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研究中心。
一、“一战”前的英国鸽群及其多重角色
鸽子根据驯化与否可分为家鸽与野鸽，家鸽包括肉鸽、赛鸽、信鸽和观赏鸽等，野鸽包括林鸽和岩鸽等。整体而言，在“一战”之前，野鸽由于啄食农作物，是英国农民的猎杀对象，肉鸽开始成为英国人的动物蛋白质来源之一，赛鸽为英国的养鸽人和爱好者提供比赛娱乐并带来物质奖励，信鸽被部分用于民用和军用通信。在信鸽的军事应用上，英国落后于欧洲大陆国家，陆军则落后于海军。
培育赛鸽和信鸽都是对鸽子归巢能力的利用，前者侧重速度和耐力，后者侧重归巢准确性。尽管不同种类的鸽子飞行速度不一样，但平均速度每分钟可达１千米，而且鸽子能连续飞行16小时，在晴朗的夏日每天可飞800—1000千米。赛鸽正是为了满足人们对速度和耐力的竞赛需求而培育出来的，比利时从19世纪上半叶就大量开展赛鸽的杂交和养育活动。赛鸽运动在比利时、英国和法国蔚然成风。19世纪80年代，法、德、奥、俄等欧陆国家都在研究信鸽的军事用途，英方也有人关注和尝试。普法战争后，比利时鸟类专家指导法国建设信鸽邮递部门。德国几乎每个大型城镇都有信鸽协会。奥地利第一个信鸽协会成立于1873年，1875年建立了第一个军用信鸽站。俄国1874年决定部署军用信鸽，到80年代共有3个军用信鸽站。尽管赛鸽在英国是项喜闻乐见的休闲方式，且信鸽也被用于出版界，但直到1884年，英国一个军用信鸽站也没有。
1886年1月，在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上，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讲师Ｈ.Ｔ.阿勒特上尉宣读了他的论文《战时使用信鸽传书兼论欧洲的军用信鸽系统》。他指出，当务之急是要思考在无法使用电报、铁路和传令兵的情况下，信息如何被安全迅速地发给接收者。最后总结道：英国与外部世界的电报联系或许不会受袭，但在紧急状态下，信鸽能提供与欧洲大陆间直接、便宜和迅速的联系。尽管大力修建了堡垒和岸防工事、配备枪炮并派兵驻守，但当其被围后，我们却无法与之建立联系。此后，英国军方人士对信鸽的关注开始增多。1894年起，一些皇家海军军官自掏腰包对信鸽进行系统化的军事训练。1896年，英国在直布罗陀海峡建立了军用信鸽站。1899年，朴次茅斯、达特茅斯和施尔尼斯都有了英国皇家海军的信鸽站。也有评论员担忧：“它们显然只能以一种方式提供服务（回到固定地址），而不能向移动的军队发送信息”，为指挥机关在每个可能的地点都安置鸽舍也不现实。信鸽的可靠性更令人担心。陆军部最终于1907年7月15日撤销了1898年设立的试验性的信鸽部门。
二、《国土保卫法》的控鸽条款及其变化
1914年8月8日，即英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4天，议会通过了《国土保卫法》。大战期间，该法经历了不断的修订和细化。为保护通信安全，《国土保卫法》对信鸽从最初的严格管控转向了管控与保护并重。《国土保卫法》开篇提出5点目标，其细则第21条规定：若无地方警察局局长的授权，任何人不得饲养或持有信鸽，亦不得将其带入英国。若未经合法授权违反本条例之规定，乃是犯罪行为。警察局局长和海关关长若认为有必要或有益处，可将任何违反本条例而饲养或带入英国之鸽子释放、拘留或销毁，或令携带者及其鸽子立即乘来航船只返回出发地。所有信鸽持有者在遇到警察，海军、陆军或空军军官，巡逻哨兵或承担其他类似义务的水手、士兵和飞行员时，须出示许可证，否则将会被逮捕。
鸽子尤其是信鸽具有信息传递能力，会形成潜在的威胁。更为严重的是，与无线电相比，鸽子在空中默默飞翔，没有电波证明它被用于传递信息，也没有信息可以辨别它的起点与终点，更不可能从外形判定阵营。因此，英国境内禁飞鸽子的逻辑是很明显的——净空之后若再发现鸽子，即可以假定它们都由敌军或间谍放飞，可以果断击落。
1916年1月27日，《国土保卫法》细则增加了第21条A款，以下即属犯罪行为：（1）打死、打伤或骚扰信鸽，持有不属于自己的信鸽，或者未经主人允许持有其信鸽；（2）发现信鸽死亡或者不能飞行，未及时将信鸽移交或送交附近的军事哨所或警察局，且未提供信鸽被发现的地点；（3）得知有类似信鸽死亡或者不能飞行的情况后，未马上联系军事哨所或附近的警察局。由此也不难看出，《国土保卫法》对信鸽从最初的严格管控转向了管控与保护并重，战时的法律、法规本身以及人与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在进行着调整。
