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丽，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世纪30年代，在南京国民政府酝酿和实施币制改革的过程中，阿瑟·恩·杨格等美籍顾问扮演了智囊角色，发挥过重要作用。货币改革以本位制度为关键。自从1929年作为甘末尔财政专家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来华，杨格等几位美籍顾问一直都是金本位的推崇者。
一、杨格对金本位改革方案的论述
杨格的金本位改革主张可以追溯到1929年甘末尔财政专家委员会所提《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在该委员会所提交的多项改革议案当中最早公布的方案，表明其币制改革的决心与愿景。该方案明确以金本位改革为直接目标，引发了热议。然而由于政局所困，更因当时国际银价跌落——该现象虽然加剧了“镑亏”造成的额外的财政负担，但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两相权衡之下金本位并未施行。虽如此，财政部长宋子文对甘末尔财政专家委员会的工作颇为认同，1929年年底该委员会结束使命离华时，其核心成员杨格、罗哈脱、林襟宇等五人受聘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等机构，继续留华服务。
1930年年初，金贵银贱不断加剧，杨格等人很快成功推动了海关金单位改革。海关征金达到了增收节支的目的，并在上海等地发行关金券，此举被杨格乃至舆论认为是推行金本位的前奏。1931年年初，杨格与几位美籍顾问联名向财政部长宋子文提交备忘录“关于切实推进货币改革之步骤”，阐述了货币单位、整顿辅币和行政革新三项内容。杨格等人认为关金券足以成为新货币的价值基准，新辅币系统应先铸造镍币，并融入铜币，再确定银币和镍币比价，进而稳定白银和海关金单位比价，从而落实金本位改革。
然而，国内银钱两业的激烈纷争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延宕了币制改革的进程。1933年3月，财政部颁行《银本位铸造条例》，通过废两改元先行统一银币。遗憾的是，废两改元并未使中国摆脱银价涨落的影响，特别是美国此间的货币新政使中国的情形雪上加霜。根据1933年4月罗斯福总统令，美国禁止囤积黄金，并暂停国会为出口兑换黄金，宣布黄金和美元脱钩，美国脱离金本位。毫无疑问，新政措施释放出银价上涨的信号，而美国国内白银集团意欲抬高银价，对中国来说更意味着白银外流和走私猖獗。杨格反对美国的货币政策，严厉批评白银集团人为促使银价上涨，不仅无法如其鼓吹的那样提高中国人的购买力，反而只会加深中国经济危机，造成中国人仇美的情绪。同时加剧中日两国力量的不均衡状况，引发远东危机。
为防止全球银价大幅下跌，1933年7月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各与会国商议《白银协定》，限制主要产银国的售银数额；美国作为五大产银国之一，承担了相应的义务。但由于白银集团进一步造势，推动国会批准在全球购买10亿两白银，银价继续上涨。面对是否批准《白银协定》这一棘手问题，杨格向孔祥熙建议有保留地批准，立场鲜明地向美方申述银价上涨对中国及远东政局的影响。经过艰难的考虑，中国政府于1934年3月21日正式批准该协定，并声明当银价波动威胁到中国基本利益时，中方保留自行调整的权利。在剧烈变幻的世界经济局势中，《白银协定》很快被证明缺乏实际约束力，南京国民政府所实行的白银征税亦无法有效抑制白银流失，白银风潮愈演愈烈。
在白银风潮当中，杨格建议中国实行“以银易金”的策略，向美国换取足够的黄金作为货币发行储备，推行金本位改革。鉴于1934年美国维持着1盎司黄金值35美元的比价，并允许外国政府或央行以该比率兑换黄金，即名义上恢复了金本位。而且当年6月美国颁布《白银收购法案》，杨格再度建议抓住时机开启金本位改革，因为中方可高价出售白银获取更多黄金。孔祥熙等人对于改变货币本位制度的建议持保留态度，但在白银征税无效的情况下，十分希望得到美国的实质性帮助。1934年9月22日，施肇基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因拟施行金本位案”，询问美方是否愿意以银换金，协助中国推行金本位。中方明确表示，如果美国同意该方案，新货币将与美元挂钩，然而此提议遭到美国的冷遇。这也意味着杨格“以银易金”的设想以失败而告终，推行金本位的希望渺茫。
