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复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00。
摘要：在秦汉政权强势威迫之下，原本活动在西北地区的部分羌民向蜀郡、广汉郡“徼外”地区迁徙，引起了这一地区民族社会的一系列反应。在此过程中，大量羌民“内属”。羌人南下引起原居地的“蛮夷”社会发生剧烈振动，羌、夷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大量夷民内属，同时也不断向南迁徙。“蜀汉徼外”民族关系的这种递变深刻地影响了西南民族关系史的格局变化，值得研究者深入思考。
一、羌人南迁及其“内属”
《后汉书·西羌传》载戎事之后为“羌”事，且以羌为戎之一支。这说明，《后汉书》作者南朝宋范晔的时代，已经不能分辨八九百年前羌人首领无弋爰剑是戎人中的哪一支了。这里需要说明，在早期典籍关于“西羌”的叙述中，并不都是后世所说的羌族，在后世建构的“羌族史”中，往往将分布在我国西北的羌戎都作为羌族的先民予以追述，这是需要检讨的。
据《后汉书·西羌传》，西羌原居住地“滨于赐支，至乎河首”，乃是甘肃、青海东部一带。它的南面，是“蜀、汉徼外蛮夷”。此“蜀、汉”指汉代蜀郡、广汉郡，“徼外”则为今四川甘孜、阿坝两州之地，此为与西羌不同的“蛮夷”聚居之地。这一相对平静的势态，后来被大规模的羌人南下打破。《后汉书·西羌传》载秦国奴隶羌无弋爰剑逃归之后，历经种种奇异之事，诸羌“推以为豪”且“其后世世为豪”。自秦献公后，羌人开始大规模向“南”迁徙，因方位的偏差，实际上包括了向西或向南的迁徙。秦兼并天下之后，使蒙恬将兵略地；汉兴，又有匈奴冒顿兵强；武帝征伐四夷。这是说，战国时期羌人的迁徙是因为“畏秦之威”，秦国的强大和征战迫使羌人南迁或西迁，而秦汉时期，戎羌的继续迁徙也是因为秦汉帝国的强大。
羌人众多族群南下并无“统一指挥”，各部族群是随着自己的首领行动。南徙羌人必然与当地原住民即“蜀、汉徼外蛮夷”发生冲突，据史料载，这种冲突是相当激烈的。虽然难以找到直接材料可以说明，但是可以通过汉朝政府对当地羌、夷频繁的“内属”或“反叛”活动的记载中得以窥知。这里提到的羌、夷是两种不同的族类，“夷”即当地的原住居民“巴、蜀徼外蛮夷”。
羌民大规模南迁中的“内属”活动是羌夷冲突及其与中原政权的交往而产生的。中原政权采取了相应措施，或置州县，或派兵以讨。羌人的内属活动延续到唐代仍然不断。“蜀汉徼外蛮夷”在南下羌民的冲击下，部分被羌人征服，部分东向归附中原政权。有许多夷民向南迁徙，“夷”系民中的彝族、纳西族等族向南迁徙皆有迹可循。还有部分留在故地，与其他民族错居，变迁相对较小。
二、“羌戈大战”与羌语支民族
羌人南迁时，与“蜀汉徼外”原住居民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汉和帝永元六年（94年）内属的“大牂夷种羌豪造头”极可能就是率领被征服的夷民的行为。如果说，这还只是“极可能”的话，那么，被称为“羌戈大战”的羌夷冲突则在类似事件中具有“典范”意义。这里说的“典范”，是指在羌夷冲突史实淹没的情况下，唯有此“大战”被传说描述和渲染得淋漓尽致。当然应该明白，民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往往内容越丰富，附会或想象的成分也越来越多。
据今住在阿坝州羌民的传说，“戈基人”是他们迁居此地之前的居民。羌人的强势迁入遭到戈基人的顽强抵抗；后来羌民战胜戈基人，成为当地的主人。据《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西南夷列传”，汉武帝时设置的汶山郡即冉駹夷聚居地，也就是后来羌人战胜戈基人之地。这意味着羌人所说的戈基人就是《史记》《汉书》所记的冉駹夷。现存羌族比较集中居住在四川阿坝州汶川、理县、茂汶、北川等县境内，人数不足二十万，但操羌语支的居民却远不止此数。羌人南迁，除了《后汉书·西羌传》所载的汉文资料外，当地羌民中长期流传的史诗《羌戈大战》无疑予以了印证。
羌人南下是在战国秦汉政权的强势威迫下的被迫之举，沿着南北走向的山水之势亦即“藏彝走廊”趋而向南，各部任随所之，流动于今阿坝、甘孜的广大区域，也就是“蜀汉徼外”。除我们已知的战胜戈基人的羌人亦即今之羌族外，理应还有大量的古羌人部落的后裔流寓今甘孜、阿坝州地区。目前在除原已知的羌语支语言茂汶羌语、普米语等外，还新发现了至少十余种属于羌语支的独立语言，分布于四川阿坝、甘孜、凉山、雅安四州地，多与汉、彝、藏民族杂居，使用人口多的十多万，少的仅两千人，有的处于消亡的边缘。这些众多羌语支族群正是战国至东汉时期南下羌人的产物，它为我国西部民族流动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民国时期及之前他们多被称为“西蕃”（西番），20世纪50年代划分民族成分时多归划为藏族。这些羌语支族群与藏族在文化上差异较大。
三、夷系民族的“内属”与南迁
战国秦汉时期，“蜀、汉徼外蛮夷”处于“或土著、或移徙”的社会发展状况，他们无力抵御羌人的强势南下。部分夷民被征服而最终与羌民融合，或者杂居，部分夷民内附，部分夷民则向南迁徙，川西高原地区的民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唐代，青藏高原的吐蕃势力崛起并东向发展，加剧了藏彝走廊地区民族社会的动荡，当地众多族群的“内属”活动频仍有加。众多族群受到吐蕃势力的强大压力和冲击，纷纷东向唐朝寻求保护，这是唐代羌、夷内属的新因素。
“内属”或“反叛”事件持续不断，不仅规模大，而且相当频繁，表明徼外民族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大量羌人南下所造成的压力是促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除了“内属”和“反叛”外，“蜀、汉徼外蛮夷”还有大量向南迁徙了。前面提到，冉駹夷就是戈基人，戈基人被羌人征服后，留下了许多石棺。冉駹夷被羌人打败后部分南迁，实即今彝语支先民。也就是说，彝语支先民就是行石棺葬的民族，但今彝语支的两个主要民族彝族和纳西族均行火葬。其实，有多种迹象显示，彝、纳西先民是行过土葬的。纳西族流行一种传说，他们祖先是从北方一个名为“多弥”的地方迁徙到西南来的。
综上，在秦汉政权强势威迫之下，原本活动在西北地区的部分羌民向蜀郡、广汉郡“徼外”地区迁徙，引起了这一地区民族社会的一系列反应。在此过程中，大量羌民“内属”。羌人南下引起原居地的“蛮夷”社会发生剧烈振动，羌、夷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引起大量夷民内属，或者南迁。“蜀汉徼外”民族关系的这种递变深刻地影响了西南民族关系史的格局变化，值得研究者深入思考。
文章摘自《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原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