三、角色转换：被军事动员的英国信鸽
“一战”前英国信鸽被用于竞速或远距离比赛以及文稿传递。战争爆发后，一部分英国信鸽与主人一起被军事动员，角色发生转换。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业已完成、新型通信技术层出不穷之际，信鸽这一古老的信息传递方式仍被用于作战，实际上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保障需求。20世纪初，欧洲列强普遍部署军用信鸽，英军则试图倚重基于科学和新技术之上的通信手段。1912年设立的信号处取代了1870年成立的电报部队，承担部队的通信职责。到1914年开战时，信号处共有29支部队。英国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对信号处寄予厚望，将其视为“所有部队的神经系统”。但是信号处从开战起就不得不面对一系列难题。首先，陆军的无线电设备沉重且易坏，而有线电报电话需要提前布设电缆，往往需要深埋地下，但受潮后又会影响可靠性；其次，通信设施和线路易被炮火毁坏，检修压力大、难度高且耗时间；再次，步兵和炮兵间的信息传达不畅，多次出现炮兵火力覆盖己方步兵阵地的情况；最后，旗语、灯光等视觉信号在前线不受欢迎，因为它一方面太过显眼，会使收发者面临生命危险，另一方面战场上的各种雾霭会增加看清信号的难度。与可靠性相比，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安全性。1915年时，战争双方都开始通过地磁感应原理监听敌方的有线电话信号，无线电信号则更早被监听和破译。随后英军使用了蜂鸣器和电话机组合而成的富勒式电话机，但是这种安全性大为提高的有线通信设施直到1918年才广泛配发。总之，英军战前大力发展的新技术，在战时特别是开战之初无法有效保障通信畅通，需要替代方案。（二）战场条件。“一战”前英国陆军部撤销其信鸽部门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信鸽无法回到移动中的鸽巢，这使其可用性大打折扣，因为停滞的战线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马恩河战役之后，西线进入堑壕战模式，双方在数百千米长、数十千米纵深的堑壕体系中陈兵数百万，尽管前沿堑壕的部队定期轮换，但是阵地位置极少发生变化，战线由此固定下来。因此，前线和总部位置相对固定的战场条件，为信鸽发挥作用创造了客观条件。而且与海军舰船只能携带信鸽向岸上单向传送消息不同，陆军的信鸽在收发位置大致固定后，有可能完成双向传送。这无疑为陆军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通信保障方案。（三）自身优势。与电话传递的语音信息相比，书面形式传递的文字信息更具准确性，不易产生误会，因此英军在法国前线用骑兵、摩托骑手、传令兵、通信狗和信鸽等传递书面情报。由于飞得高、速度快，信鸽不易受到毒气和地形的影响，还可以突破敌军的封锁。而且信鸽在无人区是值得依赖的情报传递手段。在1915年6月的第二次伊普尔战役中，信鸽表现优秀，价值受到重视，信鸽部队也成为信号处下属的重要分支。当然，在野战电报电话系统能正常工作时，信鸽是不会被派出的。只有在其他通信手段失效的情况下，才会动用信鸽。（四）群众基础。“一战”前，英国在欧洲强国中是最忽视信鸽军事化应用的，但其赛鸽运动和邮政应用并不罕见，养鸽爱好者和鸽舍众多。群众基础使英国在确定发展信鸽部队后，很快就拥有了一支实力不凡的信鸽部队。为了应对德国海军在北海的布雷行动，英国海军信鸽部队最先组建，其后是陆军信鸽部队，最后是空军信鸽部队。国家竞翔联盟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功动员大批养鸽人参军，并向军队无偿提供信鸽。（五）组织得当。英国海陆空军信鸽部队的多名最高指挥官或助手本身就是鸟类专家，他们为各军种信鸽部队建设和运用设计了整体思路，减小了方向性错误的发生概率。专家型军官与士兵使英军信鸽部队迅速形成战斗力，养鸽知识也在前线快速普及，完善了英军的信鸽通信体系，为缓解前线通信困难提供了应急选择，有时也是唯一的选择。
