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松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一、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研究
19世纪初，西方地理学过渡到近代地理学，鸦片战争以后开始传入中国。在其影响下，长期停留在对地理现象进行考证和追溯，极少探讨特点和发展演变规律的中国传统地理学，开始向现代地理学过渡。经济地理方面同样如此，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全国性的著作如张其昀《中国经济地理》、王金绂《中国经济地理》、胡焕庸《中国经济地理》等。其中，葛绥成《中国经济地理》分为经济地理学的概念和特征、经济地理学的要素、经济生活的发展以及经济物品的移动与交通等四章，大约代表了1949年10月以前中国经济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区域性研究的著作主要有连浚《东三省经济实况揽要》、张肖梅编纂《四川经济参考资料》、张印堂《滇西经济地理》等。
出于协助本国对华侵略扩张的需要，一些日本学者也对中国各地的经济状况展开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中国经济地理研究论著。比较著名的有马场锹太郎《支那经济地理志》、西山荣久《最新支那大地理》。东亚同文会编纂发行的大型调查资料集成《支那省别全志》，更是日本人调查研究中国各地经济之大成。这些日文著作逐渐传入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无疑是经济地理研究的繁荣时期，但这些著作以反映当时的现状为主，对以前时期经济现象的分布与特点着墨不多，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尚无余力关注近代经济地理。
二、1950—2000年中国大陆的近代经济地理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实施计划经济，需要调查并编撰各区域的经济地理状况。自1956年起，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教研室合作、孙敬之主编的《中华地理志经济地理丛书》，一些反映部门经济地理现象的著作与地图，如1973—1984年出版的《中国农业地理丛书》（各省分别出版本省卷），也得以陆续出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各地开始了现代化建设。1982年，由于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分省区市的经济地理著作，全国经济地理科学与教育研究会开始组织编撰《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80年代以后还编撰了多种版本的《中国经济地理》。其中，吴传钧主编、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地理》，被视为里程碑式的巨著。除此之外，还出版了一些反映部门经济地理现象的著作与地图，如1981年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编写并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综合农业区划》，1989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和地理研究所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地图集》，1993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地图集》等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地理状况。总的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可以用“以任务带学科”来概括。这种直接面对政府需求的研究方式，使经济地理学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使得纯理论的研究显得薄弱。
1950—2000年间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至“文革”以前和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至2000年前后两个时期，成果可分为经济资料整理和经济史研究两个方面。长期以来，由于受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只把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作为研究的对象，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生产力的研究，又由于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述的片面理解，也忽视了对流通、分配、消费等方面的研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沿海口岸的重新开放和学术自由讨论风气的形成，近代经济史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开始向着系统和实事求是的方向前进。同时，一些重要的部门史或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如港口史研究、口岸城市史研究、区域经济史研究、内外贸易研究、海关史研究，也逐渐展开。尽管这样，在地理学界长期“以任务带学科”，近代史学界长期缺乏对生产力的研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关研究尚处于单一学科为主的情况下，仍然缺乏对近代经济地理比较深入、全面的研究。然而，我们不能忽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某些研究领域所发生的重要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研究近代经济地理的重要意义。人民交通出版社在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港口史的著作，包括天津、营口、大连、连云港、上海、广州等港口。90年代以来，又有若干关于港口所在城市史和区域经济史的著作问世。
此外，相关的全国或区域经济史著作、海关史著作、商会史著作，在中外经济关系、传统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国内市场、洋务企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资产阶级等重要问题上，都出现值得重视的新观点。越来越多的人从“现代化”的角度，思考近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变迁。
三、口岸－腹地关系探讨：地理视角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
中国近代最早的经济变迁始于通商口岸，而进出口贸易是推动经济变迁的要素之一。1854年7月12日第一个由外籍税务司监督管理、外国领事控制的海关（洋关）——上海海关开始运作，意味着海关开始成为对华贸易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综合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并对中国史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对沿海港口贸易及其影响的研究的重视与大陆学术界的漠视形成鲜明对比，而且当时国内学术界对海外的研究状况知之甚少。因此，大陆20世纪90年代初兴的口岸贸易研究，可以说主要是自身学术逻辑发展的结果，并非来自外来影响。
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研究时间中的空间的学问，十分重视对历史时期各种自然和人文现象的地理分析，并从自然和人文两个角度讨论成因及其规律。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在研究宋代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经济开发时，已意识到了腹地对于港口的重要性。1992年，笔者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戴鞍钢联合申请国家教育委员会的研究基金，开始探讨东南沿海的港口与腹地问题。与起步早二十多年的台湾学者当年的研究比较，台湾学者主要研究口岸贸易，而笔者、戴鞍钢及其学术团队主要通过口岸贸易研究港口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并力图从贸易进入各个产业部门，在此基础上透视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以及在各个区域的表现。因此，他们将自己的研究定名为“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空间进程研究”，简称“港口—腹地研究”。研究的内容，是在确定腹地标准的前提下，通过对港口贸易、腹地范围、交通和运销网络、口岸城市和腹地经济的综合研究，探讨1840年以后近代生产力主要自东部沿海口岸向中西部腹地推进所引起的经济地理新格局以及内部的互动关系，分析中国现代化空间进程的过程和规律性。因此，这既是一项基于时间层面的研究，又是一项基于空间层面的研究。
四、近代经济地理研究的全面展开
“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空间进程”的研究，是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变迁从空间角度进行考察，它建立在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上而又不同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如果将这种时空结构固定在某一时期，并用地图和数据加以表现，用文字加以论述，说明不同时期生产力的分布状况与区域差异，并解释这种分布状况和区域差异的成因，就是近代经济地理。两者的区别在于，“港口—腹地研究”侧重于近代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而“近代经济地理”侧重于变迁在空间上形成的格局。实际上两者都是“近代经济地理研究”，只是前后阶段的区别。由于两个阶段存在着难以分割的关系，笔者带领其学术团队在研究有关区域的港口—腹地时已不同程度地涉及全国或区域的近代经济地理问题。自2007年以后，大大推进对近代经济地理的研究，并将之作为研究的侧重点。致力为学术界细致描述近代百余年间中国所发生的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变迁的空间过程及其形成的经济地理格局。
2015年左右，笔者以为近代经济地理的研究可以进入新的阶段。同时，我们在十余年的研究中发现，仍有大量的旧海关资料未能得到充分利用，一些海关制度也缺乏深入研究。于是，我们决定或拓宽或深化近代经济地理的研究范围，尝试进入城市史、海关史、海洋史等方面的研究。
文章摘自《云南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原文约1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