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伦炯绘《沿海全图》及其海防认知分析
作者：成一农；杜晓伟。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摘要：《沿海全图》是陈伦炯撰《海国闻见录》的附图，采取“陆上海下”的绘制视角，描绘大量海防与航海地图的要素，服务当时海防建设和保障海上航运。就海防而言，陈伦炯认为政府的海洋管控应该向外洋深入，必须重视水师人才的培养，使其熟悉沿海内外洋地理形势。就保商而言，雍正时期明确水师有护商之责。陈伦炯也重视海上航运安全，《沿海全图》绘制有大量航海图要素，目的在于帮助航海者了解沿海地理信息。整体来看，《沿海全图》体现的是陈伦炯“以天下治安为念”的海防与海疆治理理念。
一、陈伦炯撰写《海国闻见录》之背景
陈伦炯为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人，清代水师将领，历经康雍乾三朝。陈伦炯之父陈昂，早年经营出海贸易，后随施琅收复台湾，并在康熙三十年至五十六年（1691—1717）间，先后任职苏州城守游击、定海左军、广东碣石镇总兵、广东右翼副都统等官，有着丰富的沿海驻防经验。陈伦炯受其父影响，自幼熟悉沿海及海外形势，受到康熙帝关注和赏识，因平定台湾朱一贵叛乱之需，于康熙六十年（1721）七月被派往福建任职，十月署台湾南路参将，由此开始驻防东南沿海的职业生涯。
18世纪以来，全球性商业迅速扩张，清政府面对的正是谋求扩大中国市场的西方殖民者。在中国周边，康熙皇帝认为南洋吕宋等地“乃西洋泊船之所，彼此藏匿盗贼甚多”，担心“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为了抑制西方殖民的影响，康熙五十五年颁布南洋禁航令。除外忧之外，康熙晚期海疆问题频出，“海盗事件”逐渐增多，“岁岁为商民之患”，海防形势趋紧，内患亦重。康熙皇帝意识到必须适时加强沿海防务，遂于福建、台湾、广东、浙江、山东等地沿海险要之处，造营房筑炮台，分拨官兵，加强防御，同时强化东南沿海，尤其是台澎地区的治安管理。雍正皇帝继位后，再次强化沿海水师力量，从雍正三年（1725）起，先后设天津水师营、江宁水师营、福州水师营、乍浦水师营等，十余年间于东南沿海创建了相当规模的八旗水师，战船数百，官兵逾万，与沿海的八旗驻防陆师表里相依，扼要戍守。
海防设施的建设及作用的发挥，与将弁军事素质的高低有着重要关系。在建设水师的同时，地方督抚已经注意到当时水师将弁的素质普遍低下，大多为不识沿海地理形势者。陈伦炯早年得益于父亲的教育，自幼熟悉沿海地理环境。在其早年经商时，早已关注民间航海安全问题。受父荫得充侍卫之后，康熙皇帝又“亲加教育，示以沿海外国全图”，进一步奠定了他对沿海地理形势的认知基础。陈伦炯本人十分重视通过实地勘探获得沿海地理人文信息，在任职海疆后，多次亲自巡查沿岸防区，记录沿海形势，并会见西洋客商，“询其国俗，考其图籍”，详细了解海外情形。这种亲身实践的习惯以及作风，再次增进了陈伦炯对沿海形势的认知，充实了绘制海图的基础。
陈伦炯长期任职海疆，结合个人背景，为服务当时海防和海上民事活动，最终撰出了《海国闻见录》一书并绘制相关地图。
二、《沿海全图》的绘制内容及其特征
从陈图绘制的内容来看，相对于明代海防图有以下几点变化：其一，陈图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绘制的非军事类要素增多。其二，陈图的绘制空间向外洋拓展，同时缩小陆地的绘制范围。其三，陈图对岛礁等海洋要素的绘制表现，在感官上更直观一些，岛岸之间的距离表现也并不十分夸张。要之，陈图相较于明代海防图，其绘制特征的区别主要在于三点：一是将整个沿海形势图的表现视角以陆为上海为下；二是绘制内容增加了大量非军事要素，重点突出沿海的地理及人文信息，相对弱化军事目标的标注；三是对海域空间的表现趋于合理。
