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雪飞，杨小明，华东大学人文学院。
衣之于人，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中国古代服饰一直保持着宽大离体、平面塑形的造型结构传统。中国服饰文化史似乎是对人体回避与遮蔽的历史，“重衣不重人”，把衣饰看作是外在的律令和礼法。长期以来，女性服饰深受传统风俗、社会风气影响，人体湮没于衣服之下。服装之为物，包括款式、结构、面料、色彩和纹样，此为服饰文化之“表”。服饰蕴含着文化意义、时代思想，与着装心理、审美观相关，也与社会形态、社会认识相关，此为服饰文化之“里”。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服饰最为显著的特质就是以时尚与流行所定格的潮流性。
近代女性服饰变革，是在挣脱了千年服饰礼制桎梏、接受西方衣饰文化浸染的过程中生发的。由松绑解放、开禁去俗，到性别反叛、异中求变，从简便合体、文明质朴，到流曲赋形、真衣出像，既不是此起彼落、前后相继的简单历史逻辑，也不是相生相克、排斥替代的截然历史对立，而是压茬交叠、有分有合的多态历史脉络场景。三四十年之间，人与衣的角色和关系乾坤倒转，物是人非。就人而言，女性从被动的客体、变革的对象，转变为变革的参与者甚或发动者，再到真正意义上的服饰主体、衣饰主人。就衣而言，由家国语境下的载体，到女性解放的工具，再到服务于人的饰品。就服饰功能而言，从过载的礼制功能，到时令的变革功能，异化的政治功能，再回到基本的美饰功能。
人衣之间的主客体关系是复杂和变化的。从松绑身体潮流和性别反叛潮流兴起的20世纪初叶的时代背景分析，当时的女性群体还没有获得独立的人格，不是真正意义上完整的社会人，仍处于争取主体权利的社会博弈之中，更多地被裹挟到社会变革的洪流之中。女性从旧的衣饰的羁绊和规制中走出来，又进入了新的衣饰套路的窠臼。彼时的人衣关系，从人淹没在衣饰之中、身体被衣饰所奴役的状态，变成了衣饰从属于人的身体、人借助衣饰作为工具和道具的情形。衣之于人，包含着容纳身体自在发展的人性化涵义；人之于衣，包含着挟衣以立身、成人的主张。由此，“衣以容身”和“衣以立身”或为那个时期服饰潮流的主导性特征。
从简便合体和流曲赋形这两个潮流成潮的时代境况看，职业女性、都市女性、知识女性大致占据了服饰主体的地位，在服饰上拥有更多的取舍自由和选择权利。当然也要承认，在广大的内地农村这种变化要来的更晚、更慢一些。那个时候，随着女性主体地位的日渐确立，衣饰开始更多地服务于人，回归到用品和饰品的常态角色。服饰的变革功能、工具功能大幅减退，复归到保暖、装饰等基本功能之上。“衣以适人”和“衣以彰人”，分别成为当时服饰潮流的主基调，并深刻地影响着后续的服饰变革。
质言之，女性服饰经历了祛礼弃旧、西化再造的进化过程，也经历了融合创新、本土改造的变革过程，是衣冠之制的解体和物质文明的重构。然而事实不止如此，四个服饰潮流沔波流水，朝宗于海，却又各存其理，声态各异。以潮流特征的方式梳理晚清民国服饰变革的历史轨迹，一方面是为了还原历史的“在场感”，厘清服饰变革的诸多重要细节，展现服饰潮汐中的往复性和多样性，忠实于历史本身的发展和服饰变革的全貌。另一方面，是文化嬗变意义上的“国族健康美”和新陈代谢意义上的“时尚现代性”。在中西交流、新旧交融、男女交错的历史大潮中，服饰潮流消长起伏、交融嬗变，宣示着服饰变革的继承性与创新性、或然性与必然性、往复性与趋势性，这是服饰时尚的魅力所在，也是服饰文化的价值所在。
文章摘自《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