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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创作与中国形象塑造

信息来源: 《历史与社会》(文摘)2021年第3期 发布日期: 2022-01-03 浏览次数:

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创作与中国形象塑造

作者:肖百容;张宁,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城市学院人文学院。

摘要:与其他现代旧体诗词一样,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一直没有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更不要说以现代性品质入史。其实,旧体诗词在抗日根据地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特别是它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可谓情理交融、简约明快,反映了积极进取、健康向上而又自由雄健的价值观和审美风尚,诠释了国家民族的希冀与梦想。这既有助于对共产党领导人及广大人民群众精神风貌的艺术表达,也有利于新型军民鱼水关系与延安政治形象的形塑。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塑造了全新的中国形象。这一形象传递出宏大的历史足音,体现了民心所向,也振奋了国人军人士气,展现出中华民族在危难之际乐观奋进的精神气象,打破了长久以来旧体诗词缺乏现代性和不能入史的“臆断”,有助于重新认识旧体诗词的功能、价值及在整个抗战文艺和文学史中的地位。

一、根据地旧体诗词中的中国形象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国家形象”早在先秦典籍的神话故事和上古先民传说中就已见端倪,如《山海经》夸父逐日、鲧禹治水及刑天舞干戚的传说。鸦片战争后,旧体诗词主要包含了弱国子民和忧国忧民的感兴,及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形象更被纳入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多维比较视域,国人在对蒙昧、迷信、落后的批判和自省中希望其焕发勃勃生机。不过,此时旧体诗词塑造的中国形象有时充满暗调与悲情,缺乏一种积极进取和乐观向上的精神气质。到抗日根据地时,这一状况才有了根本转变,旧体诗词塑造的中国形象才面目一新,呈现出一种新格局和新气象。

抗日根据地存在于抗战时期的中国各地,中心是陕甘宁,主要的还有晋察冀、晋冀豫、苏南、苏中、湘鄂赣、鄂豫皖等。根据地旧体诗词创作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既在所有根据地开花结果,又以上述地区为中心和主要阵地。在陕甘宁根据地,各界人士踊跃创作旧体诗词,流传下来的作品数量很大,产生一定影响的有二三百首之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李少石等都是热心的作者。晋察冀根据地集中了来自陕甘宁和东北的大批文艺工作者,旧体诗词创作氛围浓厚,但作品数量不如陕甘宁多。苏南、苏中、湘鄂赣、鄂豫皖等根据地都由新四军所辖,其旧体诗词创作非常丰富,留存下来的作品特别多。

根据地旧体诗词创作的繁荣,与各方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新华日报》特辟“《屈原》唱和”专栏,为文艺界人士提供发表旧体诗词的阵地。另外,一些著名革命家或作家生辰时,政治家和文界名流为之写诗祝寿,借题诗以唱和,使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关系更加融洽,统一战线得到加强。根据地旧体诗词创作着重表现鱼水一家亲的新型军民关系,努力倡导艰苦奋斗、简朴高雅的生活情趣,生动刻画红色革命圣地延安的光辉形象,深刻反映革命领袖卓越的才华和崇高的境界,谱写了“红星照耀中国”的新篇章。这场旧体诗词创作运动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不仅对一个党派和一个群体具有重要意义,对全中国和全国人民都是不可或缺的。抗日根据地的旧体诗词创作从不同方面塑造了积极进取、健康向上、满蕴着希望和未来的根据地形象,满足了人们对美好中国的期待,也塑造出全新的中国形象。

纵观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的中国形象塑造,有以下方面值得重视。首先,作为文艺政策的制定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本就写作旧体诗词,他们不仅借此抒发个人襟怀,也用其传达中国共产党高层的政治“共识”。其次,质朴、和谐的军民关系是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着力描写的内容,军民同甘共苦的动人场面,折射出“军”与“民”心灵的沟通与情感的认同,是新型军民关系的真实写照。再次,“延安”是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中最重要的意象,诗人充分摹画红色革命圣地延安的形象,并逐渐将它塑造为中国政治形象的表征。

可以说,“延安”是中国抗战烽火中的一面旗帜、一座灯塔,代表了自由与光明。古大存的《留延学习书怀》云:“延安望系人寰重,检点乾坤贮自由。”它给人希望与力量。在作者眼中,延安代表着中国的未来。董必武的《口占(和叶参谋长韵)》称:“四年生产食先足,一瞥延安乐已融。”人们凝心聚力、自力更生,不仅克服了物资匮乏的困难,还保持着积极昂扬的精神。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而言,塑造中国的政党形象和积极的中国形象产生的正向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

二、根据地旧体诗词塑造的中国形象特征

大体而言,根据地旧体诗词里的中国形象具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它具有理性、节制色彩,不宣泄个人主观情感,也不做蹈空的幻想,呈现出典雅和庄重之美;第二,它内涵丰富而又表意简约明白,形式轻便,容易为大众理解,所以流传广泛;第三,它具有崇高之美,显示出宽广、博大的国家民族情怀;第四,它来自根据地的现实生活,具有坚实的生活基础,给人亲切、真实之感;第五,它是阳光的、雄健的、自由的,建立在对历史的沉痛反思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上,很好地诠释了国家民族的希冀与梦想,契合了国难当头之时人们对中国形象的渴盼。

三、根据地旧体诗词对中国形象塑造的意义

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也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文学史上塑造出一种全新的“中国形象”,这是一种光明、积极、向上、以人民大众为主基调的“中国形象”。第二,打破文化封锁,传递出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军民的宏大声音。第三,根据地的旧体诗词创作通过对根据地政教、风习、民情的全方位摹画,表现了党与底层民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和鱼水深情,塑造出全新的政党和军队形象,振奋了自近代以来中国人失落的人心。第四,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展示了现实主义的笔调和乐观主义的情怀,既是在阐扬中国社会的抗战精神,更是在展现中华民族在危难之际乐观奋进的精神气象。这样的创作实践不仅是对中国社会暗流涌动的投降论调和悲观情绪的有力反击,也成为中国各阶层应对战争灾难和社会危机的精神支柱。第五,从文学史角度看,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对中国形象的塑造表明,旧体诗词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旺盛的生命力,打破了长久以来旧体诗词缺乏现代性和不能入史的“臆断”。

就抗日根据地的旧体诗词来说,革命与文艺的双重任务交织在一起,使这些作品衍生出丰富、复杂的社会价值、文化使命和文学意义。根据地旧体诗词对以延安代表的理想中国形象的全面细腻塑造,传达出发人深省的精神意旨和韵味无穷的艺术魅力,激发了民众对中国未来的憧憬和想象。这样的叙事策略和书写方式充满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直面现实的乐观主义精神,开拓并丰富了抗战文学创作的理论旨趣和实践经验。历史的车轮由过去驶向未来,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塑造的中国形象散发的迷人光芒不仅会影响过往者,也将启示“来者”,并将永远地延续下去和发扬光大。

 

文章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原文约28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