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世纪20年代初，吴佩孚凭借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推进“武力统一”，先后战胜皖、奉两系军阀，一改此前不与闻政治的承诺，开始干预中央政务。在内政上，吴佩孚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以解决国是；在对外问题上，吴坚持反日立场，主张收回日本侵占的山东权益。与此同时，吴佩孚高调“联俄”，在中苏建交谈判期间，主张“无条件承认”苏俄，又在苏俄撮合下进行与孙中山的“合作”，扶持有南方政治家参与的“好人政府”，并与中国共产党领袖密切接触，支持中共领导下的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吴佩孚的政治、军事与外交举措，极大地吸引了世人目光。国内各政治派别、国际上不同的国家，都竞相接近吴。而吴则在国内、国际各种政治及军事力量之间周旋，同时成为英美、苏俄以及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争取的对象，成为中国政治、军事、外交举足轻重的人物。
一、现象：直皖战后吴佩孚的高调“联俄”
早在1919年，中国与苏俄便已开始接触。当时苏俄为谋求向东方发展，发表第一次对华照会，宣称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并将中东铁路交还中国。但北京政府怀疑苏俄这种“宽宏大量”的用心，未响应莫斯科展开谈判以谋恢复邦交的邀请。当时的北京政府操纵在段祺瑞手中，外交方针明显具有亲日倾向。
直皖战争之后，形势丕变。此时直、奉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权，吴佩孚对筹建中的新内阁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开始成为苏俄的关注对象。大约在1920年年初，共产国际代表威廉斯基从海参崴的中国革命者那里获悉吴佩孚支持五四运动、具有“反帝”倾向后，建议莫斯科对吴给予特别关注，这影响了苏俄政府和媒介对吴的认知。在国内政治问题上，吴佩孚被看作民主运动的领袖。直皖战后，吴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实现南北统一，受到各界高度评价。
从中国方面观察，段祺瑞及亲日的安福系被推翻，为中苏关系搭建起新的平台。为开辟外交新局面，北京政府实施新的对俄政策。以此为背景，苏俄发出第二次对华照会，再度以废除旧约示好中国，并开始与北京政府展开实质性接触。1922年春直奉战争发生，奉张战败退回东北，直系独掌中央政权，苏俄加紧联络吴佩孚的活动。5月22日，共产国际代表霍德罗夫访问吴佩孚，双方谈论了“新主义”的结合、新政治之趋势及远东问题等。以此为标志，吴佩孚的“联俄”逐步进入高潮。
吴佩孚“联俄”的第一个举动是加入“无条件承认”苏俄的大合唱。第二是接受苏俄建议，尝试“孙吴合作”，促成“好人政府”出台。“好人政府”是苏俄谋划的“孙吴合作”的产物。第三是“容共”，即容纳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共同推进国内的工人运动。与“和孙”一样，吴的“容共”也是苏俄促成的，因而也可看作其“联俄”的举措之一。吴佩孚积极推进“联俄”并采纳苏俄建议“和孙”“容共”，受到苏俄高度称赞。就连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对吴也不吝赞美之词。吴佩孚是一个注重自身形象塑造以争取舆论支持的人。即便如此，他也不一定会料到，直皖战争之后自己“联俄”的言行，会引来如此多的喝彩。
二、问题：吴佩孚的政治认同与派别营垒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政治形势颇似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家及其幕僚周游四方，纵横捭阖，政军谋略，无所不用其极，所有角逐各方与对手的合离，都带有政治实用主义色彩，吴佩孚的表现尤为突出。当是之时，直系与皖、奉及粤孙展开激烈的政治军事争夺，内部又呈津、保、洛同室操戈之势。为推进“武力统一”，吴佩孚用尽手段与各派政治势力周旋。为削弱对手，他不惜与对手中的一方暂时结盟；为寻求国际援助，他不顾政府确定的外交方针，同时与多个彼此敌对的国家（如英国与苏俄）接触；为争取民意，他发表很多带有激进色彩的言论，甚至对西方的“代议制”也一度提出尖锐批评，声称苏维埃“代表制”才反映新的“世界潮流”。吴佩孚的言行，使其基本政治立场与派别营垒归属变得模糊。
