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晓锴，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明清山西商人曾辉煌商界五百年，尤其茶叶商人到清代发展成为实力尤为强劲的一支商旅。山西商人大规模茶叶贸易从明中叶开始，到清代飞跃式发展，一直持续到民国，在数百年时间里积累了丰富的办茶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办茶规程是其商业智慧的结晶。办茶规程囊括了采茶、制茶、运茶、卖茶等方方面面，可谓山西茶商不断发展壮大的一大法宝。它不仅是茶商进行贸易的参考书，也是山西商人茶叶贸易史的记录。
一、原茶采办：标准化的生产
办茶规程是茶叶商人为茶叶贸易而编写的应用型文献，涉及茶叶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及注意事项。山西商人在长期的茶叶贸易中积累了丰富的办茶经验，他们将这些经验形成文字记录下来，为后代办茶者提供直接的“教材”代代相传。清代民国的办茶规程记录了山西茶叶商人从福建及两湖等地采购、生产茶叶，而后千里迢迢转输到草原及至恰克图、俄罗斯的情景。这一时期山西茶商经营的主要茶叶，即办茶规程中提到的“红黑茶”，是专门供给草原民族的发酵茶。山西商人从事茶叶贸易的特点是完全参与茶叶的生产与销售的各个环节中，将茶叶的产、供、运、销合为一体进行经营。山西茶商对茶叶贸易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严格把关，从采办原茶开始进行标准化的生产。
在清代办茶规程中，对如何办买原茶，按照“货物名称＋产地＋质量”的形式来规定，其中质量从色香味等方面注明。清末办茶规程详细记载了23种茶叶的产地，分布于浙江、江南、安徽、湖南、湖北、福建、云南、台湾等8个省份，其中福建崇安、湖南安化等地茶叶种类最多。对重要产区安化，民国办茶规程给予更多关注，加入了整个安化产茶点的具体介绍，甚至绘有安化全县产茶的详细地图，明确了优质茶叶的位置，从采办茶叶源头上进一步保证质量。与成茶相关的纸和颜料、洋庄茶所用的铅桶、口庄茶所用的篓篾以及生产过程的日常用品等货物的采办都不是随意的，其大小样式、价格明细、上佳之物出处都有详明规定。清代民国办茶规程均详细备注了每一物品的规格、出处、价格、厘税等。尤其对于用纸的采办，子目庞大且类型众多，从颜色、产区、样式上进一步明确，对采购物品的精益求精，是保证茶叶高效生产的重要因素。
茶叶的生产是一个十分烦琐的过程。办茶规程显示，清代民国山西茶商主要在福建及两湖茶叶产区采办原茶，之后雇工进行规模化的生产。这一时期山西茶商的制茶工序亦呈现标准化特征。成品茶从毛茶到产出，一般经过筛茶、炒茶、踹茶、打官堆、押砖、包装等工序，茶商对每道工序都进行严格把控。以清代中期羊楼洞办东口茶为例，炒茶、押砖为关键性步骤，均有专门的规式。押砖更为严格，此外，对于箱篓打吊、包砖用纸和裁票都有专门程式。
除对生产加工程序严格把关外，山西茶商对每一环节所需工种人数及细节都有规定，制度十分完善。在清代民国规模化的茶叶生产中，包工制是一种普遍形式，即茶商与当地或外地包工商定或立约，由包工负责用人。清中期武夷办茶规程中，即有委托“行老板”雇工情形。规程中还出现大量“雇掌管规例”，由“掌管”包揽各司其职，保证生产有序进行。清代民国安化办茶，则由江西“包头”大量雇用“宁工”，即江西南昌府义宁州人工专业化生产。清代民国山西茶商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是保证茶叶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茶叶转输：专业化的流通
与原产地的茶叶采办生产相比，茶叶的空间地理转输同等重要。茶商一般从山西境内出发前往产茶地，在产茶地对茶叶加工后再运往东西口，最后销往口外。虽然茶商情形不尽相同，但运茶路线大体稳定，即从茶山到汉镇，汉镇到通湾，通湾到东西口，东西口到草原腹地及恰克图、俄罗斯境内。这些行商过程中开辟的路线相对固定，约定俗成，传承发展。清代民国山西商人的茶叶贸易线路相对稳定，运输方式亦相当专业。因长途贸易涉及水路码头切换，茶商通常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尽量减少途中的消耗。水运和陆运都是最常见的运输方式。由于水路运输有着运量大的天然优势，因此规模化的茶叶运输首先考虑水运。陆路运输主要有车帮和驼帮，车帮一般为马车和牛车。除此之外，有时还用骡子运输；在途中遇到极为难走的路，还需要人力。出于成本考虑，必须灵活选择，进行专业化流通。
自汉镇装船至通湾，纵贯湖北、河南、河北三省辖境，分别涉及运输转换的水、陆、旱码头。除水陆码头的车脚转换之外，专业化流通还反映在转输路线的市场化格局以及进一步链条化的行业分工上，基本呈现货栈、行会、脚户、脚力等梯度，涉及承揽、包揽缴纳厘税、装卸行栈等专门化业务。从汉口至通州几乎所有的码头，山西茶商都会委托专门的行会与货栈承揽与代理茶叶的区间性运输。产生的费用和劳务，除了特定码头的几项由茶商负责之外，诸多的具体事项包括在了“行用”和“栈用”中，即便过闸、税厘的实际操作也大多交由行栈包揽。一段段水陆行程的有机衔接保障了茶叶的安全转输，而每一段行程的转输方式、计量方式、货币形态、支付方式等不尽相同。由于茶叶类型、规格、数量不同，而且涉及相关辅助用品等，相应运输方式分为“正载”与“浮捎”两大部分。在茶叶转输中，山西茶商在水陆码头与不同方式的运输字号和个人发生着诸多方面的关系，从中灵活选择以降低成本。
