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笔如何镕裁：嘉庆十五年温承志《平海纪略》的传布和影响
作者：陈贤波,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清代嘉庆时期粤洋海盗牵动朝野,剿抚过程曲折迂回且富有争议。战事告竣后,两广总督百龄的幕僚亲信和地方官员士人从碑文撰写、诗文结集和图像绘制等方面展开揄扬平海功成纪念活动。通过考察百龄门生温承志所撰《平海纪略》的生成和传布,可知这些亲历者和知情人的“即时观察”经过层层筛选形成,对相关史事的裁夺取舍主要服务于凸显当事人政绩、神化其形象的需要,交杂着鲜明的评判立场和情感考量。《平海纪略》出于时任省级官员之手,最早勒石纪事,意图形塑平海记忆,但地方士人仍能巧妙地突破官方操纵的宣传渠道,保存关键信息,将之与官方历史记录相抗衡。由此形成相关文献内容的积叠和冲突,多维度地揭示出特定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外景和内情。
一、《平海纪略》的版本与立言背景
百龄的平海事功，见诸国史馆本传和各家编撰的传略、行状和笔记，无不浓墨重彩加以书写。在这些官私文献中，百龄门生温承志（？—1812）所撰《平海纪略》记录事件始末，刻画百龄名臣形象，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平海纪略》成文耗时不长，但用辞讲究，是一次精心谋划的写作。通过梳理《平海纪略》作者温承志与百龄的门生故吏关系，可以发现，温承志是百龄早年山西学政任内取进的生员，嘉庆十三年（1808）十一月，温承志由潮州知府补授惠潮嘉道。在这种情况下，温承志几乎在平海功成的第一时间撰写《平海纪略》，引起士人瞩目。值得一提的是，今人所见《平海纪略》虽仅为纸本，但其最初传布的主要形式却是树碑。今国家图书馆藏刻本的款署之前，作者已明言：“呜呼，此后之治海者所当取法者乎！撰记而刊之乐石”，可见写作的初衷就是树碑纪念，惜其形制和规模今天已不可见。咸丰《顺德县志》追述嘉庆朝平海史事后附有一则案语：“当时奏牍仅举剿抚大端，其详则督粮观察温承志记之，今石刻存道署厅事廊壁者是矣”，说明至迟到咸丰年间，纪略碑仍保存在温承志一度主政的督粮道衙署内。
二、从《磨盾记》到《平海纪略》
无论通行的道光二十四年昭代丛书刊本，还是国家图书馆藏嘉庆十五年刻本，温承志都是《平海纪略》唯一的署名作者。迄今利用该书的研究者都不曾对此提出质疑。然而，细心爬梳文献发现，今人所见《平海纪略》实际上并非温承志一己之力撰成，其内容实有所本。其中草蛇灰线，可从道光十八年（1838）刻印的《广东海防汇览》中觅得线索。该书卷42《事纪》记述详尽，征引甚广，可与其他相关记载互相发明。最堪注意之处，是该书全文录存了署名“强作生”撰写的《磨盾记》，并附按语明确指出这一文献作为《平海纪略》底稿的价值。这就是说，温承志一开始嘱咐强作生撰文，草成《磨盾记》，再加工改定成《平海纪略》，两者是底稿和改定本的关系。《广东海防汇览》对他们的评价——“据事直书”和“数经修饰润色”，立场倾向分明。
由此，《磨盾记》的“发现”也引出两个关键问题：其一，为何官修《广东海防汇览》收录《平海纪略》的底稿，舍弃最终树碑刻石的改定本，是出于保存史料的考量，还是另有意图？其二，从“据事直书”的《磨盾记》和“数经修饰润色”的《平海纪略》中，反映出作者什么样的史笔镕裁考量？
回答第一个问题，必须首先说明《广东海防汇览》的实际纂修人——广东顺德籍著名学者梁廷枏的修史背景。以往的研究表明，百龄治盗政策的核心是全面封港海禁，包含“禁船出海”和“盐归陆运”两项主要举措。长远来看，封港令切断海盗的海上物资供应，加速海盗的内部分裂和势力消长。然而回到历史现场，嘉庆十四年骤行封港直接导致海盗蜂拥上岸劫掠，混乱局面完全超出当局预期，咸丰《顺德县志》甚至断言这场祸乱乃开县以来之最：“洋匪内河之扰，广管并受厥害，而惨酷以顺德为最。开县以来，明末及国朝康熙初，城两被陷，此虽仅扰村落，然焚扰实更甚焉。”梁廷枏亲历过嘉庆十四年家乡顺德的祸乱，对当局骤行封港政策同样颇有微词。我们可以推定，梁廷枏录存强作生的《磨盾记》，揄扬他“据事直书”，明显是有意给后人留下《平海纪略》“修饰润色”前的原始文献记录。由于梁廷枏后来受邀参与编纂咸丰《顺德县志》，该段评论也被一字不漏地复录进去。若读者有心，这些立场鲜明的历史记录自然有助于引导他们注意《平海纪略》背后隐伏的历史复杂性。
三、“据事直书”与“修饰润色”
