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艺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历代关于“飞蝗避境”的讨论
飞蝗避境，又称为飞蝗出境、蝗不入境，是史书记载蝗灾中，蝗虫对某个区域避而不过或过而不停留的现象，此区域因而免于受灾，并且此类事件发生之地往往伴有清正廉洁的良吏。“蝗不入境”现象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卓茂传》，即西汉末年平帝时期。《东观汉记·卓茂传》及司马彪《续汉书·卓茂传》中也有记载，所载时间及事件过程与《后汉书》相似，均为赞扬卓茂在密县有政绩之后发生的事件。
关于“蝗不入境”现象的虚实争论自古有之。东汉年间，王充便已对此事件进行了讨论，认为“蝗不入境”现象是虚构的事件。近年来，关于史料中出现的“蝗不入境”现象讨论又出现新看法。有学者认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常用“盗贼止息”“猛虎渡河”描述一些地方长吏的德政，而“蝗不入境”与“盗贼止息”“猛虎过河”等词语性质相同，是对良吏描述的固定用语，是史家惯用的笔法。以上两种看法虽有不同之处，但均认为“蝗不入境”现象是一种虚构，并非真实出现的事件。然而也有反对意见，有学者从自然及客观的视角解释了“蝗不入境”记载发生的可能，为这一现象的存在提供了另一条可行性思路。
二、“飞蝗避境”现象之虚实论
“蝗不入境”现象听起来充满了神话色彩，但是根据科学分析，此现象的确有发生的可能。其一，治蝗史有确载。有赖于中国的小农社会对农业的重视程度，且蝗虫对农业的威胁又不可忽视，因此中国古代关于蝗虫治理方法的记载很早就出现了。《毛诗·小雅》中有可寻最早记录关于灭蝗的文字，《吕氏春秋》《氾胜之书》等书中也有详细记载灭蝗的方法，王充《论衡》中也有提及。这说明秦汉及之前已经有治虫的意识，并有一定与蝗灾对抗的经验，一定程度上可能减轻蝗灾的程度。其二，蝗虫的生存及取食需要一定的环境。如蝗虫的聚集活动往往出现于晴天，阴雨天非常不利于蝗虫的聚集和存活，在史料中有多次雨后蝗尽死的记载。不仅如此，蝗虫对食料也有一定的要求，史料中亦有相关记载。因此，种植蝗虫不喜食作物的地区，往往会自带“驱蝗”的特性。影响蝗虫的活动及存活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如大量的开花植物，可提高蝗虫天敌的数量，而较高的植被覆盖率又可以有效地减少蝗虫的产卵地。由此可见，在生态环境相对较好，植被覆盖率高且气候较为潮湿之地，若种植蝗虫不喜食之物，加之人为的驱蝗灭蝗措施，出现无蝗灾甚至蝗虫避不入境现象，也并非天方夜谭。的确，史料的记载也与这一现象高度吻合。综合来看，“蝗不入境”现象很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中国的历史书写自古讲求秉笔直书。中国的天人相联系的观念，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先民朴素的泛灵论以及原始而又神秘的自然崇拜。在西周末、春秋初时，具有人事是非评判能力的“天”在时人的理念之中，己经会对人世间的各种事件做出应有的反映，祯祥妖孽的出现预示着国家的兴衰存亡，这便成为天人感应理论的雏形。但这一观念在先秦时期正处于发展阶段，还未成为固定的解释模式，并非所有的灾异与祥瑞等事件，时人都会与上天的意志相联系。然而，随着早期朴素的天命观和战国时期阴阳学说的发展及渗透，人与灾异之间相关联的理论逐渐清晰。在西汉中后期，灾异所代表的天的意志，已经并不仅仅针对君主的行为，也开始与官员的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谶纬之学的发展受“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更是以探究天人相处之诀窍，分析上天奖惩之原则，解读天象异变之徵验为目的和归宿。
在天人感应思想与谶纬之学成为主流思想，不断影响政府政令的施行与官员的任免这种社会环境下，人们意识中灾异与人的联系逐渐加强，每逢异象必然与“天的意愿”相联系，这给史家及史书编撰等方面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第一，这改变了史家对世界的认知和看待世界的角度，并使其以“天人感应”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治史观念。第二，史家相较过去而言会更加注意灾异的相关现象，并会有意识的将灾异发生与个人相联系并加以记载，导致史书所呈现的灾异现象数量陡增、频率高涨，这与史料中所呈现出的数据相同。