然而仔细体察便可发现，吴佩孚对代议制的批评，乃是出于对中国国会制度实践不成功的失望。从时间上看，吴对国会制度的批评相对集中在段祺瑞掌控中央政权、安福国会运作时期，带有明显的否定安福国会的现实政治考虑，并非从根本上否定代议制度。若撇开皖系当国这一现实政治因素，其基本政治思想认同仍在西方。吴佩孚政治思想具有西方近代“民主”属性，集中体现在他倡导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上。吴佩孚之所以如此，按照在华美国新闻记者的看法，是因为他的基本政治思想认同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正在美国兴起的“进步主义原则”。西方国家舆论对吴佩孚思想政治属性的“自由主义”判断，系基于自身立场，虽然这一判断未必准确，忽略了吴政治思想中“封建性”的一面，但也清楚判断出吴的思想政治立场与苏俄立场的区别。
从吴佩孚的政治派别上考察，吴的“联俄”动机也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么简单。本来，吴佩孚所属政治营垒并不淆乱，他是直系军人的第二代干城，与曹锟的关系有如师徒，对其忠贞不贰。然而，在苏俄撮合下实施“孙吴合作”，问题趋于复杂。如众所知，“孙吴合作”的一项重要议题为“最高问题”即总统人选的安排。“合作”期间，坊间盛传孙、吴已达成若干协议，其中一项为总统人选安排。按照协议，在未来的政府中，孙将担任总统，吴担任副总统。由于“好人政府”总理王宠惠是孙、吴二人间的联络人，“好人政府”因此成为曹锟等人的打击目标，而吴作为王阁后台，其政治派别归属也因此出现问题。随着实力增强，吴佩孚开始给人以忘记自己的军人身份认同且“思出其位”的印象，导致与其他北洋派系的矛盾加深。舒尔曼认为直系在曹锟的统合下貌似一个统一派系，控制着从长城到长江流域及之外一些省区，外部威胁已经减弱，但曹锟并不能高枕无忧，因为内部关系并不协调。舒尔曼的观察大体准确，但若仅就曹、吴关系而言，却只反映了一时之表象。因为尽管保、洛渐呈双峰并举之势，政治主张亦不尽一致，但从根本上讲，吴是北洋嫡传，是直系新生代重要领袖，“北洋”是他的基本身份认同，其与保曹的关系是兄弟阋墙，外御其辱，彼此间的矛盾完全可在北洋的组织框架及派系认同内加以解决。当是之时，要实现“武力统一”，直系能打出的招牌只有“北洋”，要守住“北洋”招牌，首先得维护直系内部团结，要维护团结，就得拥戴共同领袖。直系在第一代领袖冯国璋过世后，后继乏人，唯曹锟可勉强扛鼎，曹、吴二人的关系是直系领袖与传人的关系。这一特殊关系定位，决定了吴佩孚对曹锟的态度和基本立场。吴不欲维护直系内部团结则已，苟欲维护，就须拥戴曹锟的领袖地位。吴佩孚注意维护与曹锟的关系，与其根深蒂固的“北洋正统”观念有关。作为北洋后起之秀，吴的“北洋”认同十分强烈。将“北洋正统”提到吴佩孚政治纲领的高度，应当不是言过其实的判断。吴佩孚强调“北洋正统”并非权宜之计或政治谋略，而是希望以直系为人事班底，建构北洋新“法统”。
事实表明，尽管吴佩孚算不上现代政治家，其政治思想包含很多中国传统政治的因素，但若一定要在苏俄和西方两种不同政制间做选择，吴佩孚很明显会选择西方，其政治营垒归属是标榜依托美英的直系，“北洋正统”是其基本政治诉求。因而，吴佩孚的“联俄”，如果不是出于外交与政治谋略的考虑，会不可思议。
由于吴与苏俄之间的“联合”缺乏起码的基础与前提，双方很快都另起炉灶，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当吴佩孚尚未正式放弃“联俄”时，苏俄已暗地里“弃吴联孙”。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苏俄感觉直系前途无望，段有可能接替吴的地位，暗中与直系内部有离心倾向的冯玉祥通款。作为因应，吴佩孚对内公开联络陈炯明以对抗粤孙，对外则逐渐确立联络英、美的路线，其“联俄”尝试遂告终止。
三、用意：“三角同盟”的形成与吴佩孚的“联俄”
吴佩孚的政治认同与派系营垒归属，决定了他与苏俄的关系只是貌合神离，真正可与其“联俄”政治行为建立起内在联系的是反直“三角同盟”的成立。
反直“三角同盟”成立与吴佩孚的对策 直皖战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各派政治力量开始重新组合。曾在推翻皖系军阀的战争中联手，战后共同掌握北京中央政权的直奉两系矛盾急剧上升。面对吴佩孚极力推进“武力统一”，不甘失败的段、孙与张暗通款曲，而张在感受到吴的压迫后，也有外联段、孙的需要，于是建立反直“三角同盟”的主张提上日程。
