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生物治理理念研究
作者：朱文广，长治学院。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期间，面对严重的虫害，科研人员提议以益虫益鸟来辅助捕杀农业害虫。在政府支持下,科研人员对全国各地的益虫益鸟进行了普查，分析了它们的类别，研究了它们的习性，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措施，并利用各种方式大力宣传以扩大影响。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注重培养儿童的相关意识，希望他们成为开路先锋并最终形成一种长效机制。这体现出我国科学界此时已经形成了较系统的生物治理理念，是我国生物治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晚清民国期间，虽然战乱频仍，国家动荡，但中国社会仍在缓慢地迈向现代化。在政权更迭中，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农业现代化的研究。其中，对农业害虫的防治是一项重要工作。害虫猖獗是传统农业始终面临的问题，是造成农作物产量低下与不稳的主要原因之一。自1928年以后，全国政局较此前稳定起来，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推进经济发展。基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政府加强了科研力度，在全国各地设置农业推广处、昆虫局，建立农场，建设各大学专业实验室。这些机构纷纷加强了对虫害问题的研究。期间，许多科研人员提出了通过保护害虫天敌来杀灭害虫的方法。这些害虫天敌有益于人类，所以被称作“益虫益鸟”。这种方法被命名为生物治理法。为推广这一理念，科研人员在阐明推行原因、调查益虫益鸟、利用媒体宣传三个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
一、阐明推行生物治理法的原因
科研人员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原因之一在于这种治理方式尚未成为普遍认知。更主要的原因则是，相对其他除虫方法，生物治理有着巨大的优势：（一）防治及时。人工治理确实难以全面准确地把握害虫的生长、活动规律。但鸟类等多种生物能随时发现并捕捉害虫，故而可及时救援作物。（二）有效性强。益虫益鸟数量繁多且活动时间长，捕杀害虫量十分庞大。（三）费用低廉。以物制物这一方法的经济之处在于人类只需承担保护繁殖或迁移繁殖的责任，虽然也有所花费，但相较于人工捕捉、购买药剂、制造设备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仍有极高的性价比。
对付害虫“昆虫动物自然扑杀捕食之力收效尤宏”，所以保护益虫益鸟势在必行。知识界由此发出了生物治理的呼声，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1931年7月13日，实业部发布训令，要求全国各地主管机构对益虫益鸟进行普查：“我国幅员辽阔，气候生产，未必尽同，此项有动物，名目繁多，亟应切实调查，以资参考”。五个月后，因河南省未能按时上交调查表，实业部又催促该省速将洛阳等五地益虫益鸟调查表上交。1932年3月，实业部再次发布训令推动这一工作，强调各地要认真填写调查表，为防错误，规定先由各省实业厅审核后再送至部。此后，这一活动成为例行工作，列入国民党的重要政绩之内。
二、调查益虫益鸟概况并提出保护措施
要想进行生物治理，前提是要知道益虫益鸟的种类。为此，科研人员进行了大量工作，中国益虫益鸟的概况浮出水面。
各地科研人员对各地的益虫益鸟进行了普查。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条件不同，益虫益鸟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总共统计出来的益鸟有：鹑、鹳、鹤、鸮、鹬、鸠、梟、燕、鸢、雉、白练、百灵、白鹭大大小小近60余种。益虫有：班蟊、蜻蜓、螳螂、蠍蝇、小蜂、饴蜂、步行虫、鳖甲虫七星瓢虫、食虫椿象、小隐翅虫等40余种。除此之外，科研人员还将各类益虫益鸟的具体形状、习性、捕食害虫类别一一列出。一些刊物还配置了图画，如《农业进步》《科学的中国》《良友》等刊物上就配发了各类益虫益鸟的图画，以利于农民辨识。
那么，如何保护这些益虫呢？研究者也给出了较为系统的方法。第一，禁止直接捕杀成虫幼虫。科研人员建议政府颁发禁令并呼吁民众应停止捕杀以有效保护青蛙、蟾蜍及益鸟。第二，保护益虫卵块。第三，对于鸟类、青蛙，除了禁止捕杀外，其繁殖办法还有众多配套措施。
三、利用各种方式大力宣传以扩大影响
学术成果还需要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可和了解。因此，除了潜心研究外，学者们还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文章，来宣传生物治理的益处及保护益虫益鸟的方法。当时，发表相关文章的刊物计有《农业浅说》《农话》《乡民（河北）》《昆虫与艺术》《田家》《良友》《时兆月报》《劝农浅说》《农村副业》《通问报》《农声》《广播周报》《播音教育月刊》《农声》《农民》等100余种，声势极其浩大。他们还在各类刊物上刊登益虫益鸟的照片，以此来让民众形成直观的认识。
无线电收音机在当时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普及。科研人员认为可用无线电播音宣讲鸟类保护知识。1935年8月5日，中央广播电台就播放了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吴福祯题为《如何保护农作物益虫》的演讲，向全国民众普及益虫知识。
当时政府主办的遍布各地的民众教育馆时常下乡，向农民讲解益虫益鸟相关知识。农民补习学校的研究者也承担起了相应的责任。为了加强宣传效果，他们专门编制了《劝农歌》一类简单易懂、利于农民记忆的歌曲。
需要注意的是，科研人员特别重视在儿童群体中进行广泛宣传。他们建议在现行动物教科书中对益虫益鸟做系统的叙述。他们认为，儿童是国家的希望，如果从小形成生物治理的观念，成人后也会遵循，又会将同样的理念传给下一代，如此代代相传，就会形成一种长效机制。基于此，他们在儿童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科普作品。考虑到儿童的知识结构，这些作品常以诗歌、图文相配等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方式传输保护益虫益鸟的理念。
综上所述，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期间，面对严重的虫害，科研人员提出了利用害虫天敌，即益虫益鸟来辅助捕杀害虫的方法。为此，在政府支持下，科研人员对全国各地的益虫益鸟进行了普查，分析了它们的类别，研究了它们的习性，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措施，并利用各种方式大力宣传来扩大影响，促进农民接受。他们还特别注重指导培养儿童的相关理念，希望儿童成为保护益虫益鸟活动的先锋，并形成一种长效机制。这一时期科研人员的行为与观念，表明了此时我国科学界产生了较系统的生物治理理念。后来的科学家继承了这一理念。1956－1960年，中国曾发起过消灭麻雀的全国性运动。1956年，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被列为四害。虽然在特殊的政治形势下，许多人选择了沉默和服从，但仍有张作人、薛德焴、张香桐、冯德培等科研人员为麻雀仗义执言，认为麻雀是不少害虫的天敌，有益于农业生产，不能完全视之为害鸟。他们的做法最终影响到了中央。1960年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四害改为老鼠、苍蝇、蚊子、臭虫，用臭虫替代了麻雀。中央最终“接受并采纳了相关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和意见”，收回了围剿令。从此，麻雀的种群得以恢复，直到后来农药的大量应用。
时至今日，生物治理已获科学界的一致认可，有大量科研人员从事相关研究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1985年，专业刊物《中国生物防治学报》创刊。从中国生物治理史的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科研人员是这个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但在时局动荡、战乱频仍、经费紧张、国家总体力量薄弱的情况下，他们的理念最终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业面临的问题——中国仍然饥民遍地、灾害频仍，但这并不妨碍其独到的意义。
文章摘自《古今农业》2021年第2期，原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