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殖民统治中国东北的构想与实施
作者：臧运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以后，扶植与承认伪满洲国以实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应该作为九一八事变史乃至“十五年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战之后的1920年代，日本通过两次“东方会议”确立了以奉系军阀作为代理人来发展“满蒙权益”以及不惜分离满蒙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前夕，关东军已经构想了由日本人来统治并最终占领满蒙地区的方案；发动事变后，关东军与陆军中央迅速共同确定了先占领满蒙、再扶植中国傀儡政权的方针，并在侵占东北三省之后，以逼签的“日满密约”成立了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斋藤内阁以“焦土外交”和逼签《日满议定书》的方式承认了伪满洲国，并为此悍然退出了国际联盟；此后又以“八八决议”确立了统治伪满洲国的政策与体制。冈田内阁时期又确立以“对满事务局”和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的“驻满大使”，来实施对伪满帝国的间接殖民统治。
一、一战之后的满蒙政策
在中国的民国初年，近代日本的满蒙政策形成之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加速实施该政策：伙同沙俄以密约瓜分“满蒙权益”，并趁中国内乱之机，发动过两次“满蒙独立运动”；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了基本接受其包括满蒙条件在内的“大四条约”；通过出兵西伯利亚，将势力扩展到北满和外蒙地区。一战结束后，日本虽然在巴黎和会上获得了非法继承的山东权益、托管南洋群岛等好处，但是面临美英重返远东、即将召开华盛顿会议以解决山东问题并将撤兵西伯利亚的形势，奉行对美协调外交方针的原敬内阁决心改变一战期间所推行的大陆政策。
1921年5月13日，原敬内阁阁议决定了《对满蒙政策》《与远东共和国的交涉条件》两份文件以及从山东铁路沿线撤兵的方针。为了充分贯彻上述阁议决定，5月16-25日，原敬内阁在东京召开了一次“满鲜会议”。会议的议题主要是上述阁议决定的文件，目的是将政府的有关决定贯彻于驻外文武官员。此次会议被称为“第一次东方会议”。会议除就山东撤兵、与远东共和国谈判等问题达成一致外，着重对阁议决定的《对满蒙政策》进行了研讨，并于5月17日决定了文件《关于对张作霖的态度》，阁议决定，日本准备通过扶植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来实现其满蒙政策。但是到了1927年，面临中国国民革命的形势和北伐战争的进展，奉系军阀在关内的统治岌岌可危。为了进一步确立新的对华政策，曾经在原敬内阁担任陆相并参加过第一次东方会议的田中义一，于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会议经过一周多时间的讨论，最终达成了《对华政策纲领》，8月15日，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在旅顺再次召集了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官、驻华公使及奉天总领事等人，召开了关于满洲问题的协商会议，此次会议被称为“大连会议”。这是第二次东方会议的延续。
一战之后的1920年代，以原敬内阁与田中内阁的两次东方会议为标志，日本满蒙政策的主旨始终以确保与扩张其权益为核心和依归，在实施上则主要以奉系军阀作为其“代理人”。但是，如果奉系军阀不予配合或者难以配合，则不惜消灭奉系、另选代理人甚至分裂“满蒙”。这些积极的满蒙政策无疑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基础与“近因”。
二、事变前夕关东军与军部的构想
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从1929年起就主张由关东军占领与统治满蒙地区。他在7月初开始的关东军参谋旅行中，曾在满洲里对于他的《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进行过解释。7月4日，石原莞尔在旅行到长春时，曾与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一起，委托关东军司令部负责兵要地志的主任参谋佐久间亮三，开始“就有关统治占领地区问题进行研究”。佐久间的方案于1930年9月完成，12月印制完成。1931年1月开始的每个星期六，关东军司令部的全体参谋及调查班的同仁们组织研究会，继续研究佐久间的上述方案。5月31日，菱刈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石原莞尔委托佐久间继续进行研究。由此可见，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为首的关东军参谋们在九一八事变前，就一直在谋划占领中国东北后由日军实施直接的军政统治问题。与此同时，东京的陆军中央部门也在进行规划。1931年4月，参谋本部正式确定的形势判断提出了分三个阶段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4月14日，第二次若槻内阁成立以后，新任陆相南次郎同意设立以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为首、由陆军省及参谋本部的五名中枢级课长组成的秘密的“国策研究会议”，继续研究有关上述形势判断的对策问题。6月19日，该会拟订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并向回到东京的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进行了传达。
上述说明，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关东军与军部中央尽管在对于事变后如何统治中国东北的问题上存在着顺序与方式上的分歧，但是，在发动占领满蒙的事变上，则是心照不宣且高度契合的，只是在时机的选择上稍有差异。
三、事变之后扶植伪满洲国
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柳条湖事件爆发，关东军与军部中央的分歧很快就在数日内取得了统一。19日开始，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与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之后，双方都作出了让步，最终商定在第二个阶段“建立满蒙独立国家”的目标。22日，关东军决定《解决满蒙问题方案》，规定“建立由我国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的方针；10月1日，关东军任命满铁的松木侠为国际法顾问。松木侠根据本庄繁司令官和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两位参谋的指示，21日拟订了被称为“满洲建国”第一个方案的《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案》。与此同时，石原莞尔也在22日以后，从其“满蒙占有”论的主张上后退一步，妥协为“满蒙独立建国”的方案。24日，他起草了一份《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案》，明确提出关东军的目的是“建立与中国本土绝缘的、表面由中国人统治而我方掌握实权的、以东北四省及内蒙古为领土的独立新满蒙国家”。
10月间，关东军还派遣土肥原贤二到天津，携带了相当的谋略费，并在当地中国驻屯军的支持下，计划将寓居于此的逊清帝溥仪劫持到东北。11月8日，第一次天津事件爆发，土肥原贤二趁乱将溥仪“运送”到东北。与此同时，关东军侵占东北各地以后，纷纷扶植汉奸分子建立了地方伪政权。上述关东军在事变之后的“建国”行动，虽然受到政府与中央军部的质疑甚至反对，但12月11日若槻内阁的总辞职以及第二次币原外交的结束，使得关东军认为“这将在解决满蒙问题上出现转机”。12月13日，犬养毅内阁上台后，日本加速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步伐。终于，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日本承认伪满洲国，并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
四、承认、统治伪满洲国与“十五年战争”
综上所述，一战之后的1920年代，日本通过两次“东方会议”，确立了以奉系军阀作为代理人来确保与发展“满蒙权益”以及不惜分离满蒙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前夕，关东军已经构想了由日本人来统治并最终占领满蒙的方案；发动事变后，关东军与陆军中央迅速共同确定了占领满蒙后扶植中国人傀儡政权的方针，并在侵占东北三省之后，以逼签的“日满密约”而成立了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斋藤内阁以“焦土外交”和逼签《日满议定书》的方式，承认了伪满洲国，并为此悍然退出了国际联盟；此后又以“八八决议”确立了统治伪满洲国的政策与体制。冈田内阁时期又确立以“对满事务局”和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的“驻满大使”，来实施对于伪满帝国的殖民统治。总之，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对于中国东北殖民统治的构想与实践，为十五年战争期间对于中国及亚太地区的继续统治，提供了范例和借鉴，具有开端与启后的重要历史意义。
文章摘自《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4期，原文约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