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海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为人所熟知的国联调查团五位代表分别是意大利代表马柯迪、法国代表克劳德、英国代表李顿、美国代表麦考益、德国代表希尼。但是，1931年12月14日，国联理事会起草委员会向日本驻日内瓦代表团提出来的代表名单是意大利代表施恩泽、法国代表吉拉马特、英国代表麦克米伦、美国代表海因斯、德国代表希尼。对比这两份名单，可以发现只有德国代表是一致的，但日本仅对希尼出任德国代表提出异议，要求换成佐尔夫。
一、人数设定和来源国构成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最早向国联建议派遣调查团的是中国，但日本反对第三方介入，以中日直接谈判为挡箭牌，派遣国联调查团的提议遭搁置。1931年11月中旬，伴随着派遣调查团的舆论不断高涨，国联对日本的抵制立场日趋不满。与此同时，日本需要时间布控中国东北，调查团反而成了日本可利用的策略之一。于是日本内部开始酝酿，其目的是让调查团按照日本方案组建，从而利用调查团。
在日本的最初方案中，没有明确调查团的人数，对于代表人选则明确表示：“视察员的人选按照我方希望进行设置。”日本此时抛出被搁置的调查团提案，得到国联理事会的积极对待。急于证明自身可以发挥和平效力的国联开始朝组建调查团努力，调查团人数与来源国几经变化。首先，调查团最初的人数设定是三人，由英、美、法三国代表充当。日本外务省还专门针对调查团的构成人数及团长对日本代表团做了批示。日本计划调查团人数是三人，分别来自英、美、法的一流人士，并倾向于以法国为首。
其次，调查团人数因时变动，运作加入调查团的国家不断出现。11月20日，德拉蒙德向时任国联副秘书长的杉村阳太郎提出，“在法美两国人士之外，如何应对“荷兰要求加入，意大利和德国正在运作加入调查团”等问题。外务省对此答复：“非常希望英国的一流法学家能够参加调查团，对荷兰与意大利的参加没有异议，鉴于德国的态度，希望能够避免德国参加。”11月26日，国联理事会成立起草委员会，具体商议组建调查团议决案的起草事宜。意大利在起草委员会中继续积极运作，希望能够加入调查团，结果可能会造成“调查团的人数不得已要增加到7名”。日本对此表示不满。与此同时，德拉蒙德提出一个新方案，建议“调查团人数可以用5人来取代7人，在军人、法律家、实业家之外，再增加铁路及金融方面问题的专家”。11月29日，外务省批示“对于意大利人加入调查团没有异议”，而与意大利同时运作加入调查团的德国却遭到日本拒绝，这引起法国驻国联代表团成员莱热等人的不安。
最后，随着德国加入调查团问题得到解决，调查团人数和来源国最终敲定。德国驻国联代表于12月2日亲自会见杉村，指出“仅限于英美法三国人士的方案会影响调查团的效率发挥，起草委员会已经将调查团的人数定为5名，因此大国可以派出委员，德国作为常任理事国，且对中国有重大利害关系”，故要求任命德国人士参加调查团。德拉蒙德也询问杉村，杉村坚定表示人数必须限制在五人，至于赞成哪国人士参加，需要请示外务省。日本坚持五人方案和德拉蒙德暗中许可德国派遣代表加入，调查团的代表人数和来源国构成已经基本成型。
关于日本反对德国参加调查团的原因，杉村同德国代表的会谈内容给予了解释，根源在于日本担心德国会认可中国在东北地区的行为。德国代表予以解释，意在向日本表明德国不会支持中国“破坏”中日之间的协定。日德之间的会谈不仅体现德国要求加入调查团的意志诉求，而且反映日本对调查团的构成存在强烈预谋性质，力图排除任何不利于日本的因素。
实际上，日本对强硬拒绝德国参加调查团也存在犹豫。当德国提出派遣驻日大使佐尔夫加入调查团后，日本同意了，转变的直接原因就在于佐尔夫属于亲日派。德国外交部在12月4日向国联秘书处提交了德国的三名候选人名单，以佐尔夫为首，另外两名是塞克特和希尼。至此，经过大国之间的较量与妥协，由英、美、法、德、意五国派遣代表构成调查团逐渐达成共识，中国亦不反对。1931年12月10日，组建调查团议决案获得通过，随之开始成员的选定程序，即先由五大国征求本国候选人的意见，向国联理事会提出潜在候选人，再由国联理事会向中日两国征求赞成与否的意见，理事会根据意见最终确定正式代表。
二、成员遴选和大国权衡
