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对陇东县域的争夺与谈判
作者：柳德军，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
摘要：力量的悬殊、观念的歧异、利益的冲突，都无时无刻不在消磨着国共两党合作的诚意，而共产党寻求发展与国民党必欲遏制之间的碰撞，则进一步侵蚀着国共两党合作的肌体，加剧了国共摩擦和对县域的争夺。陇东事件是抗战期间国共摩擦的一次武力试探。国民党陇东署、县政府以“行政统一”为借口，以军事摩擦、划界谈判为手段，限制八路军在陇东县域的民运工作，试图以最小的政治代价驱逐八路军在陇东的军事存在，最终达到限制共产党发展、压缩陕甘宁边区范围，从根本上否定陕甘宁边区合法性的目的。
一、寻求发展与遏制成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在“精诚合作”的意境下，在陇东县域各自设立县政府，标志着抗战时期陇东地区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机构。然而，在合作与竞争共存的陇东县域，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政权的存在和发展都不得不依靠各自军队的支持。国民党县政府所依赖的不仅有留驻陇东的国民党军一六五师，还有署、县政府组建的保安队，而共产党县政府基本上也设在八路军实际控制区域。国共两党在陇东县域同设政权、同驻军队，不仅使陇东政局变得复杂微妙，亦使国共两党在合作之始即明争暗斗。大体而言，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陇东的摩擦，主要集中在县级政权、乡镇保甲，以及民众运动的控制上。基于对中共民运工作的恐惧，甘肃省政府在尽量避免军事冲突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展示自己的“正统”优势，从政策制定和执行两个层面对中共的民运工作进行全方位限制，以期达到解散、改组八路军领导的民众组织，甚至将其纳入国民党基层政权有效控制之下的目的。
二、军事摩擦与冲突管控
1939年是国共关系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一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有所缓解，开始有余力关注日益紧张的国共关系；二是国共两党谈判的失败，使蒋介石试图以政治手段化解中共问题的计划彻底破产；三是抗战两年来中共力量的迅速发展，令蒋介石惶恐不安，他甚至意识到如不加紧遏制，抗战胜利后自己将失去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受此影响，甘肃省政府对陇东统战区域的争夺也变得更加迫切。在“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原则下，甘肃省政府不仅把“防共”“反共”列为施政的首要目标，还公开在陇东建立“防共线”。国民党中央及甘肃省政府的上述行径，不仅强烈刺激着国共关系的敏感神经，亦严重威胁到中共陇东政权的生存，国民党加强遏制与共产党寻求发展之间已不再有缓冲余地。此后，国共双方在陇东县域的争夺亦开始由政治角逐向军事摩擦过渡，而这种过渡亦随着抗战的持久深入、国共两党谈判的失败而愈加剧烈。
国共在陇东县域的武力试探于1939年初已初露端倪，而争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统战县域的控制权上。八路军在陇东县域的积极活动，使国民党陇东当局顾虑重重，如何将八路军调离陇东县域，抑或将其局限于一隅，陇东署、县政府几经商议后拟定了如下办法：一是根本办法，即省府早日贯彻调防之命令；二是过渡措施，即在调防未完全实现前，将一六五师扼要分驻于庆、合、宁、镇等县各重要市镇及据点，先以保安队伺隙潜入其范围，推行政治，发动民力，如遇阻挠，即以保安队制裁，倘对方公然干涉，或压迫保安队引起冲突时，一六五师即出面制止或予以支援。对于国民党陇东当局的肆意攻击与严密防制，八路军决定予以严正抗议。1939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国民党“限制八路军重要方法之一部，为不准干政与筹款筹粮，我应公开表示，抗战部队与游击部队不能不吃饭，如能加饷，可考虑改变筹粮办法。已建立之政权未到万不得已时，决不应轻易放弃”。
