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珂，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摘要：乾嘉时期的京师，存在一个由在学术、诗文等领域成就卓著的士人精英群体所主导的，推动绘画创作、品评、流通与收藏的延誉机制。以翁方纲、法式善为代表的士人群体依靠在文坛、学界或政坛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不断对画家予以推举延誉，将其纳入庞大的京师士人圈，画家及其作品因此受到广泛关注，声名日隆。在成熟完善的延誉机制的作用下，众多外地画家前来投靠，北京形成了联系紧密、人数众多、风格多样的绘画网络。士人群体因此成为主导宫廷之外北京画坛的主要力量，其学养与品味亦作用于绘画，使其呈现出学术性、文学性等特征，充分体现了文人对于绘画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北京画坛因此重新焕发生机，成为当时的绘画中心。
一、乾嘉时期北京的士人文化与艺文环境
乾嘉时期，北京地区人才济济，尤其《四库全书》的纂修工程召集了大批文人学者，促进了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学术网络的形成。京师数量众多的会馆也常定期举办各类祭祀、团拜、聚会等活动，成为同乡士人的聚集地。尽管由于官员外任等原因，京师人员流动频繁，但在总体上存在一个数量庞大的士人精英群体，或称士大夫群体，成为京师文化活动的主导者。这些士人精英地位卓越、品味高雅，兼具官僚、文人等多重身份，或以诗文显扬，或以金石为重，或以考据见长，在京师占有地利、人和的优势，享有重要的政治权力与文化地位。
此时的北京，士人雅集燕游蔚然成风，文化活动名目众多。特别是宣南一带成为士人的聚居之地，此地层出不穷的士人活动对于19世纪的诗风、士风、学风、文风的转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雅集活动多由某一地位尊崇、学养渊深、爱才谦下的京师闻人主持，这些人的书斋居所逐渐成为各具特色的雅集中心，各自独立却又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京师的艺文空间。庞大的士人群体活跃于各雅集中心，以书法、绘画、诗文、金石等活动为纽带，形成了京师独有的、人数众多且声气相通的士人交游圈以及多个组织松散的学术群体与诗社文会群体，成就了乾嘉时期的人文之盛。
在京师空前繁荣的士人文化与艺文环境中，绘画艺术面临新的局面，士人精英与画家之间的互动成为影响绘画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国家稽古右文，重视典籍的编纂整理，士人沉潜经典之中，以学术考据为要务，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大批学识渊博、声望素著的学者，乾嘉社会自上而下、自官方至民间皆出现重学之风，形成了所谓的“学者社会”。以“考证精核，辩论明确”为治学标准，士人交游与书画艺事都难以脱离这样的学术文化环境的影响，各雅集中心或幕府都是以文学、学术活动为重。另一方面，绘画在京师士人的生活中仍然占据重要位置。绘画的意义和功用不仅在于自我欣赏和纪念，士人常需借助绘画作品的创作和广泛流传来宣扬自己的功业成就、风雅事迹和德行操守。他们大多并不精通绘事，因此需要求助专业画家来完成。并以图像题咏的方式对作品施加影响。究其原因，题跋文字往往传达出更为丰富的内容，或是叙述图像产生的情境与来龙去脉、题跋者与图像主人之间的交游经历，或是赞美画主的道德品行、解读图中的隐喻隐情、评价画家的风格技法等，相当于在图像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
二、翁方纲与法式善的延誉举荐
乾嘉时期京师的许多绘画作品皆是画家应士人之邀所作，并且由于雅集频繁，这些作品常常能够在士人群体中广泛传阅品题。其中，翁方纲、法式善征集、品题绘画无数，结识画家众多，是乾嘉时代重要的绘画“赞助人”。两人在绘画的创作、品评、延举方面用力最多，在北京画坛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德高望重的风雅主盟者。
翁方纲为乾隆十七年（1752年）进士，历任翰林院要职，并先后任广东学政、江南副考官、江西学政、山东学政等职。翁方纲在书学、诗论和考据等方面多有建树，然而其一生中最主要的功业在于金石碑版之学，可称是金石赏鉴一派中的领袖人物。由于官位显赫以及学术成就斐然，翁方纲常被奉为乾嘉时期的文化宗主，特别是在乾嘉后期，由于门生后辈众多，其声望达到顶点。