在“三角同盟”构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张作霖。以张作霖提出其主张为标志，反直“三角同盟”呈现雏形。不过，反直各方显然未料到直奉战争会以奉方战败而告结束。战后国内形势再度变化，战败的张作霖为东山再起，“建议南方政府联合起来反对吴佩孚”。当时的国民党，除陈炯明外，“都认为吴佩孚是主要敌人，无论如何必须把他打倒”。孙中山则用心良苦，希望北方直奉两派自相残杀，两败俱伤，俾南方能坐享其成，因而对张的“联盟”主张，很快做出响应。以孙派程潜赴奉密谈及张的态度明朗化为标志，在既有段孙联盟的基础上，反直“三角同盟”正式成立。
面对强大的对手，吴佩孚自然要谋求对策。然而在各方面力量对比中吴并不具备优势。政治上他比不上孙的影响，军事上未必强于张，也没有段那样的北洋元老的资格与辈分。而“三角同盟”不仅抱成一团，内部还分别拥有日、俄的支持，综合力量明显胜过吴。吴自己也预感到将要与张发生一场更大的冲突，形势颇为险峻。在这种情况下，唯有疏离“三角同盟”各方关系，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张，才可能赢得即将发生的战争。
在三角同盟中，孙中山与张的扣手只是相互利用，孙对张并不看好，二人“联盟”的基础并不稳固。在孙中山眼中，张作霖出自草莽，性同土匪，并不愿真正与他合作。为疏离孙与张关系，吴佩孚做足了功课。对于段祺瑞，吴也极力做工作，试图通过“联合”段，影响卢永祥及孙中山，使之推迟反直行动，以全力对付张作霖。为肢解“三角同盟”，吴甚至不惜尝试与张“合作”，曾通过吴景濂进行试探，企图以直皖战争中“直奉合作”的手法来压迫孙，对三角同盟各个击破。鉴于东北内部存在矛盾，吴还致力于做分化奉系的工作。吴的分化离间，致使三角同盟内部关系一度紧张，东北方面一时敌友难分，深感头疼。不仅如此，吴佩孚接受苏俄撮合，接纳中共，对国内工人运动示以支持，也是出于对付张作霖的现实需要。直皖战争后，直奉共同执掌北京政权。在张作霖支持下，1921年年底梁士诒内阁成立，这引起吴佩孚的警惕和反对。吴佩孚反对梁阁，除了张作霖是梁的后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梁控制了北京政府财政，被公认为中国的“财神”。张需要梁帮他巩固对华北的统治，而梁则需要张的支持以建立中央银行，实现对国家金融的垄断，只要共同目标仍然存在，二人的合作就将继续。这种合作，构成吴佩孚实现“武力统一”的最大障碍。随着吴、张在梁阁问题上争夺越来越激烈，直奉战争已不可避免。
吴佩孚对付“三角同盟”的举措与“联俄”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大概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各派政治力量的“联俄”都带有政治实用主义色彩。吴佩孚的“联俄”也一样，最初只是出于对付段、孙及日本的需要，颇有继承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手段中“联俄制日”方略的意味。
从国际关系上看，巴黎和会中国因美国的失信导致外交失败，国人对美国感到失望，而英国又被国人视为侵华的主要列强，美、英一时无法援引的情况下，吴佩孚自然会将目光转向标榜“反帝废约”的苏俄，目的在于通过“联俄”，对付日本。从国内军政势力与苏俄的关系上观察，由于日俄之间存在宿怨，当时与日本有瓜葛的国内军阀，大多对苏俄持敌对立场，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吴“联俄”的外部条件。对吴佩孚应付三角同盟的各项举措与“联俄”的关系，《大公报》记者有清楚的认知，曾以中苏建交谈判为例分析，道明了吴“联俄”的用心所在。华盛顿会议召开后，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此时，“英日同盟”废除，美、英联手结成对日同盟，而华会有关中国山东问题的决议，迫使日本吐出巴黎和会期间侵占的山东权益，改变了国人对美英的观感，直系联络美英（尤其是美国）的顾虑减少，无需再借助苏俄来对抗日本。加之直皖战后联合执政的直奉两系矛盾加剧，苏俄对直系态度变得暧昧，吴佩孚遂调整其对外方针，公开实施“联美制日”，对苏俄的态度从一度积极接洽变成敷衍。尽管尚未与苏俄分道扬镳，但与苏俄的接触已从最初多少有些诚意，完全变成对付反直“三角同盟”的外交手段。吴肢解“三角同盟”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正是由于成功肢解了反直“三角同盟”，吴佩孚取得了直皖战争及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形势丕变。