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一、介入政潮
1916年6月袁世凯亡故后，北洋元老段祺瑞出任总理，同时副总统黎元洪正位、国会复会，中央再度出现多种政治势力并存的局面。然而未过多久，段祺瑞与黎元洪以及国会中的前国民党人即产生种种不谐，出现所谓“府院之争”“院会之争”。再就地方层面观之，讨袁战争虽使北洋势力丧失若干地盘，但仍有18个省区可视为该派的势力范围，其主导地位较为明显。北方诸将中，徐州张勋是极特殊的一个，一方面他实力雄厚且敢于出头，因而受到其他武人的重视乃至逢迎；另一方面张又怀有强烈的复辟意向，这与多数只图自固其位的地方实力派有着很大差异，亦由此导致了他与段祺瑞的潜在矛盾。可以说，张勋因其强烈的复辟导向，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自成一系。
1917年年初，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成为段内阁的外交方针，但此举遭到总统与前国民党人的强力阻击。4月，段派以开“军事会议”之名电邀各省实力派入京，向反对者施压。北洋系各省或由督军亲临，或派出代表，全体赴京参会。25日，军事会议决议，一致赞成对德宣战。不过，尽管北洋督军集体响应段氏召集，但其内部仍有一定的派别区分。因段祺瑞的总理地位及元老身份，不少北洋将领均采取明确的拥段立场，具体包括浙督杨善德、陕督陈树藩、闽督李厚基、奉督张作霖、安徽省长倪嗣冲等人，其中倪嗣冲的挺段态度尤为激烈，成为随后督军种种越轨行为的策动者。但在拥段诸将之外，更有以副总统冯国璋为中心，因籍贯、地缘等关系而形成的“直派”，主要包括赣督李纯、鄂督王占元等。还有一些督军如河南赵倜、直隶曹锟、山东张怀芝、山西阎锡山等，当时并无明显的派别倾向。总之，赵倜等几人或可称作段、冯两系之外的“中间督军”，他们在随后的政潮中表现活跃，实际态度则颇为微妙。
5月10日，“宣战案”正式提交国会表决，段派遂利用“公民团”等围困议院，强迫反对派屈服。这一越轨举动成为随后一系列政潮的开端，而段氏也因之遭到各界反对，地位岌岌可危。面对困局，在京督军不得不四出活动，最终于19日向总统递交呈文，公然提出解散国会。至此，因军事会议北来的各督已深度介入政潮。不过，由于派别倾向不同，诸将的表现颇有差异。强硬主张段氏留任、解散国会的只是倪嗣冲、李厚基等拥段督军，而直派则对此态度消极。此外，其他一些非段系将领亦不赞成激烈举动。诸将在段氏危急时刻的纷纭态度，折射出所谓“北洋领袖”的实际权威。
19日督军呈请解散国会后，当即为黎元洪所拒。同时黎请孟恩远转告督军方面，段祺瑞唯有辞职一途。各督因行动受阻，遂出京活动。23日，积极拥段的倪嗣冲、李厚基，并王占元、张怀芝、赵倜及奉、黑、陕、甘、绥、热、浙、苏等省区代表相继赴徐州会晤张勋。与此同时，黎元洪将段祺瑞免职的消息传来，此外更有倪嗣冲、李厚基等人亦将被免的风声。督军免职之讯激起了诸将的自危之心，在派系势力与个人地位均受威胁的情况下，他们决定立即对中央发难，并请张勋予以协助，但张抱定复辟目标。各督最后一致认可“以时局归结于复辟为宗旨”，双方达成约定后散去。由此可见，徐州会议督军最终赞成复辟，多系争取张勋支持的一种手段。
另外，各督在认可复辟的同时，也与张勋议定了行动计划。总之，自中央围绕“宣战案”爆发政潮后，在京的北洋督军直接投入其中，与国会、总统府方面形成对立。这一对立随即因免职问题而加剧，倪嗣冲等人决心策动实力雄厚的张勋共同发难，并在徐州会议上认可了张的复辟意向。但应注意的是，督军初非热衷于复辟，其赞成表态不过是欲当即取得张勋的支持； 而会议上双方所达成的初步计划也只是“共同出师”，并不涉及调停。
二、发动兵谏