英、美、法、德、意五国向国联理事会提出候选人的情况不一，费时颇久。由于每个国家遴选代表的步骤和过程都不尽相同。法、意、英代表确定较早，且未发生太多纠葛。美国代表确定较慢，涉及具体代表更换。德国的最终代表不是佐尔夫，引起日本不满，争论较大。
第一，法国代表的遴选过程。由于时任国联理事会主席白里安是法国人，日本提议由法国代表担任调查团团长。按照方案，法国应该派遣“一流将军”参加调查团，故法国提名的候选人都是将军出身。最初建议吉拉马特将军参加，但将军的家人顾及其年龄以及健康状况，并不赞成将军前往远东，吉拉马特遂申请退出。法国又提出里昂军团司令官塞里尼为候选人，但未得到通过，其原因可能是日本认为塞里尼资历不如吉拉马特。法国提出的第三位候选人是克劳德将军，担任殖民地防御委员会议长等职，参与筹备裁军会议，该提议得到克劳德本人、国联和中日双方的认可。
第二，意大利代表的遴选过程。1931年12月15日，根据日本驻意大利大使吉田茂致外务省电报所示，意大利向国联提出来的候选人有五名，分别是前驻德国大使马柯迪、上议院议员和驻法大使萨尔瓦戈、前外交大臣施恩泽、在任大使维托里奥·切瑞蒂、海军大校德尔格雷科。国联本计划委任施恩泽为意大利代表。不过意大利和日本都倾向于马柯迪，驻洛桑的日本代表也多次表示同意，最终确定马柯迪为正式候选人。
第三，英国代表的遴选过程。英国应该派遣“一流法学家”参加，国联理事会最初有意选择常任上诉法官麦克米伦。外相西蒙首先询问了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绝了邀请。西蒙随后致函李顿，一方面晓之以理，以调查团意义重大相劝导；另一方面动之以利，以调查团团长相诱导。12月18日，李顿给西蒙回信表示接受参加国联调查团的邀请。1932年1月21日，在调查团第一次内部会议中，李顿被推选为团长。
第四，美国代表的遴选过程。国联希望美国派遣“一流实业家”充任代表，海因斯成为德拉蒙德内定的理想人员。他1925年曾受国联委托，调查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航运情况，国联对此比较认可，因此建议美国先试探询问海因斯本人的意见，不过，海因斯拒绝出任代表。海因斯拒绝之后，史汀生推荐麦考益将军。不过，国联副秘书长亚维诺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人员配备要考虑到各领域人才，已经确定法国派遣军事将领，作为军人的麦考益不太合适，希望美国能够推荐铁路专家、经济学家或法学家。尽管亚维诺反对，美国还是坚持推出麦考益为最终候选人，并得到中日两国认可，当选为美国代表。在美国推选麦考益出任调查团代表的同时，有诸多人士自荐，或希望成为国联调查团的代表，或希望成为调查团的专家技术人员，其中就有曾担任过美国驻南京领事的厄内斯特·普赖斯、美国对华贸易专家爱德华·莫兰、工程储备部顾问级工程师杰尼以及曾在中国、日本、俄国等地工作的福特汽车公司外交官桑顿。这些来自外交和技术领域的积极自荐者们，希望加入调查团前往远东地区，从而做出一番事业，这从侧面反映了国联调查团的重要性。
第五，德国代表的遴选过程。德国推荐的三人，佐尔夫属于亲日派；塞克特在一战中是军团参谋长，战后投入政界；希尼是国会议员，在一战前曾担任德国殖民地阿弗利加总督，长期在殖民部任职。德国外交部东方司司长曾亲自向德拉蒙德明确表示希望“佐尔夫能够当选”。不过，由于中国强烈反对、佐尔夫明显的亲日特质等原因，出现在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初步名单中的是希尼，这引起日本的强烈不满，国家间的外交折冲不断上演。
三、中国因应及心态
在大国遴选调查团代表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和媒体舆论都及时跟进，中国期待调查团尽早出发和能够遏制局势恶化的心态表露无遗，其对代表的选择基本上以立场中立为标准。
