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化民，青岛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中国共产党七大对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
1945年后，无论是在欧洲战场还是在太平洋战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结局都渐趋明朗。毛泽东在为中国共产党七大所做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展望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军事形势。当同盟国完全战胜德、日法西斯之后，国际局势将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战后世界格局将呈现什么面目？新的世界大战会不会再次发生？毛泽东对这些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分析。始终密切关注国际形势走向的毛泽东，尤其看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势力的消长。他认为战后的世界总体而言，资本主义力量处于下降的趋势，社会主义的力量则在上升，国际形势将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而不利于资本主义的。毛泽东善于用辩证法分析问题，形成了对战后国际力量对比的独到观察。由于社会主义苏联的崛起，二战后的国际形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不相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之所以对战后世界形势做出乐观的估计，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理由，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认为，作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主要力量，英国、美国和苏联三个国家是团结的。也就是说，苏联与美国、英国的团结，将决定和主导战后世界的基本格局。对于是否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疑问和担忧，毛泽东给出十分果决的回答：不会。
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清楚地认识到，世界固有的基本矛盾，即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并不会因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消失。除了上述三大矛盾，毛泽东特别指出，当今世界上还存在着互相斗争的两种势力，苏联和各国人民的势力是一方，反动势力是另一方。在法西斯国家被打败，总的和平局面出现之后，并不是说世界上就没有了斗争。因此，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斗争，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及反民主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
赢得民族解放战争后，中国将走向何处？毛泽东对此做了冷静的展望。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追求光明的中国前途。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的报告中阐明了对战后国家重建的主张。毛泽东提出，只要国民党愿意放弃其错误政策，同意民主改革，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抗日、团结和民主的基础上同他们恢复谈判。
富有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然懂得，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目标实现起来并不容易，需要克服的困难和障碍还很多。毛泽东谈到准备应付各种困难局面时，从国际到国内，从党内到党外，林林总总讲了十七条，而最大的困难就来自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内战。毛泽东反复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注意内战的危险。
战后美国和苏联的对华政策，无疑是影响中国政局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理想，毛泽东明确指出：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将来对外主要是联合苏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当然期望能够得到国际无产阶级和苏联的援助，但是必须把基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对于美国政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直心存戒备。
中国共产党七大对战后国际国内局势的评估，包含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和平的可能性，一种是内战的可能性。以第一种可能性为大。在第一种情况有条件地出现时，要能够不失时机地进行和平合法的斗争，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力争实现和平的政治改革；而在第二种情况到来时，要坚决站在自卫的立场上迎击和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向全国人民揭露蒋介石政府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真实面目，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和中间势力的同情和支持。抗日战争的胜利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预计来得更快。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牢牢抓住决定未来局势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做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判断，为争取新的斗争的战略主动权赢得了先机。
二、和平建国方针的提出及现实基础
日本战败投降让蒋介石自信满满，对于下一步如何解决国内问题也有自己的盘算。于是，蒋介石在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接连向延安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是否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前往重庆谈判。毛泽东分析了争取和平的各种有利条件。翌日，毛泽东给华中局和新四军的电报中又指出：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按照政治局会议的布置，2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将“和平、团结、民主”的口号公之于世。2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
作为“战后建国的根本方针”，“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与中国共产党七大的路线存在着必然联系。自国共合作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以和平反对内战，以民主反对独裁，以团结反对分裂，七大更是宣布了“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方针，提出战后中国用和平方式实行民主化改革的基本设想，制定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国家的一般纲领与相应政策。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分两个步骤进行。毛泽东还设想了联合政府三种可能的形式。中国共产党七大还决定，对蒋介石采取“洗脸”而不是“割头”的政策，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不打算放弃上述方针，而是认为其仍然适用于战后的中国，“和平、民主、团结”口号就是七大方针的延续。