从军效力的英国信鸽，在不同军种和兵种中的重要程度存在着一定差异。在海军方面，由于信鸽无法在运动中的舰只间传递消息，而且海军有传统的旗语和灯语信号系统，无线电设备也在日益完善，这些都使信鸽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在陆军方面，对于步兵而言，信鸽始终是能够将信息带出封锁区域的好方法之一；对骑兵和装甲兵这样机动性强的兵种而言，信鸽是唯一的远距离通信手段。在空军方面，信鸽部队于1918年才组建，人员与信鸽来自海军和陆军信鸽部队。当时所有重要的航空站都有鸽舍，飞行员像坦克手那样放飞随身携带的鸽子，将敌人重要阵地的位置信息送到炮兵观察员的手中。1918年3月21日，德军在西线突然发动猛烈的春季攻势，信鸽的战术作用和战略价值在英军抵抗与反击过程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信鸽的角色转换以及战场表现，使英国军政领导人认识到保护信鸽的重要性——信鸽的抵达就是情报的抵达，信鸽的安全就是情报的安全。因此，1916年《国土保卫法》中第21条加入保护性的A条款即在情理之中。
四、形象变迁：人性视野下的军中信鸽
人性受社会主体思想意识和客观环境的双重影响，并在不同条件下有着不同表现形态。人性视野下的军中信鸽形象，是由人们的经历、认知、想象与书写塑造出来的。在前方与后方的相关报道中，军中信鸽的形象逐渐超越了其实际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在经历了惨烈战争洗礼的前线官兵那里，军中信鸽的形象既有真实的一面，也有传奇的一面，甚至还有虚幻的一面。信鸽作为生命，被赋予了更多的人类情感，体现了人在战时的通感与移情。由此塑造出来的军中信鸽形象，也有助于推动社会公众理解和接受信鸽保护条例。
整体而言，军中信鸽的形象可归为五类——爱宠、武器、战友、救星和英雄，这些形象有时还有交叉。“爱宠”反映了信鸽的动物属性，“武器”反映了信鸽的工具属性，二者与信鸽的角色基本重合。“战友”“救星”和“英雄”的形象，反映了人们基于人类情感而对信鸽持有的态度。三者的共性是将信鸽拟人化，与动物或工具区分开来；三者的差异在于对战友的依恋、对救星的感激和对英雄的崇敬，是依次递进的情感，并且逐渐超越了具体的个人经历，上升到更具普遍意义的价值观。
信鸽形象，在前线的堑壕期刊中由官兵们逐步塑造出来，成为共同的谈资和记忆。《泰晤士报》《晨邮报》等后方报纸的读者则更多，相关报道有助于深化战时英国社会对人、鸽关系的认识，进而消弭因“奇怪”的法律法规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一战”并非军中信鸽的最后战场，英军信鸽在“二战”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不过由于无线电技术日臻完善，信鸽主要由情报部门小范围使用，与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等联系，不再像“一战”那样成建制地分配到前线部队。
“一战”中，英国《国土保卫法》的控鸽条款逐渐出现变化，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调整着人与人、人与鸽的关系。最初的第21条提出了非常具体和严格的措施来管控信鸽，一些信鸽因捆绑措施而枉死在鸽笼中，各种赛鸽比赛也被禁止，使得养鸽人和赛鸽爱好者的切身利益受到一定损害。之后补充的Ａ款则要求保护信鸽。这一巨大的变化与当时保护动物福利的意识并无太大关系，因为管控与保护都是围绕着信息安全展开的。
英国信鸽在“一战”中的角色转换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信鸽与主人一同从军效力，体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总体战的属性。作为和平象征的鸽子，在人类战争中承担军事义务，甚至完成了当时高新技术难以完成的任务，这一巨大的悖论一方面体现了科技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有助于人们重新评估信鸽的价值。英国信鸽的军事贡献足以震撼人们心灵，其形象塑造经过了处于不同境地、有着不同经历的人们的想象与书写，更为鲜活和多元。人们对信鸽形象的人性化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战争状态下人们对人性的尊崇、渴望与坚持。人们基于人性给予动物福利关怀，也正在情理之中。
文章摘自《世界历史》2021年第1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