面对错综复杂的陇东政局，甘肃省政府亦有自己的一套独特处置逻辑。1939年3月11日，甘肃省民政厅长施奎龄称：八路军在陇东各县“造成种种不幸之事实，本府以国难严重，不欲轻启衅端，复以军事力软弱，不能有所举动，历采和平政策，予以容忍，以期迁就事实，藉资过渡，然该军得寸进尺……乘此布置未周之际，攫取陇东”；甘肃省政府对陇东纠纷的应对及处理原则，为陇东地方政府的“反共”行动提供了支撑，亦使其更加肆无忌惮。与此同时，陇东地方当局公开破坏八路军领导的民运组织，搜捕八路军工作人员，扣留八路军物资。陇东地方当局的公开“反共”行动，使得本就敏感的陇东政局似有山雨欲来之势。此时国民党中央“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业已确立，甘肃、陇东当局亦完成了“反共”的准备，这一切都预示着国共在陇东县域的争夺，将不再局限于政治对抗和争取民众，而开始转向武力冲突。
鉴于和平呼吁已难以取得和平之结果，驻陇八路军决定予以有限度的反击，以示惩戒。驻守镇原之八路军七七〇团三营营长张怀兴“派人监视县长邹介民，凡县长公务员出入城内门，均严密检查。下午六时后，城内各处，设岗布哨，任何人不能通过”，同时派“该营九连柳连长率该连九十余人枪齐全，开往县属马渠镇，协助工作人员活动”。对于八路军驻陇部队的上述活动，钟竟成一方面电饬镇原县长邹介民立即完成一切必要准备，相机采取“自卫行动”；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做最坏打算，即如对方“悍然不顾一切，非忍让所能过，戢时在衅由彼起之，须力争主动，以减少损害”，并商准一六五师派兵一营，开至太平、孟坝等镇，西峰专署亦调特务大队两中队，开镇原策应。国共双方公开的武力对峙，使陇东形势更趋严峻，军事冲突一触即发。1939年4月22日，钟竟成密令镇原县保安队以演习为名，试图掩护城外部队入城，被驻县八路军发觉后，拒之城外，但钟竟成严饬保安队务必进城，“如再拒绝，即与周旋”。镇原县长邹介民见势不妙，于“巧日出巡后”不再返城，“现尚驻屯子镇”。4月25日，留守城内之国民党保安队阴谋暴动，试图与城外部队里应外合，被驻城的八路军果断镇压，城外保安队虽借机攻城，但也被八路军“迫退至七里河”。
三、责任推诿与冲突升级
镇、宁事件正是在国共双方相互猜疑中悄然而至，其起因于国共对陇东县域的争夺，而根源于共产党寻求发展与国民党必欲遏制之间的碰撞。1939年正值抗战紧要关头，国共两党均不愿于此时大动干戈，即使不免偶有摩擦，仍尽力将其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既然国共两党都不愿意看到镇、宁事件再度升级，经过紧张交涉，双方代表于1939年6月29日在庆阳驿马关签订《镇、宁两县事件初步解决办法》，其内容如下：“（甲）镇原、宁县恢复事变前原状：（1）两县保安队进城仍驻原地点；（2）城内守卫仍照事前配备共同防守；（3）专署特务大队于七月一日撤回西峰镇；（4）一六五师在两县保安队进城同时撤出桃园太平镇焦村及宁县附近；（5）十八集团军增援部队候一六五师撤退后一星期内撤回原防。（乙）责任损失由谭、王两代表会同调查处理；（丙）其他问题候原状恢复后再行商办。”初步解决办法的签订，标志着陇东纠纷暂告停歇。
四、结语
不可否认，1939年以后国共之间的军事摩擦仍然持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客观而言，虽然蒋介石乐于看到共产党因应付频繁的局部摩擦而顾此失彼，但他“从未设想过与中共全面开战”，即使国共之摩擦发展至有如皖南事变，他仍“不希望事态进一步扩大和激化”。然而，“如果说类似于陇东事件这样的摩擦行动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一种常态，那么，皖南事变则是这种冲突性合作的一种异化”。因为1940年前后之国际形势仍扑朔迷离，中国的抗战仍艰苦卓绝，此时的中国惟有坚持国共合作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赢得国际同情、舆论支持、民众倾力。也许在此期间，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仍将不断发生，但两党都明白，决不能在民族危难之际大动干戈，因为两党对中国未来命运之安排，惟有抗战胜利才有实现的可能，而两党之间“根本问题”之解决，也只有在抗战胜利后才有可能实现。
文章摘自《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1年第2期，原文约2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