苏俄在吴、孙和陈炯明之间徘徊，虽一度看好吴，但最后选择的合作伙伴却是孙。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虽未立即停止“联俄”举措（仍在呼吁“无条件承认”苏俄），但也只是在“反帝”语境下邀取时誉的一种手段，行为上已表现出虚与委蛇的意味。至于“孙吴合作”更是缺乏实际内容，吴接受苏俄提出的“和孙”建议，很可能是想以迎合苏俄的方式把苏俄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这边，从外交上孤立孙并削弱其力量。因而才会出现与孙“合作”的同时，暗中支持陈炯明倒孙的情况。不过吴佩孚的做法多少有些弄巧成拙。其分化策略虽一度使孙处境艰难，却促成了孙与奉张更加紧密的结盟，孙中山的政治声望加上张作霖的军事实力，明显加大了吴佩孚“武力统一”的困难。
四、归宿：从积极“联俄”到竭力“反赤”
在肢解反直三角同盟的过程中，因不断与国内外曾经的政治对手周旋，吴佩孚的思想与政治行为表现出极大的矛盾且前后变化，致使苏俄方面对其“联俄”以及与此相关的“和孙”“容共”的真实用意产生怀疑。
由于意在对付反直“三角同盟”，非真心“联俄”，吴佩孚与苏俄、共产党及孙中山并无合作的政治基础，其“联俄”的三项举措均未朝着他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就中苏恢复邦交谈判而言，吴极力主张的“无条件承认”苏俄为顾维钧的“有条件承认”取代，吴支持签署的“王加协议”也被北京政府否定，吴虽为此奔走呼号，但曹锟一打招呼，吴马上就噤若寒蝉，不复吭声。就“孙吴合作”而言，吴佩孚多次向苏俄做出的改组政府的承诺始终没有兑现。而作为折中方案且被视为“合作”产物的“好人政府”，成立不过72天，就因罗文干案发生，在曹锟施压之下解散。有鉴于此，苏俄对吴佩孚的态度从暧昧转向明朗，开始实施“弃吴联孙”政策。以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为标志，吴佩孚的“联俄”为孙中山的“联俄”所取代。值得注意的是，吴佩孚与苏俄的分歧不仅表现在中国国内政治派系复杂多变的斗争中，更表现在中东铁路和外蒙问题上。其中外蒙问题尤为关键，是吴佩孚不能取得苏俄“信任”并最终放弃“联俄”最重要的原因。吴佩孚对苏俄立场的转变，除了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对苏俄意存防范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英国的影响。事实表明，英国方面为促成吴佩孚反对苏俄做足了功课。正因为如此，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吴首先想到的是向港英当局求援。在英、美影响下，吴佩孚很快表现出“反赤化”的行为倾向。吴佩孚“反赤”立场明朗后，一度对其抱有希望的共产党亦改变主张，喊出“打倒惨杀工人的军阀吴佩孚、曹锟”的口号。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倒戈相向，导致直系败给反直“三角同盟”。对于已经“赤化”的冯玉祥，吴佩孚亦极力主张讨伐。吴佩孚对“赤化”的警惕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从直皖战争期间因担心中国成为“俄国第二”而采取相应防范开始，其反“赤化”立场一直没有大的变化。然而，在“大革命”潮流一日千里的背景下，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执行“总理遗嘱”继续其未竟革命事业的“赤色”语境中，吴的“反赤”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
五、时代选择与吴氏悲剧
直皖战争结束不久，杜威发表文章，希望人们“记住一个胜利者首脑的名字，他的军队打了一个以寡敌众的特殊战争，这个名字就是吴佩孚”。杜威认为，吴佩孚“不是为了直系而去攻打安福系，他一开始就宣布他是为国家消除军人对文官政府的控制，为反对出卖祖国的卖国贼而战”。差不多同时，福莱萨在《英商公会月刊》上撰文评论，对吴佩孚的推崇和期望，溢于言表。然而，拥有实力并一度被人寄予厚望的吴佩孚并未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吴败给了反直“三角同盟”。