从清末开始，随着轮船和火车时代的到来，山西茶商较早地搭上了现代运输的“顺风车”，与原有的传统牛马驼车运输相结合，使得茶叶的流通更为专业。清代民国的办茶规程中均出现专门的轮船、火车运载规例。光绪年间的办红黑茶规程，提到汉口装轮船运茶是从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的，先是奉旨由招商局包运，后也选择由祥发源运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起，汉口装轮船运茶由发通州改发丰台，与火车开始运茶有关。1917年“汉口轮船规例”记载了口庄红茶由招商局及祥发源从汉口运至丰台每箱运费保险情况。火车运茶与轮船类似，从汉口出发装运的记载大量出现在清末民国安化办茶规程中。随着正太、京绥、京汉铁路的修通，山西茶商的茶叶流通进入了铁运的快车道。正太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连为一体，由太原至丰台、丰台至天津、天津往东省及丰台往东口、汉口运茶全线接通，茶叶流通专业化特色更加显著。
三、精打细算：精细化的营销
从清代到民国，山西茶商经营茶叶贸易的普遍性细节，除茶叶的生产和流通外，还体现在茶叶的营销方式上。茶叶贸易途经的城市、商埠和码头固然重要，运输方式与费用及其货币使用与支付更值得注意。茶叶运输中的“正载”和“浮捎”，正是山西茶商“精打细算”抑或“科学管理”的反映。办茶规程显示，不同码头和路段所缴纳的费用不尽相同，但整体均需纳入成本，摊到最小的计算单位“箱”“篓”“盒”“串”中。清代民国办茶规程中频繁提到各种数字，一系列的数字背后蕴含着更为深刻的含义。每件迭价的记账单位为“参平纹银·两”，而其各项费用的每箱平均则是小数点之后的八位数字。西箱茶以“串”论，算法精确到“毫”下面的“丝”；而花茶以“件”论，算法则精确到“丝”下面的“忽”。由此可见，茶叶贸易单位至少在十万箱，茶庄一年的茶叶生产、转输、交易总额庞大，凸显出了茶商经营活动的精细化和规模化。
为进一步获得利润，在茶叶运出产地之后，茶商还会根据市场状况，进行“初加工”以外的“再加工”，这是清代民国山西茶商精细化营销的又一体现。通过规程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成品茶常常会根据市场需要，通过重新包装进行商品转换，“修茶”即为营销的一种手段。口地和庙地修茶，砖茶和盒茶均有涉及。在茶叶运输途中，根据市场需要适时卖掉部分茶叶也是常见情况。办茶规程显示，在羊楼洞及安化茶山的生产环节中，即已根据市场需要分为“口庄”和“洋庄”。“口庄”主要为东西两口及以外的草原地区而制，“洋庄”主要面向汉口的洋人及洋行。清代安化办茶规程中，不仅有“办洋庄规例”和“办洋庄裁纸规例”，而且有专门的“汉口卖洋庄茶规”和“汉售洋庄规款”。在汉口除直接卖与洋行和茶站，山西茶商也会根据市场需要，适时进行商品加工转换。
在茶叶生产过程中，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是写帖记账还是包茶、垫裱、内外票、贴签等，都需要用到类型多样且数量庞大的纸。清代民国山西茶商的办茶规程，几乎每一种都包含有纸的专门规例，涉及“买纸”“裁票”“裁帖”“包砖”“垫纸”等等。这些规例一方面具体介绍“如何买”，更多的是详细说明“如何做”，即对买来的纸进行加工的方法及花销。纸的加工类型有裁、染、印等，染主要将颜料和纸货相结合，印主要是将图案因素融入其中。“办茶”融入“办纸”，无论是茶还是纸，都是根据市场需求，通过商品再加工提升其附加值，获得更多利润。纸货商号出现在办茶规程中，体现在营销链条上。山西茶商在茶叶贸易中延长了营销链条，由原料产品的采办延长至加工商品的销售。除纸以外，在办茶规程中还间有“买木耳”“做变蛋方”“做料面菜方”等，这些作为茶叶贸易的“副产品”，是以茶为主的商人进行精细化营销的具体体现。正是这种精细化的营销，使得山西茶商及茶叶贸易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保持优势不断发展。
不同历史时期办茶规程的相继传承，充分说明了其约定俗成的民间性制度和机制的延续性。在整个茶叶贸易中，作为贸易主体的山西茶商群体是固定的，而他们所经营的茶叶，在品质、包装、形制、运输、销售方面各不相同。山西茶商对茶叶贸易的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形成相应的准则和机制。透过办茶规程，我们看到的是山西商人经营茶叶贸易的立体而又复杂的面相：在原产地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加工，因地制宜、灵活多样的专业化流通，精打细算、科学管理的精细化营销。办茶规程还原了清代民国山西商人茶叶贸易的复杂面相，展示了历史时期山西茶商的工匠精神、商业智慧和创新品质，这也是现代山西商人乃至中国商人理应遵守的贸易品格。
文章摘自《福建论坛》2021年第1期，原文约1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