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市，100089。
摘要：“器用宜称”是宋代国家坛庙祭祀礼器酌定范式和制造颁行的重要标准。所谓“上法先王之意，下随当世之宜；稽古而不迂，随时而不陋。”既尊仿古制，又斟酌时风。由宋至明，国朝大礼的器用体系均体现出既法三代古制、又应当世之变的精神。论文拟从礼器整理和礼图考证入手，以国家典仪中“鼎”的发展为线索，探讨礼器著录与研究的不同系统在宋以降国家礼器颁定与实践中的交互影响；并通过梳理日用燕器对传统礼器体系的替换和补充，管窥礼制建设的从宜之变。
“器用宜称”是宋代国家坛庙祭祀礼器酌定范式和制造颁行的重要标准。国之大礼的宜称礼器，既尊仿古制，又斟酌时风。由宋至明，国朝大礼的器用体系均体现出既法三代古制、又应当世之变的精神。追三代于鼎彝，寄托着国家祖述理想社会的政治意涵。三代之“古”是依托，是途径；如何稽古达变、在追仿过程中定立既不谬先王、又应时之变的礼法规范与社会秩序，才是王朝政治与礼制建设的真正诉求。
一、大礼从古：两套礼器系统下的“肇作宋器”
两宋的礼制改革均强调“大礼祭器，悉从古制”。古制的仿从来自对三代礼制、礼器考据；而礼器用制的辑录与研究，计有尊经和重器两类途径。一为因袭汉唐诸儒注疏，汇考各版本以酌用，最有代表性的当为宋初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一为基于两宋“太平日久文物毕出”，以存世的三代金石之器订正礼文，稽考礼器。大观年间辑撰的《重修宣和博古图录》当为此列。这两种礼器模式，在两宋仿古铜器的制作中均有体现。宋代仿古实践以徽宗朝最为突出。这一阶段国家仿古礼器制作中，政和四年（1114年）至七年是一个重要节点。根据政书及金石文献考据，此期铸造的政和礼器凡26件，不仅涵盖了天子亲祀太庙、明堂、方泽的礼制用器，也有给赐重臣的家庙吉金。其中牛鼎和政和鼎就是这批政和复古礼器的代表作。
由丰润牛鼎到政和鼎，再配合拓本载录和传世实物的徽宗簠、尊彝器，我们或可把握北宋中期以来国家仿古礼器的发展脉络和造器原则。其一，徽宗仿古铜器的制式兼采自聂氏《三礼图》和《博古图》两大图谱体系，折射出宋人认知古器采用解经绎器和金石考古的两种途径。而政和、宣和礼器的样制选择，反映出《博古图》体系在北宋后期指导礼器制作中的压倒性胜利。其二，政和鼎和童贯铏鼎既代表了宋代国家礼制建设复古实践的成果；又是臣僚家礼尊法古制的代表。后秦桧铏鼎也仿其制，反映出两宋高级品官礼制用器的复古尝试。同时，天子九庙与给赐家庙并行的政治运作，是为明尊卑而天下治，体现出宋代皇权在隆礼作乐过程中的强化。其三，在礼制建设的实际操作中，聂氏《三礼图》和《博古图》系统的造器原则通常是掺杂混用。《博古图》与礼书器名无法完全对应、部分器形样制阙如以及祭器材质取定上的局限，都使聂氏祭器模式有存在的必要和空间。
国朝大礼中鼎、铏之制的发展，展示出杂取聂氏《三礼图》和《博古图》体系的造器传统在徽宗之后一直延续不断。南宋高宗绍兴年间虽以《博古图》和徽宗“新成礼器”为祭器范式；但地方州县仍有从旧制“依聂崇义礼图”者。传为南宋马和之画作中关于大礼祭器的描绘，则为此期礼器模式的混用提供了生动而直观的图像注角。
综上，仿古鼎彝在宋以降国之大礼的器用造作和使用中具有稽古达变的政治色彩，意在通过对三代礼器的追仿，完成社会礼制改革与秩序重建的诉求。在尊经与重器两种模式的并行混用中，复古礼器最终成为国家祀典用器的标准。另一方面，查考嘉靖年间刊刻的《大明会典》设位陈器图，我们会发现在国朝大典的礼器使用上，鼎登、簠簋、豆笾的对应位置往往不见古器样制，却陈设着碗、碟、盘、盂等日用器形。可以说，以鼎为代表，祭祀礼器在形制和材质上随俗从宜的现象勾描出宋以降，尤其是元、明以来国家礼器发展的另一趋势。
二、适今从宜：礼器系统的简化与更张