自倪嗣冲于28日发出实质上是号召叛乱的电报后，北洋各省区纷纷作出响应。拥段各督全部宣告独立，相反直派各省则一概未独立，显示出相当明确的界限。此外，“中间督军”也大多宣告独立，但其真实态度各有复杂之处。与独立同步，近畿各省相继派出军队，实行所谓“兵谏”。至6月6日，共有6个省区的7支军队分别从津浦路、京汉路、京奉路三个方向对北京形成包围。出兵行动造成实质性的压迫，成为黎元洪等迅速屈服的关键。
然而，正当各省大举兴师之际，本应“一同出师”的张勋却没有任何实质性动作。事实上，至迟在各省发难前夕，张勋已决定不参与其中。也就是说，张勋出于某种考虑，于各省发难前改变策略，意欲在黎氏与督军之间保持中立，进而以“调人”资格顺利入京，拥立宣统。张勋实际上对督军隐瞒了自身计划，甚至仍以一致行动的面目示人，其目的无非是推助各省压迫中央，从而为出任调停创造条件。由于张勋的上述表演，各督对其真实图谋无从知悉。但从其他渠道，督军仍得到了有关调停的消息。与质疑调停同步，一些督军更要求组织正式的“兵谏”机关，以张勋为领袖。应当说，有关组织机关，与中央交涉的设想，反映出督军联合行动的愿望；另外，在张勋迟迟未见行动而调停之说传出的情况下，督军此举也有敦促其出面主持之意。然而随着局面的迅速变化，“兵谏”机关终未见诸事实。
三、拒止张勋
6月初，随着各省军队到达近畿，“兵谏”得以完全发动，但此时各督所要面对的局势却颇为复杂。一方面，张勋谋任“调人”得计，随时可能入京复辟；另一方面，此时在天津聚集的部分北洋系政客，也欲利用督军发难的形势实现图谋。他们策划成立以独立各省为基础的“军政府”，由徐世昌任大元帅，随后领兵入京去黎，即推徐为大总统。在复辟问题上，段氏本人也一贯持反对态度。此时他更强硬表态，称对于复辟者将“不辞举兵而战”“与民党提携以反对之”。
明确了段氏的立场，拥段诸将的态度殆可预知。就在各督军逐渐形成新的意见之际，张勋方面也在积极行动。张勋非但拒绝与天津方面合作，更欲强行将各省作为复辟之后盾。对此，督军方面显然难以坐视。总之，至张勋北上前夕，绝大多数独立省份已作出一致表示，主张在不易元首的前提下，通过解散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等办法收拾时局，抵制张勋的复辟图谋。由此观之，徐州会议上达成的所谓“要约”实际已为督军所否认。前曾述及，多数督军本不热衷于复辟，徐州会议上的赞成系促张发难的手段；当“兵谏”发动以后，局面一新，府方态度迅速软化并于3日承认督军解散国会之要求，而段祺瑞方面“不倒黎、不复辟”的态度则颇为坚确，对独立各督的影响至为关键。特别是对“中间派”诸将而言，他们往往表现出稳妥解决、息事宁人的倾向，而“不倒黎、不复辟”的主张恰恰符合这一心理，自亦为其所认同。
四、联合“排李”
8日，张勋率军北上。抵津后，其复辟主张为徐、段等人当面拒绝，加之督军的一致反对，张勋不得不中止此议。但张氏此时仍居调停地位，具备摆布中央之力。不久，张氏扶持“淮军前辈”李经羲组阁的意向逐渐明确。应当说，“扶李”很大程度上是张勋抵制段、徐出掌政权，报复各方拒止复辟的手段。对此，段派方面迅速作出反应。10日，徐树铮急电阎锡山，指李经羲为复辟分子操控，登台后将利用政权、财权为复辟服务，为此须赶速行动，阻止李氏就职。徐氏将“反复辟”作为“排李”之正当性根据，其以复辟为祸的态度可见一斑。此电实际成为督军“排李运动”的先声。另外，此前对政潮大致保持旁观的直派督军，这时亦有反响。总之，包括未独立各省在内，各派督军不约而同地走向拒李。
