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漕粮海运与江南滨海地区的空间开发
作者：陈彩云，郑凯伦，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元代实施中国史上“旷古未有”的大规模漕粮海运，重塑了江南地区的空间发展格局，促进了滨海地区的社会经济转型。元代官方为开通漕粮海运，在滨海地区进行港口选址及港航设施的建设，同时，服务于漕粮海运的仓储设施、宗教庙宇、军事设施等布列其中，使得该地区的空间与市政功能朝着海运专业化的趋势发展。南人海运官员及数十万计的海运船户及其家属居住于滨海港口地区，带来了社会结构和经济类型的深刻变革。尽管在元末江南动乱中，江南滨海地区遭受了沉重打击，但是元代漕粮海运所留下的航海遗产仍对其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海运开通与港航设施的修建
长江自古就是隔绝中国南北交通的“天堑”，古人面对烟波浩渺、水量充沛的长江，常有“滚滚长江天际流”的浩叹。而在长江口地区浅沙暗礁密布，重载海船驶入长江时常被打坏船底，导致船难事故频发。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太仓刘家港虽然拥有较为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但是港外沙洲横亘，航道内还有岩礁影响航行安全，亟需人工手段加以疏浚改良。为此，元代多次组织力量进行航道整治。
漕粮海运的运转除了要保证长江口港口航道安全外，还要维护通江内河航道的畅通。为确保江南腹地与滨海港口之间的漕粮运输畅通，元代官方需要对江南内河航道进行经常性的疏浚整治。
漕粮出海发运之际，各地船户驾驶海船从各自锚泊地驶入刘家港，由于长江口航道暗沙密布，海船来往出入皆需小船领航。元代为解决长江口港区河、江、海三者间迥然不同的地势、水文条件而灵活地使用“河舟、江船、海舶”等各类型的专业船只，建造各种类型的辅助港航设施，从而保证漕粮顺利出海起运。
二、漕粮海运与滨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天然的自然地理优势是刘家港、福山、许浦、澉浦等滨海港口受到元官方瞩目的主要因素。元代实施漕粮海运的政策，揭开了江南滨海港口的新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篇章，使其朝着海运专业化的路径发展。
元廷在江南通江、通海诸河港建起海运漕仓，用于储存等待海运的漕粮。太仓连接着刘家港，是元代漕粮出海的重要起运港，故太仓城内仓储设施规模惊人。
为确保漕粮海运的安全，元代继承汉地的政治传统，祈求神灵世界的帮助，蒙古皇帝不断赐封天妃，特命专使来沿海各地庙宇祭祀天妃。为求海运通畅，海运民众不单祈福于天妃的庇护，曾任海道都漕运万户的黄头公就提到海运民众崇奉的海神众多，“运舟冒险以出，常赖祷祠以安人心，若所谓天妃、海神、水仙等祠，九十余处”。南人海运官员世居海滨，延续前代的信仰传统，多以佛力护佑航运安全。可以说，海运的繁荣促进了滨海地区宗教设施的修建。
漕粮海运关乎帝国命脉，故元代官方注重在长江口一带布设海防力量，用于缉捕海盗，确保漕粮海运的安全。漕粮海运施行伊始，元廷对海运途中的安全已有谋划，在海船出发之前，提前派遣军船去刘家港附近的海面巡查。海船经过的沿海地区，当地驻军有责任巡逻海域以策安全。漕运海运港口防卫设施逐步完善，守备力量大为加强。
三、海运家族与江南滨海地区的社会转型
太仓刘家港、许浦、福山等滨海地区在漕粮海运开通前，居民鲜少，主要从事沿海捕鱼或是零星的商贸活动。而漕粮海运兴起后，通过海上航道的探查，港航设施的修建，内河河道的整治，滨海港口地区逐步建立起优越的航运条件，市政功能焕然一新。其他滨海地区的商业活动也因漕粮海运的兴起而日趋繁盛。
因漕粮海运的发展，数量庞大的海运家族及所属船户、水手聚居江南滨海港口地区，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
因承运帝国的漕粮海运，海运豪族定居于滨海市镇，扎根繁衍，形成庞大的家族势力，多参与当地的市镇建设与慈善公益，对地方社会有着全方位的影响力。服务于元帝国漕粮海运体制的海运豪族积累了巨额财富，生活方式上呈现出“营栋宇，丰庖厨，嫁娶、丧葬奢厚逾度”的奢靡景象。他们除了在当地兴建宅院外，还积极投身滨海港口地区的文化建设。
文章摘自《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原文约119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