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永帅，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
近代云南经济变迁和地理格局的演变有其内在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影响近代云南经济变迁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地理环境与历史基础。近代的云南，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首先是滇池区域和洱海区域，然后是各个面积大小不等的坝区，原因就在于这些地方地理环境优越，有着较为良好的历史开发基础。近代以来，由于云南原有的经济基础较差，难以吸引较多和较大规模的国内外投资。第二，交通条件，在现代交通未兴之前，运输方式盖以马驮人背为主，极大地限制了云南省内各地之间以及云南与省外、国外经济的往来，严重制约着云南各地经济的发展。第三，时局与政策共同作用：近代云南口岸的开放首先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而近代云南经济的真正变迁也正是在本省口岸开放后发生的。1937—1945年，云南经济得到空前发展，主要原因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成为中国对外交通的重要枢纽，中央与地方出于抗战的需要，加快、加大了对云南的投资与建设的步伐。而在战争结束后，云南经济一时之间又陷入停顿。第四，港口—腹地互动作用不强，近代云南经济虽有发展，但总体依然落后，原因之一，就是蒙自、思茅、腾越等作为沿边口岸，对云南经济发展的促进与推动不足。
回望近代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为1840—1889年，二为1889—1937年，三为1937—1945年。在第一个阶段，一方面受沿海、沿江口岸开放的影响和英、法对云南周边国家殖民的冲击，市场化在云南初现端倪，但是这种市场化的发展仅仅局限于极少数的地方，且影响比较有限，云南经济的各个方面和大多地区都还徘徊于“近代”门口，没有体现出较多的“近代”属性。云南现代化的真正起步是与蒙自等口岸的开放相伴随的，1889年云南第一个通商口岸——蒙自的开放，标志着云南经济发展进入了“近代”时期，区域经济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程。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云南经济随之进入“战时”阶段。为了支持抗战，国民政府动用大批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开发与建设云南经济。八年间，云南交通建设突飞猛进，蓬勃发展。可视为近代云南经济史当中一个完整的阶段，也就是近代云南经济变迁的第三个阶段。
由于不同口岸所连接的外部市场和腹地区域不同，使得不同口岸的贸易也就有了各自的内涵，因此，将口岸贸易特征的形成作为外部市场与腹地区域共同作用的结果，考察外部市场与腹地区域对口岸（口岸贸易）的塑造作用，是研究口岸贸易不应该被忽视的一种“空间”视角。过去有关“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沿海口岸，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概括为“自东向西”，但在以云南为代表的沿边口岸的研究开展起来后，发现原有的概括不够全面，于是有了后来新的概括——“自东向西，由边向内”。
有关港口—腹地的研究，很少注意跨国性“港口—腹地”的存在。通过对云南的研究，我们发现，实际上存在以境外国家为主、延伸到中国边疆的港口—腹地系统。一个是以越南海防为起点，以中国蒙自及其腹地为终点，通过红河或滇越铁路连接的港口腹地系统；另一个是以缅甸仰光为起点，以中国腾冲和思茅及其腹地为终点，通过伊洛瓦底江或缅甸南北铁路连接的港口—腹地系统。在西藏、新疆、内蒙古和东北地区也存在类似的起点在国外的港口—腹地系统。这一发现，不仅丰富和完善了“港口—腹地”理论，也为理解边疆地区经济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文章摘自《云南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原文约1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