11日，李厚基致电张勋，要求中央取消5月23日之免职令，速请段祺瑞复职。不过，在张勋与段、徐矛盾颇深的情况下，推段不仅不会成功，反而将加剧张勋不满。有鉴于此，段系督军转而选择拥戴支派色彩不深的王士珍，而直派王占元等，更顺理成章地主张王内阁。另外，此时曹锟的一些活动颇值注意。14日，曹锟方面在保定与阎锡山的使者田应璜会晤，据田氏报告，曹方在密谈中对其大示亲近，并“尽情吐露”对时局的意见，称将以推举王士珍、排斥他方势力为宗旨，同时采取包括联络北京驻军、监视天津要人、胁迫张勋等三项布置，希望晋省予以适当支持；最后提议，直、晋此后应取一致行动，一旦有事必先电告并尽力援助。以上情形印证了曹锟与段祺瑞不谐的说法，而曹方对阎锡山的拉拢意图也相当明显，似欲打造“直晋联盟”。阎锡山于15日接到田应璜的报告。尽管此时天津方面又有拥段复职的呼声，但对于曹锟的积极拉拢，阎氏究不能毫无所动。然而，与舆论的认知相反，督军实际上并未放弃排李。且不说奉、浙、晋等省纷纷不公开地与他方联络，寻求间接的排李途径，部分督军如张怀芝、李纯等，均拒绝张勋疏通，持续向中央施压。此外，先于14日赴津联络并一度表现“克制”的倪嗣冲，此时亦趋于活跃。不过，倪嗣冲实际并不主王，而是欲推段复职。事实上，当时天津方面的北洋各派也一致主张段氏复职，呼声甚为高涨；受此影响，段氏本人亦“决无不愿出山之意”。段派上述略显急切的竞逐举动引发直派不满。
尽管各方不断劝退、拆台，李经羲却自恃有张勋支持，突于22日发出通电，宣告就职。对此，各人反应颇为激烈。持续近两个月的“宣战案”政潮似因督军的暂时忍耐而告一段落。不过，据在津活动的西原龟三记述，曹汝霖曾于27日前后与其磋商借款500万日元，目的是通过倪嗣冲对排李各省进行援助。据此推测，一旦李氏不能按北洋方面的意志行事，诸将很可能会再掀政潮。
纵观“宣战案”政潮中的督军活动，可知其大体经历了从“抗黎”到“拒张”的过程。“抗黎”源于自身权位受胁，目标是打击中央的异己势力。随着黎氏态度的软化，达到目的已不成问题；然而，本要与督军一致行动的张勋却暗自变计，密谋以“调停”实现图谋。与此同时，段祺瑞方面则明确表露出“不倒黎、不复辟”的坚决态度。此一态度对拥段诸将的影响不言自明，同时也符合“中间督军”稳妥解决的心理，结果是各督一致宣明“初旨”，拒止迫在眉睫的复辟。而随后发生的“排李”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在反制张勋的不合作行为，故可视作“拒张”的一种延续。在上述过程中，督军对复辟的态度明显发生逆转。督军最初虽有承认复辟之举，但不久后即作出明确、集中之反对，等于明白地宣告了“徐州要约”的无效。对此，张勋当然心知肚明，他于复辟时两次将此节揭出，前者是欲胁迫各督从同，后者则是在复辟行将失败之际的一种泄愤。
再者，政潮中各督的种种表现，因其派别倾向之不同而呈现差异。直派督军从政潮兴起之初即不愿与段派同调，后来参与“排李”纯属自谋。而“中间督军”虽宣布独立，但多系被动应付或从众之举；待到督军推举新阁揆之时，曹锟已颇作他想，试图阻止段氏复出并拉拢阎锡山。总体而言，“中间督军”对于挺段明显动力不足，这与袁世凯时代他们颇能呐喊出力的情形相去甚远。或可说，后袁时代的“北洋团体”，已不再有强力之核心，内部呈现松散、疏离的趋势。
回顾以往史著对于这段历史的论述，可知其多倾向于将种种阴谋加诸段氏与各督，或谓其假意赞成、默许复辟，以此为张勋设下圈套；或称所谓“去黎推徐”亦由段氏所主谋，诸督所拥护。但就各人最终表现出的行动来看，他们似乎并未实行上述图谋。此一结果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对于政潮中的个体而言，阴谋、算计只是一个方面，要权衡的还有形势与人心。阎锡山顾忌外界反对，主动表示不可“过事更张”；赵倜、张怀芝不满于天津政客的“好事妄议”，措辞激烈地批驳“别组政府”，这些都是他们受制于外在形势的体现。而段氏之所以拒绝颠覆现局，很大程度上亦出于维持自身形象、争取外间舆论的考虑。可见在政治竞逐当中，形势、人心的因素往往令当局者有所瞻顾，单从阴谋的角度解读、建构，未必符合实际。
文章摘自《安徽史学》2021年第2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