中国对调查团代表产生的艰难性深有认知，希望尽早确定代表并启程。基于调查团启程日期不定，日本甚至在日内瓦散播谣言，其实质是希望调查团延迟赴中国东北，从而迫使中日直接交涉。鉴于调查团迟迟未定，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成员胡世泽向白里安申述，后来担任调查团秘书处成员的吴青峰亦向白里安催促从速派出调查团。经过大国内部的权衡和成员遴选，到1932年1月上旬，调查团的五大代表才基本确定，当中国代表团向国民政府外交部发送名单电报询问是否同意任命时，外交部在电报上简明回复：同意。调查团的“主席未定”“行程未定”“经费未定”等问题都一定程度上牵动着中国政府希望调查团尽早启程的心，其中的经费问题尤能反映出中国在组建调查团事宜上积极主动的态度。关于调查团经费负担的问题，亚维诺最早提出“应由中日两国分担”。日本代表团不同意由日本支付费用的提议。相较于日本，国民政府外交部积极筹措经费。中国在支付调查团经费问题上相对果决，目的之一自然是希望调查团可以尽早启程，免因经费问题而延宕。
中国反对存有倾向立场的人充任调查团代表。中国从一开始就担心调查团受到日本的误导。围绕五大代表的遴选，中国基本以赞成为主，仅在德国代表人选问题上反对佐尔夫。
国民政府更为关心东北局势，对调查团的失望和期望共存。在调查团代表的选定过程中，日军没有停止侵略，其借口镇压土匪继续扩大军事行动。尽管中国不断申诉，无奈国联没有遏制日军的能力和决心，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了锦州。
军事局势不断恶化和调查团代表选定艰难两相纠葛，中国对调查团形成了双重逆反心态。
除悲观和失望的心态之外，对调查团抱有期望的舆论亦未消失，遏制军事行动是催促调查团尽早出发的唯一目的。中国对调查团的作用充分体现在“调查团首先调查事项”上，同时希望调查团能够为国联处理中日冲突提供依据。尽管调查团迟迟无法启程，但依旧期望调查团赴远东之后，可以“首研究满洲情况，然后再考察中国本部情形”。
日本军事行动不断持续，相较于调查团的具体代表产生，国民政府、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和媒体舆论都更为关心东北局势，这也是中国对调查团期望的一种折射。
四、日本评估及其预谋
调查团成员选定过程深刻反映了日本的利益诉求和预谋，尤其是德国代表人员的确定。对于拟定希尼出任德国代表，日本起初没有接受，而是经过协商、争论和质询后，才无奈地接受，整个过程可以分为四步：一、日本进行内部协商；二、日本向国联争取任命佐尔夫；三、日本质询德国和德国的解释；四、经过一番争取后，日本内部开始接受希尼，主要背景是若不同意希尼，会引起对日舆论的恶化。为了尽可能有利于日本，最低限度也要避免不利于日本的人士当选，日本对调查团的潜在候选人都进行评估，方式包括直接沟通和间接判断。
关于法国代表，日本对最初可能出任代表的吉拉马特将军的评估是“对日本抱有亲近感”，原因在于吉拉马特曾在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受伤，得到日本医生的救治而避免手臂截肢。对克劳德将军的评估是“一位风评极佳的将军，在担任大演习总指挥时，特别向日本陆军军官表示善意”。驻法代理大使栗山茂还于1932年1月4日同克劳德进行了会谈，判断克劳德不会对日不利。
关于意大利代表，日本驻意大利参赞冈本认为施恩是一名实干家，一名和蔼可亲的人，选用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对日本来说非常合适。在意大利正式推出马柯迪后，日本驻意使馆评估马柯迪是“纯粹的外交系统出身”，曾在巴黎和会期间担任意大利代表团的秘书长，后供职于阿根廷和德国大使馆，且“对日感情已经得到认可”，判断马柯迪的立场不会有损日本。
关于英国代表，松平恒雄表示麦克米伦不属于英国外交部人员，而是“颇有力之政治家，同时也是法律专家”。对于最终选定的李顿，或许是李顿曾担任过殖民地总督的经历让日本坦然接受，也或许是日本根本无法拒绝英国选定的代表，日本对李顿参加调查团没有异议。
关于美国代表，得知国联有意海因斯，日本就开始搜集有关海因斯的资料，判断他“没有处理过远东事务，理应会做出公正的观察”。对于最终被选定的麦考益，日本评估就更多了。经过评估，日本判断麦考益出任美国代表有益于日本。