吴佩孚曾标榜自己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第一次直奉战争获胜后，他受邀在国会发表演说，恳请国会将其“入祀武庙”而不“入祀文庙”。在《致各报告声明不干政》一函中，吴声称“佩孚分属军人，敬当奉命惟谨，干政之嫌，向所兢兢以避者，今兹宁敢躬蹈？”吴佩孚的两次表态，明确了其军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如果只是单纯的军人，吴的表态符合现代政治军政分途的原则，值得赞许。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群雄并立，形同战国，要像秦王扫六合那样，以武力推进统一，不谈政治何啻梦呓。由于不得不与闻政治，标榜自己谨守军人职分的吴佩孚未能履行诺言，至迟从直皖战争开始，就深深卷入现实政治，无以自拔。吴佩孚十分注重自我形象塑造，然而，标榜不谈政治却深陷政治，陷入政治却不能应付裕如，通过如此形塑，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一个心口不一、手段笨拙的军政领袖形象。端纳称吴是个“没有希望的政治家”，或许正有鉴于此。
就政治认同而言，吴佩孚常给人以主张西方现代民主政制的印象，然而他对西方政制的理解却极为肤浅。虽然吴佩孚不一定是近代军阀中最顽固守旧的，但其身上的“封建主义”缺陷，与其他军阀并无二致。
就“联俄”的举措而言，吴佩孚也表现出一个军政领袖的不成熟。中苏谈判期间，吴一方面加入“无条件承认”苏俄大合唱，运动直系大员逼迫政府批准“王加协议”，与曹锟支持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大唱反调；另一方面又顾及“北洋正统”这一政治认同与派别营垒归属，表现出对曹锟的尊敬与服从。这一首鼠两端的做法，不仅表明吴在思想政治上缺乏定见与稳固的立场，也暴露了直系的内部矛盾，给苏俄在谈判中持强硬态度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机会。就苏俄撮合下的“孙吴合作”而言，本来二人貌合神离，缺乏合作基础，但为对付奉张及争取国际银行团贷款，在明知孙将自己视为主要敌人的情况下，却毫无节制，发表大量谈话恭维孙中山，以致传出在未来政府最高位置上，将有“孙正吴副”安排的说法，激化了直系内部的矛盾，使曹氏兄弟将注意力放在吴身上，给真正具有贰心的冯玉祥提供了可乘之机。
就如何处理与不同国家的关系而言，直系在直皖战后出于抵制日本之需，一度协调与苏俄的关系，但外交上执行的是与协约国保持一致的路线，这在华盛顿会议前后，尤其明显。但作为直系大员，吴明显缺乏一以贯之的立场与主张，一旦激情“联俄”，便似乎忘了基本外交立场。结果俄国人认为他要巴结美、英，美、英却因他“联俄”而怀疑其立场有变，弄得自己敌友不分，进退失据，期望的外交援助，无论是来自苏俄者，还是来自美英者，都未能如愿获致。与苏俄分道扬镳后，吴转而全力寻求美、英支持。但英国作为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当时正处在国人民族主义运动冲击的风口浪尖上，难以脱身；美国则因华盛顿会议“和平主义”原则的确立，在中国国内政治军事斗争中标榜“中立”，虽同情直系，却未能给予实际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吴只得独自支撑。但仅靠自己的力量又难以战胜反直“三角同盟”，加上内部离心，尤其是冯玉祥倒戈，最终使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败下阵来，完全失去对中央政权的控制。
之后吴佩孚一意揭橥“反赤”旗帜，看似回归本来立场，形式上也貌似解决了“联俄”期间政治行为表现出的内在矛盾，却仍然是其政治生活中的败笔。吴未能意识到，中国现实政治与社会的“黑化”对“赤化”即苏俄扩大其在华影响起到的催化作用。虽然1924年以后，国内反“赤化”呼声一度甚嚣尘上，但已不是主流。
正是依托广泛的“民意”支持，国共两党共同推进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并取得预期成功。从这个维度观察，无论吴佩孚对苏俄的立场是否含有基于民族主义、旨在维护国家主权的考虑，他所选择的“反赤”政治路线，已明显是在逆“民意”而行，不合时宜，这是他在政治、军事上遭遇失败且再也没能东山再起的一大原因。吴佩孚作为一颗政治新星的陨落，演绎了近代中国不懂政治却又不得不与闻政治的军政人物的历史悲剧。
文章摘自《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2期，原文约3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