既然灾异是由于君王的失德或官吏的恶念所造成的，是上天对无道政治的谴责，自然，如若统治者或官吏修性养德，上感于天，灾异自会消匿，反映在现实中便是可以使所辖区域免于灾害，在蝗灾中便是“蝗不入境”现象。因此，“蝗不入境”这一现象也成为更加值得关注、记载、传颂的事件，成为上天对良吏、德政的嘉奖。既是上天的意志体现，那么事件当然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普通事件，而是超脱了时人所认为的自然合理度甚至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同时，真实发生的“蝗不入境”现象在汉代所具有的科学发展水平和生产能力下，依旧属于不能被绝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问题，在天人感应的灾异观影响下，自然便会有意识的与个人的高尚品德和官吏的清正廉洁相联系。
三、“飞蝗避境”模式的固定与后代“蝗不入境”模式的演变
汉代史料中出现的“蝗不入境”记载，在汉末还未成为固定使用的史家书写模式，但这一现象在魏晋时期有所转变。汉代对“蝗不入境”现象的记载，大多是具有地点、人物甚至事件后续发展等叙事基本要素的，但魏晋时期明显有所不同，我们所见的史料中关于“蝗不入境”的记载，出现了较多化为四字成语、用作典故的情况，而且对这一现象的记载已经更多的与良吏或品德高尚之人相联系。这种记载的变化，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汉代天人关系进一步延续与发展的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纷争、政权更迭，各统治者都需要以天命的权威来确定自己政权的正统性，天人感应学说更加被重视。这一时期的天人感应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明确将灾异及祥瑞现象直接与人事相关联。这种思想，同样影响了史家观念，使天人相联系的天人史观进一步稳固，这反映在“蝗不入境”的相关材料上，便是对“蝗不入境”现象的记载更多的与德政、良吏或者品德高尚之人相联系，而较少出现汉代常有的仅记录“蝗不入境”事件的情况。
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蝗不入境”的记载，也有描述事件而非仅仅作为典故表达固定含义或作为史家撰写史书的固有书写模式，但仍然无法改变“蝗不入境”现象在魏晋时期出现于史书中的性质，即“蝗不入境”现象的记述已经不仅仅是基于客观事实的载录，也不仅仅是灾异观念下对事件的夸张和虚构，而是开始与“去虎”“神雀”等并列出现、作为典故使用，“蝗不入境”现象已经在史家的笔下成为较为成熟的史书记述和书写方式，并被史家默认用来描述具有德政或德行之人，以表达上天对贤德之人的褒奖。然而，在隋唐及后期“蝗不入境”现象作为典故被史家引用的频率却逐渐变少了。与魏晋时期的材料相比，不仅关于“蝗不入境”现象的记载较少，且记录都有较为鲜明的记事特性。
在魏晋时期就已发展较为成熟、作为典故被引用并成为较为固定的史书撰写方式的“蝗不入境”现象，却从隋唐时期开始有了数量变少、出现方式偏重于对事件本身记载的特点，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唐宋之际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影响下理性思维的回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使得“蝗不入境”现象在隋唐及以后的人眼中变得既无代表天意的神秘色彩，也无法与主流思想和史家观念相符合，因此即使有对“蝗不入境”现象的记载，也更多的是有地点、人物等叙事要素，作为对事件的记录而出现的，而非像魏晋及其以前作为典故或史家固定书写模式出现。总之，从汉代开始出现的“蝗不入境”现象记载，在之后各朝代史家笔下延续不断，但又反映了不同的史观。就汉代而言，对这一现象的记载是基于现实基础，是以天人感应观念为核心的天命史观影响下出现的，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延续天人感应思想逐渐发展成为典故或史家笔下固有的书写模式，唐代及以后在“重人事、轻天命”的影响下趋于普遍化，并在唐末及宋代由天命史观向天理史观逐渐变化的过程中最终成为史家对正常事件的记录。
文章摘自《史学史研究》2021年第1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