翁方纲常有征画、索画、题画之举，因此，绘画也成为画家与翁方纲保持来往的方式之一。翁方纲也通过品题的方式，依靠自己在京师的声望对画家予以扶持。其延誉之功最为集中地体现在扬州寓京画家罗聘身上，甚至由此惠及罗聘之子罗允绍、罗允缵及其妻方婉仪。
法式善是继翁方纲之后影响北京画坛的另一重要人物。其出身于内务府蒙古正黄旗包衣世家，任职于国子监、翰林院中，长年居于京师。法式善著有《存素堂诗文集》《梧门诗话》 等，以选诗论诗得名，是当时诗坛中的重要领袖，但在乾嘉画坛中所发挥的影响更加广泛和集中，且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较其师长翁方纲更甚。与翁方纲以金石学术为主要功业不同，法式善多是依靠在诗文上的专长对画家予以延誉扶持。
罗聘先后三次北上京师，最初只与钱载、翁方纲等少数士人相交，此后由于翁方纲等人的不断推举和延誉，其社交网络和知名度不断扩展，逐渐成为当时北京画坛中首屈一指的名家，也是北京士人圈中的重要人物。罗聘由最初默默无闻到最后名动公卿，显示了京师士人群体的推动作用。
以翁方纲、法式善为中心，乾嘉时期的北京画坛呈现出繁荣景象：艺事活动兴盛，绘画传播广泛，人员流动频繁，题咏活动盛行，风格丰富多变。翁方纲、法式善以及画家罗聘等人之间的互动情形，揭示了在乾嘉时期的京师存在一个由学术、诗文等领域成就卓著的士人精英群体所主导的，通过对画家予以推介举荐从而推动绘画创作、品评、流通与收藏的延誉机制。
三、乾嘉时期北京画坛的格局与新变
京师士人大多并不擅长绘画，也并非人人通晓画史，他们出于各种目的征集和使用绘画作品，这就决定具体的风格形式并非他们关注的第一要点，绘画于其而言多作为文献或礼物被使用，用以纪事或传达信息。在纪念和宣传之外，还承担了以图补文、以图论学等实用功能，更像是学术、文学以及交游活动的附属产品，不仅仅是作为自抒性灵的文人画存在。乾嘉士人对于书画的讨论最终也常常落实于经史、学术、诗文等他们真正感兴趣的问题上，较少有人以绘画本身为对象，自觉讨论风格流派或笔墨趣味。如翁方纲对于画家的延誉和推重常常通过题跋来体现。其题跋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对画家技艺和风格的考析，而在于他作为地位崇高、学养深厚的学者和诗人，在题跋中对画家和画主的褒举宣扬。
乾嘉时期的绘画艺术，由于士人的参与而受到其品味和需求的影响，成为学术、文学的载体。这种学术性和文学性不仅仅体现在画家的创作过程中，更在延誉机制的运行和绘画网络的拓展中，通过士人群体的题咏和诠释，不断得到认可和强化。正因如此，乾嘉时期绘画的“同题创作”现象十分普遍，即由士人征绘，同一个绘画主题，多次由不同的画家进行创作，进而引发大规模的题咏唱和活动。每一次同题创作活动都囊括了大量的画家与士人官僚参与，成为乾嘉时期的文坛与画坛盛事，这些都得益于京师的士人延誉机制与庞大的绘画网络。
乾嘉时期，京师的延誉机制吸引了众多外地画家前来投靠，特别是杭州、苏州、镇江等地的画家，于是正统派之外，江南等地的绘画风格随之进入北京画坛，为之带来生机与活力。
罗聘之所以能够在众多外地寓京画家中脱颖而出，除却其绘画技术的确高超外，还有其他重要原因。一是罗聘绘画技巧的全面性，他是山水、人物、佛像兼善的全能画家，能够满足士人群体的全部需求。二是罗聘交游的广泛性，他能够游刃有余地游走于京师士人权贵之间，并没有作为幕僚或食客依附其下，保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三是在为士人创作命题作品之外，罗聘也会以具有强烈个人辨识度的绘画题材广邀题识，使浸淫于“四王”正统派风格的士人群体耳目一新。
正是由于士人的延誉机制与绘画网络，在宫廷之外，仍是以士人群体作为绘画“赞助”的主流，其影响渗透绘画活动的各个环节，北京画坛呈现出繁荣局面，成为全国的绘画中心。也正是由于乾嘉京师士人的延誉机制与网络，众多画家在京师游艺时受到接纳，不仅生活有所依托，画名也得以彰显，许多具有个性的绘画风格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绘画流派进入京师后，因士人的延誉得以脱离地域限制，从而享有了全国性的声誉。乾嘉时期的绘画不仅作为图像，更是作为文献存在和流传，是士人精英群体精致的日常生活、高雅的审美品味与学术诗文成就的精彩展示，同时也是乾嘉时期精英文化与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
文章摘自《文艺研究》2021年第1期，原文约2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