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环境下的人与野生动物——华北根据地除害兽运动研究
作者：程森，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摘要：1937—1949年间,在频繁的自然灾害和连年战争环境作用下,华北各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其表现之一即为野生动物频繁异常活动,出入农耕区危害人畜和庄稼,被民众视为一种天灾。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华北各根据地纷纷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除害兽运动。该运动在当时被认为不仅保护了人畜安全、减少了农业损失,还增加了农民收入,间接支持了战争,从而被持续性地执行下去,成为大规模的集体化行为。在严峻的战争环境和生态危机双重压力作用下,人们注重对野生动物的利用和危害应对,而无法产生保护思想。华北根据地时期人对野生动物的这种生态观也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之后。
本文从环境史角度考察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华北根据地内野生动物的异常活动及其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对野生动物的认识与应对，以期进一步推进中共华北根据地史和环境史的研究。
一、兽害——生态危机下的野生动物活动
华北根据地自抗日战争以来灾荒不断，战争连年，在此背景下各大根据地为了生存又开展了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些因素最终造成野生动物频繁出入农耕区，啃食庄稼，咬死、咬伤人畜，成为各根据地民众需要面对的一种天灾。
华北根据地自抗日战争以来除了应对战争危机外，还要面对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共同作用下的生态危机。全面抗战以来，华北根据地旱灾、水灾、虫灾等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来，再加日军蹂躏，可谓祸不单行。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自然灾害仍然未曾远离华北根据地。
自然灾害的发生，既有自然气候变化的原因，也与战争环境有关。
自然灾害频发之下，华北根据地的生态危机对人与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都造成了严重影响，最终引发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紧张。华北根据地兽害频繁发生，以狼灾最为严重，其次是野猪、獾、松鼠等对庄稼的损害。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豫北狼灾更重。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内的冀南区涉县，1947年6月以来全县各地狼患日益增多。野生动物的异常活动与干旱等自然灾害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华北根据地时期旱灾的发生频率最高，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力最强、总的持续时间又最长。由于食物奇缺，野生动物也发生饥荒。大量而频繁的野兽活动严重影响了灾荒发生后“余留”的人的生产、生活和生命。于是，依靠党和政府领导、民众支持，以保护生产、生命的消灭害兽为目标的除害兽运动在华北各根据地推行开来，这也使得人在灾荒背景下的生态系统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二、除害、生产与练兵：抗日战争时期的除害兽运动
自全面抗战以来，华北根据地除害兽运动逐步开展，这一时期除害兽运动主要有两个目的和特点：一是除害兽与保护生产。首先，频发的兽害威胁着民众生产、生活和生命，“除害”是除害兽运动最本质和最直接的目的。其次，在天灾和敌祸的双重压力下，如何保障农业生产、获取更多的食物是生存下去的根本任务。除害兽是保障农业生产的重要举措。二是生产与练兵。首先，抗日战争的持续性和艰巨性，给华北各大根据地军民带来了生存挑战，除害兽能获取野兽皮肉，也就成为一种生产手段，被认为间接支持了抗战。其次，由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主要采取游击战，小规模的游击力量在华北根据地发挥突出作用，除害兽运动又与游击队练兵结合起来，成为锻炼游击队员军事素养的一种手段。
三、以生产为中心：解放战争时期的除害兽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灾荒更趋严重，各地兽害频发。由于革命对象转变、运动战取代了游击战，这一时期除害兽运动不再强调对民兵的军事训练，而是以生产为中心，以保护生产、扩大生产、支持解放战争为根本目的。其主要特点有三个方面：首先，政府提倡除害兽以保护农业生产，通过发动民兵、群众和宣传除害英雄以推动除害兽运动。其次，除害兽也是一种生产活动，是冬季副业生产、防止来年春荒的重要手段。最后，为更大规模地保护农业生产，华北各解放区政府颁布了明确的奖励办法，并开展围山打猎运动，以及注重推广和交流除害经验、技术。
四、余论
在天灾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下，吃饭、生存一直是新中国成立前基层民众始终要面对的主要难题和主要矛盾。战争时期，在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压力共同作用下，除害兽运动在华北根据地逐步推进，至解放战争后期更由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全面施行。华北人民政府是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进行的一次成功的政权建设实践。党和民众对野生动物的态度和生态观也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中央号召、各地执行的除害兽运动，其内容和形式与华北根据地时期是基本一致的。
文章摘自《中国农史》2021年第3期，原文约238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