二、杨格对法币改革的制度设计
1934年年底到次年年初，中美交涉一波三折。白银价格不仅没有如摩根索所说维持在55美分以下，反而在短期内骤升至81美分。1935年2月，孔祥熙通知施肇基向美国务卿赫尔正式声明中方立场，中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会放弃银本位，再度恳请美国提供借款。然而美方却提出中国对各相关国递交计划书，以求国际解决，这显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办法。对美交涉遭到挫折，中国政府尝试自主应对。1935年年初成立金融顾问委员会和改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即是两项重要准备工作。1935年3月，杨格首次在备忘录中明确提到“纸币管理方案”。这意味着在金本位劝谏失败、对美求援绝望之际，杨格等几位美籍顾问相当务实地从金本位转向外汇本位。
除了1935年年初提出若干项建议主张“纸币管理方案”外，杨格等人还在当年9月提交了一份长达60多页的备忘录，对管理通货作了通盘考虑。其诸多建议中，最重要的两点分别是提升中央银行信用和争取外国对华借款。扩大央行信用的办法是授权中央银行所发货币用作其他银行的准备金，或用来清算债务。同时为了增加信心和稳定汇率，中国向英美两国出售白银换取1亿美元或2000万英镑的信用借款。
在美国对华借款问题上，杨格虽能通过私人管道及时了解美国对华借款的政策动向，但无法影响政策本身。1935年2月，罗斯福让财政部负责处理白银问题。财政部部长摩根索的态度较赫尔积极，不过同样认为白银问题首先是外交问题，对华借款应谨慎。当年5月，杨格获知美国仍未打算向中国借款，要实现美国对华借款依旧十分困难。在对美交涉难见起色的情况下，中国转而向英国寻求借款，英国决定派李滋罗斯访华。李滋罗斯的中国之行并未落实借款，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的介入使美国改变了旁观立场。这种转变亦不乏杨格等人的努力推动。
李滋罗斯访华期间，杨格为了进一步推动美国对华借款，透过詹森表达了他对远东局势的分析和对美国在华利益的考虑。就外交而言，杨格主张美国摆脱“孤立主义”的影响，帮助中国实行“联美制日”的战略。具体而言，美国迅速对华提供货币借款，使中国经济免于崩溃、中日稳定趋于格局，并制衡英国在华扩张。杨格明确表示，中国只要得到一笔500万到1000万英镑的借款，将有能力使汇率稳定在某一水平。这笔借款可以信用借款的模式，按实际支用金额支付利息，并规定只能按债权人要求兑换银行货币。这是杨格第二次向詹森明确提出借款的需求和具体办法，此项意见最终由詹森报告给了美国国务卿。
在积极推动美国对华借款的同时，杨格多次提醒国民政府高层货币改革不容拖延，建议尽快实施汇兑本位制；他还利用其国际汇兑的专长在汇率问题上提供了颇有见地的分析。在无法落实借款的情况下，杨格指出压制进口官商的反对意见，调低汇率是有效之策。与市场自由寻找汇率水平的办法相比，杨格倾向人为将新币汇率设定在0.29—0.30美元或14—15便士的幅度内，由政府掌握相当数量的外汇，并通过中央银行买进卖出来维持汇率。1935年11月3日，中国公布币制改革条例时没有宣布新币本位，只称将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政府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次日由中央银行公布法币对英镑牌价为每1元法币合英镑1先令2便士半，以此套算100元法币合29.75美元，合103日元。新汇价明显将币值压低了，比照杨格的建议和实际牌价，可以认为其关于汇率的建议得到了重视与采纳。而美国在这个过程中的态度也有所变化，愿意对华开展非公开的白银贸易。
三、杨格在法币改革后的建言与活动