《平海纪略》以《磨盾记》为底稿撰成，两个文本以百龄剿抚海盗和朝廷论功行赏的整个平海过程为骨干，大处相同。不过，相较于《磨盾记》全文约5500字的篇幅，《平海纪略》仅3400字，所不同者在于它们对平海史事细节的裁断取舍。其中耐人寻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已故水师将领黄标的防海事迹。《平海纪略》和《磨盾记》开篇都描述粤洋各路海盗分布情形，但《磨盾记》尚有如下一段追忆水师将领黄标（？—1804）的文字被后出的《平海纪略》完全删除。（二）海盗蹂躏通海诸县情形。前面说过，嘉庆十四年百龄实施封港令一度引发海盗内扰，遭致时人和后人极多非议诟病。《磨盾记》于此同样毫无忌讳，着墨较多，但《平海纪略》删除了这些细节，明显站在百龄的立场为他的封港政策辩护和掩饰。（三）澳门葡人兵船参与出洋捕盗。自明中叶盘踞澳门之后，葡萄牙船队曾多次主动协助中国政府剿灭海盗，《磨盾记》记载了当时百龄主动寻求“夷船”“夷兵”协助剿灭海盗的困境，虽仅寥寥几句，但声情并茂，极具画面感，刻画出百龄在危机关头的焦急情态，同样不见载于《平海纪略》。（四）“大王公神”之建庙褒封。巨盗张保仔是粤洋海盗传奇人物，他的受抚是整个平海过程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若仅据《平海纪略》所言，张保仔之所以最后乞降，完全是在“舟师追剿”“剿贼甚急”的背景下发生的。耐人寻味的是，《磨盾记》固然浓墨记载当局剿抚行动，但指出张保仔主动乞降的原因乃大王公神显灵“附童子作呓语”直接促成。
四、百龄离任前后的纪念活动与《平海纪略》之影响
不管《平海纪略》对《磨盾记》如何进行“修饰润色”，如前所述，由于出自现任省级官员之手，最早勒石树碑，当事人百龄又身居封疆大吏的高位，在当时来说无异于对百龄平海功业进行盖棺论定。在此之后，颂扬和纪念百龄平海的诗文题咏和画像相继结集面世，均可见《平海纪略》的传布对时人平海史事认知的影响。最堪注意之处，由于受到曾燠的特别交代，叶兰成题写了一篇长序叙述平海事件的来龙去脉。叶兰成所谓“披图者有未获睹记，将懵然不晓公之鸿施于粤与粤人感公至深之故”的考量，最后选择“诠次所闻”“记于卷后”，实际上几乎是把《平海纪略》记录的“历史”重述一遍附于《平海还朝图》之后，足见《平海纪略》在时人心目中的重要性。这样图史结合的方式，无疑为《平海纪略》在立碑和刊刻本之外又增加了新的传布渠道。
五、结语
通过对嘉庆十五年温承志《平海纪略》的文本生成过程及其影响的上述讨论，可以发现，我们赖以了解清代嘉庆时期剿抚粤洋海盗事件过程的“常见材料”，虽然来自亲历者和知情人的即时观察，其内容却是经过层层筛选形成的。作者对相关史事的裁夺取舍，主要服务于凸显当事人政绩、神化其形象的需要，交杂着鲜明的评判立场和情感考量。相关的文献记录由于作者不同的身份立场和观察角度而呈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视差和多重面相。由此形成文献内容的积叠和冲突，多维度地揭示出特定历史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外景和内情。正如已有研究所揭示，嘉庆十四至十五年百龄督粤期间洋面虽得以肃清，但过程曲折迂回且富有争议，事件“盖棺”却未必能真正“论定”。官方历史记录如《平海纪略》者出于直接参与筹策的温承志之手，当事人百龄尚在高位，自然站在当局的立场对官方剿抚海盗策略进行辩护，对争议环节尽力回避掩饰甚至刻意抹除，试图定向影响人们的平海记忆。但地方士人仍能巧妙地突破官方操纵的宣传渠道，保存关键信息，将之与官方历史记录相抗衡。无论是强作生《磨盾记》的最初叙事，还是梁廷枏主纂《广东海防汇览》对《磨盾记》的录存和史事评论，都是颇耐人寻味的例证。
进一步说，无论形诸文字还是绘制图卷，对于平海功成的记录和纪念，实际上反映的是有清一代特有的政治文化传统，即通过对重要军事战争的刻画来宣扬帝国武功、渲染皇帝和名臣睿智谋略，包括树碑、方略、褒封仪式和战勋图等等形式。《平海纪略》的命名，明显受到官方每遇军功奉旨纂辑“方略”“纪略”的影响。笔者无意苛责其中存在的虚文饰词成分，但可以想见，揄扬平海功成的相关记录和纪念活动所形塑的历史记忆，实际上在各级官员士人中间产生“粤海胥平”的假象，从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局对海防体制结构性问题和严峻海上威胁的认知，日后的教训是深刻而惨痛的。诚如穆黛安在《华南海盗（1790—1810）》“结语”中所言：“用传统方式镇压叛乱所取得的胜利，不但未能促使清政府对其海防上的弱点有所醒悟，反而使之更加麻木；清朝官员不但未从其水师与海盗屡战屡败的结局中得到警示，反而只是满足于做表面上的改革文章，掩人耳目。”
文章摘自《学术研究》2021年第6期，原文约2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