关于德国代表，日本对希尼的评估结果是最终认可希尼的原因。此外，日本针对调查团的准备工作从1931年11月底就开始了。1932年1月21日，杉村以国联副秘书长的身份出席了调查团第一次内部会议，而中国代表颜惠庆则被理事会拒绝出席。杉村利用此次机会，对调查团做了诸多劝告工作。杉村的言行充满了试图让调查团远离中国而偏向日本的预谋。在调查团初步选择海上航线后，日本极力安排日本驻国际联盟事务局次长伊藤述史与调查团同行，若共渡大西洋无法做到，“横渡太平洋时一定要让伊藤和代表们同船”，目的就是利用各种机会诱导调查团。
由英、美、法、德、意五大国派代表组成的国联调查团，在当时国际社会中可以称得上是豪华阵容，充分反映了中日冲突所产生的国际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在国联理事会的外交博弈就显示了中日冲突的国际性。国联调查团的组建过程更是进一步体现了国际争端解决模式在处理中日冲突过程中的实际操作，同时预设了各国国家利益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汇合与角逐。
英、美、法、德、意五大国遴选国联调查团代表的过程，充分反映出五大国对调查团寄予期望。确定调查团代表的来源国的过程，清晰地呈现了这是大国主导的政治运作，集中体现了大国意志。从五大国遴选出的多名候选人中可以发现，这些候选人都可以称之为“一流”，从而保证调查团的“权威”。毫无疑问，五大国对调查团代表的遴选是国联调查团具有时局重要性的直接体现。选定的代表们确保了调查团的工作能力，这是调查团能够完成任务的前提保证，整个国联调查团囊括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关键领域的人才。
国联调查团成员的选定过程蕴含国联和当事国的意志，确保了调查团的合法性。由国联调查团成员的选定程序可知，调查团代表的产生是在综合来源国、国联和当事国三方共通意见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受到广泛的认可。由此组成的调查团所主导的调查过程和调查报告书，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公平与公正。以此反推，日本因调查团报告书退出国联，可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蹂躏了国际联盟所代表的和平。
中国在国联调查团代表选定的过程中呈现出的心态，既决定了中国对代表的要求以立场中立为标准，也反映出中国寄希望于调查团遏制中国东北的恶化局势，体现派出调查团的紧迫性。在确定调查团代表的过程中，一方面相对于日本在代表人数、来源国构成及具体人员上的外交运作，中国的实际话语权不足，以代表不具备明显的政治立场倾向为底线；另一方面中国关心的重点在于东北军事问题，调查团赶赴东北是中国的现实所需，而这并不是日本的努力方向。中日的这种反差是两国国家利益在国联外交层面的体现，日本预谋利用调查团为其服务和背书，中国则是以调查团遏制军事行动、阻止局势恶化为主要目的，调查团的能力和调查效果是最为中国在意的。
日本深谙国际外交手段，其在国联调查团组建过程中的预谋，对国联调查团造成的消极影响，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调查团远东之行的必然性结果。日本从一开始就决心不能受调查团的束缚。在决定组建调查团后，从人数设定、成员选定等过程中都可以看到日本的预谋，试图造成调查团及其具体代表倾向日本之结果。日本的预谋亦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调查团不仅迟滞启程赴远东的日期，使日本有更多时间布控中国东北，消化“战果”，而且首先前往日本东京，给予日本进一步误导和影响调查团的绝佳机会，此环节对中国极为不利。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的国联调查团组建过程，尤其是人数确定、来源国设定、具体代表选定等环节，深刻证明调查团是国联意志、大国意志以及当事国意志融合的结果，并影响了调查团赴远东之后的调查活动和调查结论。
文章摘自《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2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