无论是从国际环境，还是从国内条件看，都存在着促成和平的广泛的现实基础。首先，国民党并不占有绝对优势。国共作为对立的双方，大致处于一种弱平衡的状态，没有任何一方占有全方位压倒性的绝对优势，足以一击而致死命，因而国民党对挑起内战的后果不能不慎重对待。其次，反内战要民主是国内民众的共同心声。由于饱受战争之苦和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压迫，国内各阶级、各阶层的广大民众普遍反对内战，渴望和平，要求进行民主改革。抗战期间发展起来并日渐活跃的中间力量，纷纷表明对于国事的政治主张。最后，美、英、苏等大国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希望中国在战后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亲美国家，作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与苏联抗衡的力量，帮助美国实现控制远东的战略意图。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遭受了重大创伤，急需休养生息恢复实力。通过对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分析，中共中央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由毛泽东、周恩来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三、实行和平建国方针的真诚努力
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业已准备做出必要的让步，以此为代价争取和平建国目标的实现。主动对国民党做出让步，难免会给全党上下带来困惑甚或引起抵触。为了消除各级党委和广大基层党员的顾虑，中共中央对全党做出了解释。
中国共产党期待谈判产生一个不只是暂时的而是足以保证长期和平建设的协定。8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目前紧急要求》十四条，作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条件。十四条后又被归纳为六项要求，在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中公开发表。正式谈判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在十四条基础上形成的十一条意见。意见中不但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诉求，还包括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明确承诺，清晰完整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毛泽东不计个人安危亲自前往重庆谈判，向国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践行“和平、民主、团结”主张的诚意和决心。谈判中，中国共产党“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为顾全大局做出了重要让步。经过艰难的谈判，国共双方代表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协定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地位和召开政治会议，也承认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离开重庆前，毛泽东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对《双十协定》做了这样的评价：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
嗣后与国民党长达一年多的停战、政协和整军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再三让步展示最大的诚意，力求促成和平条件下的民主改革。中国共产党与民盟等民主力量合作，与国民党企图维持一党专政的图谋进行坚决斗争，同时为顾全大局，也在其他方面做出一定的妥协。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向政协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的基本主张。政协通过了以中国共产党所提草案为基础拟定的和平建国纲领，对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原则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个方案体现了民主与团结的精神，成为国民党实行独裁统治的最大障碍。
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密切合作与努力下，政协会议取得了成功。政协通过的各项决议解决了许多长期性的历史性问题，向建设民主政治迈出了重要一步，为实现国内和平创造了条件。尽管政协决议与自己的主张仍有一定的距离，中国共产党仍表示愿意为贯彻政协决议而竭尽全力。
就在人们以为历史天平已经向和平倾斜的时候，国民党却再次逆历史潮流而动，把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在蒋介石的纵容下，国民党顽固派接二连三地制造较场口惨案、大闹北平军调部、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等严重事件，蓄意破坏政协协议的执行。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一系列旨在推翻政协协议的决议案。随后，国民党在东北向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大举进攻，更在6月下旬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没打算主动破裂。然而，蒋介石一意孤行，一再背弃协议，大举向华北、华东和东北各解放区进攻。
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建国方针并为其实现进行的种种努力，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观察与分析之上的，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前提的。但是，和平建国并不是向国民党去乞求能够得来的，只能通过斗争去争取。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积累了与国民党斗争的丰富经验，创造出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原则。在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斗争中，依然坚持这个原则，力求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蒋介石接受人民的和平民主要求，从未幻想蒋介石会发善心，会自动放下屠刀。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同时，始终是以武装斗争为后盾的，和平谈判与军事斗争相互配合，也就是毛泽东所称的两手策略。挑动战争的人最后往往被战争反噬或吞没，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反映。
由于国民党的阻挠破坏，和平建国的设想未能变为现实，和平方式被战争方式所替代。但是，不能据此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国方针以及为和平建国做出的努力。“和平、民主、团结”口号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代表了战后世界民主、进步的时代潮流。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政协会议和停战谈判中，有力地宣传了自己的主张，掌握了政治主动权和道义制高点。国民党蒋介石出尔反尔、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美国政府在调处中“偏袒一方”，纵容蒋介石发动和扩大内战，使全国人民特别是中间势力认清了美蒋的反动本质。与之相反，在这场和平形式的较量中，中国共产党以自己为和平民主而奋斗的真诚、忍让和顾全大局，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战后中国没有走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期望的方向，即以和平的民主改革重建国家，对中国革命来说是走了一段“弯路”，但也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做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必要准备。或许可以说，没有争取和平建国的斗争，就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发动，也不会有国民党的彻底孤立并最终走向失败。
文章摘自《史学集刊》2021年第3期，原文约2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