实际上，唐宋以来这种国之大礼祭器随俗从宜的传统一直存在，它和尊法三代、气象淳古的仿古趋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行发展，成为国家礼制建设中看似矛盾又彼此融合的两条线索。国朝大礼祭器的简化唐代已有彰示。“铏鼎”之名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在礼书之中。官员在礼器制式的讨论中就提出过“古今之器”混用的理念，强调礼器样式与礼料内容的“质”“文”相称；其中铏鼎作为时器，恰与“时馔”和羹相配。
北宋初太祖亲视太庙祭祀礼器时，就以笾豆簠簋去今已远而祖宗不识为由，“亟命彻去，进常膳如平生”，并援日用碗碟为祭器；后虽考虑到大礼不可废古而恢复了簠簋之制，但加入了牙盘等日用器以示折中。
南宋时，日常燕器盘、盂、瓶、盏等类承装着时馔礼料频频用于景灵宫祭祀大典。礼器的燕器化、礼料的时馔化在这一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种器用取向下，杭州老虎洞修内司窑址南宋地层出土的大墩碗、套盒、盏托和梅瓶，很可能具有礼仪功能：这些器形均列入景灵宫祭祀的礼器体系；且制作上遵循严格的法式制度，尺寸体量各有规格，成形方法也仿三代范畴，具备庄重“礼器”性的两大特征——造型上取法古礼，成形工艺上亦本其宗。以此为据，这些官作瓷器虽然造型与一般日用器相同，但功用却很可能为国家性礼制活动中的供器。
元代坛庙祭祀大典中，鼎的礼器地位已出现为盘、盂取代的趋势，“以盘贮牲体，盘置俎上，鼎不用”。同时，元代皇家祭典将蒙古族“国俗旧礼”融入传统儒学仪礼中，祭器体系也加入了不少材质和器形均日常化的“时器”；尤以神御殿祭祀最为典型。其中金银祭器包括瓶、盘、盂、香合、碗碟之属；瓷供器以枢府瓷和青瓷大盘代替镬鼎之能，以盛毛血和三牲；髹木礼器则有盛容“马湩”的朱漆盂和配合罗巾祭品的朱漆盘——这些都是礼器日用化的典型例证。元代国朝大典的礼器用制难见实例，但我们可从地方祭器的制式管窥一二。北京延庆窖藏出土的泰定年间官府供器中，仿古铜鬲炉与时器化的朱髹大盘并存，体现出三代礼制规范与蒙古国俗旧礼相融合、鼎彝仿古礼器与碗盘日用燕器相混用的趋势。内蒙古赤峰出土的全宁路三皇庙铜簋、湖南常德大德九年（1305年）靖州官供铜簋和永泽书院铜鼎祭器，都一定程度表现出此期铜礼器在纹样上的简化，为元代官方礼器“古其形状”“今其文理”的样制特点提供了生动注脚。而元代儒官郑陶孙在宣州监造文庙释奠祭器时对庙学祭器的议论，也从侧面体现出元儒对祭器变通的肯定态度。
明代国之大礼对鼎礼之制明确提出“将铏鼎代之以瓷碗”；较之于前代，常见的日用碗盘类“时器”在明代官用祭器系统中占有更大比例，且这种材质、器形双双日常化的礼器用制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得以宣明。至此，从中央坛庙到地方府学，宋以来礼器适今从宜的简化趋势日渐明显。曾作为礼之重器的鼎，造型上也日渐退去了三代之象，转而采用碗、盂等日用器形。这一趋势在嘉靖万历年间发展得更为充分。随着《大明会典》的东传，明代祭器陶瓷为质、式用古今的模式也对李氏朝鲜王朝的典礼用制产生了深远影响。正祖大王元嫔洪氏墓的随葬品中有一组白瓷礼器，就体现出兼用古器和时器的特征：仿古器类见有簠簋、编磬之属，而盏托、玉壶春瓶和香炉、香盒则代表了荐备、茶酒、供香之用的时器。
通过对鼎彝器用的梳理，可见在国家坛庙礼器模式中，循古与适今这两类看似悖反的趋势渐趋融合。尤其是作为礼之重器的鼎，无论是国朝大礼的陈设礼器，还是臣庶家庙的释奠祭器，均表现出礼器建设中“器用宜称”的两个层面：其一，对三代古器物的认知和以之为据的仿古新成礼器，是在以聂氏《三礼图》和《博古图》为代表的两个范式体系混用、互补中建立起来的，代表了两宋大礼从古、“追三代于鼎彝之间”的政治与文化诉求。其二，典仪陈器中的牢、镬、铜鼎逐渐为瓷质碗、盂所代，是祭祀礼器在形制和材质上双双从宜简化的重要表征。鼎作为礼制用器这种既尊法三代、典出有据，又与时俱进、适今从宜的特点，正是宋以降国朝礼器建设中“器用宜称”的两个层面，展示出了器用仪制“稽古作新”的双向性。
文章摘自《华夏考古》2020年第6期，原文约2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