僻词字——“”。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生僻字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字，适合于解释最新的医学成就和新兴的医学思想。同时，高似兰又将“瘟”与“疫”拆分为二，分别指代两种疫病。1908年《高氏医学辞汇》经博医会名词委员会审核通过出版，“”成为“传染病”的标准译词。之后，凡博医会出版的译著以及教会医学所编之教科书均以该字典术语为准。
20世纪初期博医会成员煞费苦心地从《康熙字典》中爬梳出他们自认为适合的名词，努力将西方科学最前沿的知识塞进中国古老的思想体系中。因为单词生僻或因生造出的复合字难以辨认，这些从古字堆里爬梳出来的古董与西方新医学的形象完全背离，无法传输新知识和新概念，根本不为中国学界，尤其是正在成长中的华人医学生所认同。1908年，商务书馆出版了颜惠庆主编之《英华大辞典》，该字典的医学术语大多取自博医会核定的词汇，但颜惠庆弃用了“”，直接使用了“传染病”。医学名词委员会的译词复古之路最终走进了死胡同。
三、传染病的官方定义与法令法规
医学名词委员以及《高氏医学辞典》中选用的生僻字或是新造字在20世纪20年代后大多被弃用。长期以来中外学界默认医学词汇，尤其是代表先进医学思想和技术的新术语，“最终为日本直译法的复合词译名所取代”。依此逻辑，即便是没有直接的依据，“传染病”还是被学者认为是来自日语的原语借词。马西尼认为“传染病”为日源辞的依据是《和英英和语林集成》。该辞典由赴日行医的美国长老会牧师平文编纂，是最早的一部日英辞典——《和英语林集成》，1886年第三版增补修订为《和英英和语林集成》。事实上，“传染病”只出现在1867年的初版中。平文曾在中国待过，他有中国资源，第三版修订时加入了大量汉字词，《和英英和语林集成》中对应于pestilence的日文就是“疫疠”，这样的翻译思路与在华传教士相同，日本有学者认为“传染病”或许是中国资源的特例。
现代意义上的“传染病”一词，最早出现在上海，它是地方政府以法令的形式颁布的。作为某类疾病的专用名词，“传染病”正式出现在官方文件中，1874年通过媒体公开发布。1876年上海工部局制定传染病法。日本的“传染病”一词在1871年出现。显然，“传染病”和海港检疫法在中国与日本差不多同时出现，但日本的法令与法规均参照或与中国海关和上海工部局的条例相关。
20世纪初期，在医学教科书和媒体上依然可看到瘟疫与传染病症混合使用的现象。传染病与瘟疫在术语上的正式切割，是在“传染病”明确了自己的身份后才实现的。这个身份是由官方赋予的，即哪些疾病属于传染病家族，对疾病定性的权力在地方政府或国家。
此外，清官方对传染病的认知一直有自己的途径。洋务运动之后，清政府派遣官员出使海外，这批驻外官员亲身体会到西方国家对传染病的预防措施与规则。诸如此类的体验增长了清官员对“传染病”的见识。传染病的暴发会直接影响到国运和民生，促使晚清官员较早关注西方国家的公共卫生政策。晚清对中国思想界影响颇深的两部译作花之安《自西徂东》和《泰西新史揽要》均有“预防疾疫”章节，介绍德国和英国的防疫部门和防疫法。
随着欧风美雨的侵袭和清官员域外的主动观察，疫情后的社会救治、抗疫与预防的责任应当由政府担当，以保障社会的安全与利益，诸如此类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输送进来，影响着有识之士和晚清官员。民国建立伊始，国务院总理和陆军总长共同颁布《陆军传染病预防规则》，确定10种传染病，规定部队内传染病发生或其附近地方有传染病流行之兆，该部队长需迅速申报其长官司。1915年4月袁世凯筹设传染病医院以防疫症，请求国家补助列入四年度预算，制定了传染病院章程二十一条。1916年北洋政府国务卿陆征祥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官方确定的传染病共计8种。
四、疫病的现代性
20世纪初，“传染病”对文明社会的危害，在公众心理上逐渐形成一定的文化认知，成为基本常识。美国学者罗森勃格在研究近代疾病史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疾病是不存在的，直到我们通过感知、命名和对它作出反应，才同意它的存在。“传染病”术语在中国出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传统的“瘟疫”等同于现代“传染病”，这个过程是由来华传教士、中国学者和官方三方面共同完成的，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当“瘟疫”与“传染病”相遇时，整个世界对疫病的认识都处在“瘴气”时代，因而东西方疫病知识的交流和术语的对接初期基本是在文化层面上展开的，采取的是文化调适策略，传教士最后走上了词语复古的不归之路，其结果是一场失败的创新。19世纪70年代前后“传染病”一词在中国正式登场，从时间顺序上考察，此时西方医学界在理论层面接受疾病传播的细菌学说，在实践层面从消极的治疗事业转向积极的预防医学，国家更深地介入到医疗卫生事务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受西方国家的影响，“传染病”定义、命名、归类和法规制定都有着清晰的官方色彩，与国家卫生管理建制、地方城市的公共卫生建设相辅相成，成为国家现代化发展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测试社会文明程度的指标。近代中国发生的从“瘟疫”到“传染病”的术语转换，其实质是一场从知识界到国家层面的“传染病”概念的接受史，这是一个疫病认知科学化的过程。中国官员和中医生都是自觉地在科学语境下探讨疫病的，相信并接受以“传染病”的思路和语汇分析历史上的疫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场知识的嬗变就是疫病现代性的体现。
文章摘自《复旦学报》2021年第1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