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满蒙权益”、反苏防共：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认知逻辑
作者：宋志勇，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摘要：九一八事变的直接发动者是关东军，但真正酿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是日本国家整体对外认知上的错误。自认对日本“不公”的国际秩序观、“满蒙权益”论和认为苏联及共产主义“威胁”日本的反苏防共意识，构成了一战后日本对外认知的核心。而这三大错误认知逻辑的发展、交错及合流，正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深层原因。上述错误的认知逻辑不仅存在于日本的学者、政治家和军人之中，并渗透到了民间，成为日本朝野的认知共识。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引发的日本社会动荡，促使日本将这些错误的对外认知逻辑付诸行动，酿成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了90年，但其历史意义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从纵向看，九一八事变是近代以来日本实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但从横向看，引爆九一八事变的因素错综复杂，是多种因素的集聚、碰撞造成的。思想决定路线，意识决定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外认知的变化是引发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对现存国际秩序“不公”的认知、“满蒙权益”论的提出、对苏联及共产主义的恐惧引致反苏防共意识的强化，日本这些认知逻辑的发展、交错及合流，就是引发九一八事变的重要深层原因。
一、国际秩序观的流变
东亚最早的国际秩序是“华夷秩序”。在古代，由于先进发达的中华文明的优越地位，从汉代开始，东亚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观念”和“华夷秩序”。这种观念和秩序对日本的外交和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延绵千年的华夷秩序，日本表现出复杂的心态。它时而崇尚、虚心学习，主动向中国上表纳贡；时而蔑视对抗、尝试自立门户。在这种游离的过程中，日本的思想家和统治者对“华夷秩序”有了充分的体验和理解，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试图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日式华夷秩序”，以对抗乃至取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
明治维新后，日本进行了一系列资本主义近代化改革，迅速成为亚洲强国，在对外关系上追求脱亚入欧，加入西方条约国际体系中。但日本在与西方列强的交往中，特别是在与列强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体验、领会了“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外交真谛，遂开始摸索建立新的东亚国际秩序。日本首先通过甲午战争摧毁了以大清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然后通过日俄战争战胜了欧洲老牌大帝国，建立起了在东亚的优势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中国的“独大”之势与列强在华利益发生冲突。1922年2月，西方列强与中、日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了“九国公约”，确立了中国对外“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否定了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在远东的过快膨胀。而日本在政党政治主导、协调外交占优的国内政治背景下，接受了华盛顿体系，采取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相“协调”的外交方针。自此，华盛顿体系成为东亚的国际秩序核心。但是，接受华盛顿体系是军部扩张势力暂时向政府妥协的结果，日本一直没有放弃对“特殊利益”的追求，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冲破华盛顿体系的束缚，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新秩序。
二、“满蒙权益”论
“满蒙权益”论也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理论来源。这一歪理邪说不是某人在某个时间一蹴而就的，而是近代以来在日本对华侵略的过程中逐步演变而成的。
大陆政策在近代日本对华政策中占有核心地位。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在南满设立关东都督府，将所谓“用十万鲜活生命换来的”南满视为己有。一战期间，大隈重信内阁强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寺内正毅内阁搞“西原借款”，都以巩固和扩大满蒙之特殊地位和权益为对华政策之首要目标。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苏俄政府废除日俄协约，使得日本的“满蒙权益”受到“威胁”。
在军部和政府积极策划夺取满蒙的同时，日本朝野大肆宣扬“满蒙权益”论，为其向中国东北侵略扩张制造舆论。日本不少御用学者更是闻风而动，“支那非国”论、“满蒙非支那领土”等中国观、“满蒙观”论调甚嚣尘上，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摇旗呐喊。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矢野仁一就系统地提出了“中国非国”论，他在《论满蒙藏本来非中国领土》一文中声称：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国境”，中国“真正的边境”是在和列强交涉的过程中才逐渐确定的。而“满洲本来就不是支那的领土”，他认为日本在满蒙的铁路、土地商租权、移民、驻军等“满蒙权益”是“源于日俄战争的事实以及支那的中立态度，是支那承认的历史性的基本权利”。这些日本学者的“中国非国”论和“满蒙权益”论的提出和散布，为九一八事变捏造了理论基础，对事变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反苏防共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还有一个重要的认知背景，那就是防共反苏的需要。这里面既有日本国内政治的需要，也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
随着日本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日本传播。1906年，《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刊载了《共产党宣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加速了日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1922年7月15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日本共产党在东京秘密成立。日本共产党的成立“不仅在我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上，而且在日本人民的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共产党制定了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天皇专制制度、建立自由民主新社会的政治纲领，这与近代天皇制国体严重对立。为此，日本共产党一成立就处于非法状态，受到政府的镇压。但日本共产党不顾危险，领导或参与了大正期间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影响很大。
日本共产党的反体制活动和其领导的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共产国际向日本输出共产主义的行动，直接威胁到了日本天皇制政权的统治，使日本统治者惊恐不已。1925年，为阻止共产主义等激进思想和活动在日本的蔓延，日本政府颁布了《治安维持法》，对“组织以变更国体或否定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的团体和个人进行严厉镇压。但日本共产党仍在艰难的处境下开展斗争。由于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受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的指导，使得日本统治者对苏联从意识形态上非常仇视。要阻断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控制或占有满蒙成为日本的重要战略选择。把满蒙建成抵御共产主义的桥头堡，成为日本政府、军部和右翼势力的一致目标。
日本的反苏防共还与中国的政局息息相关。既然满蒙还在中国的主权之下，日本就不得不将满蒙的反苏防共与反中国整体的共产主义运动结合起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1924年初，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国民党修改了党章、改组了国民党组织，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革命形势大振，剑指军阀统治。中国共产党势力和影响的增强以及革命形势的高涨也引起了日本统治者的关注。日本在正面应对苏联之外，也感觉到了中国“赤化”的危险和对占领满蒙的威胁。此外，从地缘政治来讲，满蒙是苏联南下的主要通道。同时，日本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从满蒙北上也成为日本军事扩张主义的重要战略选项。由此，满蒙的地位不言而喻。而石原莞尔的“满蒙领有”论，除了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外，还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简而言之，“领有满蒙”具有防止苏联威胁，巩固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和形成防止“赤化”隔离带的多重功效。
九一八事变的直接发动者是关东军，但真正酿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是日本国家整体对外认知上的错误。对现存国际秩序不满的国际秩序观、“满蒙权益”论和为消除苏联及共产主义威胁必须反苏防共的意识，构成了一战后日本对外认知的核心。日本发展大陆政策，打破“不合理”的现存国际秩序，建立“日本本位”的国际秩序，就需要拥有满蒙资源的保障；日本要“保证”国家政治和国防“安全”，就必须反苏防共，建设满蒙前线基地；日本在满蒙拥有“特殊权益”，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而其正在受到中国的“威胁”，日本必须加以“保护”。正是在上述认知逻辑的相互作用下，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文章摘自《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4期，原文约1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