法币改革后，对美售银成为稳定外汇、安定通货的关键。白银国有化在币制改革后全面推开，中美也加快了白银贸易的速度。据杨格统计，中美两国在1935年11月15日至1937年7月10日签订售银合同3笔，共18700万盎司。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美出售白银数额占中国白银总储备额的44％，外汇储备达3.7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加强外汇储备无疑巩固了法币改革的成果，有力改善了中国的财政状况。正是由于全面抗战初期中国相对稳定的经济表现，中美两国得以进一步商讨平准基金等战时援助。
杨格有关增强中央银行实力与职能的建议，在法币改革后也更加受到重视。其实杨格在主张金本位改革时期便数次提出重组中央银行，具体办法包括垄断发行权、由央行向其他银行注资、颁行银行法规等。当时他还提出全面推广关金券来增强央行发行权，这一建议虽未被采纳，但强化央行职能的建议得到采纳。法币改革虽然宣布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都具有外汇买卖资格，但强化央行地位乃是根本原则。特别是抗战爆发前拟议《中央储备银行法草案》的过程中，杨格等外籍专家提供了完整的制度设计，颇为孔祥熙所看重。
综合考察杨格围绕币制改革所开展的工作，不难发现在这项系统工程中，其影响可延至法币改革后的诸项制度建设。在为初期成果倍感欣慰之余，杨格等美籍顾问围绕银行监管、成立清算中心、粤省货币改革等问题贡献智谋，尤其是在制度建设方面做出不少技术贡献。值得注意的是，杨格在法币改革前就曾建议将整理外债作为货币改革的一部分，这项工作在法币改革后迅速开展。南京国民政府先后整理津浦铁路、湖广铁路等债务，颇有成效。优先整理英美债务，既说明法币改革之后中国经济力量的增强，也体现出国民政府面对日益升级的中日矛盾，在外交上“联合英美”的考量。在杨格长达十七年的中国财政顾问生涯当中，这也是贯穿始终的努力方向。
南京国民政府首席美籍顾问杨格在全面抗战前中国币制改革中的言行，其主要作用体现在制度设计和外交运作两个方面。从长时段来看，杨格对货币本位、主辅币制度、银行整顿、汇率政策等方面的建议，足以说明其对战前币制改革的贡献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而在货币本位问题上则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杨格等人在较长时间内以金本位为基本导向，但是在愈演愈烈的白银风潮中逐步转向了纸币改革方案，并在法币改革前夕围绕汇兑本位制审慎研拟方案，推动法币改革和货币银行制度建设。此举为法币改革提供了技术支持，也呈现出其作为职业顾问的典型特征。法币改革后，杨格努力推动中美白银贸易、以货币金融事务为核心构建新型中美关系来巩固法币改革的成果。南京国民政府始终掌握主动权，给杨格等人相应的发挥空间。
作为知识精英，杨格通过深度参与中国货币金融改革，间接实现对美国事务与国际秩序的现实关怀，特别是在外交方面推动美国重视当时在其外交格局中尚不太重要的远东问题。结合币制改革的进程，即对华提供货币借款，维持中日稳定的局面，并制衡英国在华扩张。此一洞见不乏对远东局势的前瞻性，亦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长远考虑。以杨格为观察点，可以发现法币改革前后美国政府部门、在华外交官员和在华顾问之间存在不同的视角和立场，相互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未能及时就中国货币问题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体现了中美两国在法币改革前夕交涉的多重面向。由此可见，20世纪30年代中美外交并非坦途，杨格等人积极架设中美两国沟通桥梁具有积极意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际，已经与中国政府签订了离职协议的杨格感到自己有责任和义务留下来，投身于战时工作。他对中美白银贸易公开化、平准基金谈判、美援争取及运用均有直接贡献，这些努力无疑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华政策发生转变的有利因素。
文章摘自《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原文约3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