三、海防地理知识的传递与绘制 《沿海全图》之关系
陈伦炯在自序中曾言，撰写《海国闻见录》及绘制地图的目的之一是“使任海疆者知防御搜捕之扼塞”，主要针对的是当时水师巡哨制度逐渐废弛、于沿海地理形势茫然无知的现实问题。据《舟师绳墨》记载，对于水师而言，巡洋官兵必须了解沿海岛礁、沙线、海道及沿岸地貌之形势、风云气候之变化，这些是水师必备的基础海防地理知识，也是《天下沿海形势录》及《沿海全图》的重点表现内容。清自康熙二十二年以后，海疆环境逐渐稳定，但是到了康熙后期，沿海水师对于巡洋会哨多是应付交差，防御区域局限于近岸，造成海防问题频出。雍正时期，河东总督田文镜再次建议制定“外洋责之巡哨官兵，内口责之州县有司”的划区负责制度，进一步要求明确水师管控外洋的责任。经过康雍时期的发展，内外洋巡哨制度于整顿防务来讲基本被政府认可，后于乾隆元年（1736），正式议准“内洋失事文武并参，外洋失事专责官兵，文职免其参处”，最终确立了内外洋的分区防御责任制度。
随着制度的变化，布防体系也有相应的调整。清政府在防御策略上，逐渐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面积较大或人口较多的岛屿设镇营驻扎；对于有淡水且离陆地水程较近的岛屿派兵常川驻守，安设炮台、墩台、瞭望台以资防御；对于无淡水或无良港湾泊的远处岛屿派兵定期巡视，并不驻守”。同时在总巡、分巡的体系下，“保证了每月都有水师兵船在海面游弋巡行，防卫力度得以大幅提升”。与明代弃海岛不守的海防线内缩政策相比，清代水师布防显然加强了海岛的防卫。
雍正时期，除水师的素质普遍低下外，重新制定的巡洋会哨分区制度本身也存在问题，一定程度上造成巡洋将弁只知己处不知他处的弊端，因而一旦缉捕盗匪进入其他水师辖区，往往会贻误战机。在陈伦炯看来，水师将弁应该具备了解辖区之外海洋情形的意愿与能力。因此，《沿海全图》的绘制和当时巡洋会哨及内外洋体制变革有着重要关系，此图展现当时沿海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目的不是为了指导水师实际巡洋会哨，而是帮助将弁了解沿岸及海洋地理之情形，即海防地理知识的传达。除了水师将弁需要了解沿海地理形势之外，长久在海上航行的商船同样如此。对商船而言，贸易船只日益增加，而商船航行也需要了解易于藏匿海匪之区及何处为安全航行之地，了解水师驻防情况，以及依靠沿海地文地貌来辨识方位等。所以，当时军民都有必要了解沿海地理形势。
四、海上航行与《沿海全图》绘制之需求
综合来看，清代较明代重视海上贸易的发展，并有目的地保障航行安全。我国古代航海判定方向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地文导航，即依据陆上和海洋上下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来辨别方位，因而陈图绘制了大量可作为导航的要素。陈伦炯又常“于训练将校之余，每将海疆足以垂久可行之事遍访周咨，潜筹默画，务期永固疆图，民安兵乐”。综合海防与保商的因素，陈图的绘制正是陈伦炯本人关于海疆治理认知的反映，即通过地图展现沿海地理的整体形势，便于世人了解相关信息，使军民各取所需，保海疆之安稳，护兵民之安乐。
五、结论
《沿海全图》的绘制，说明陈伦炯不仅重视军事力量的建设，更了解海洋经济发展与海防安全之间的重要关系。此外，陈伦炯已经初步意识到国家经略海洋必须向外洋发展，需要一定程度上突破重陆轻海的传统思维，这一认知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再从地图学史的角度来看，“地图和文字共同传播有关空间和地方的信讯”，《海国闻见录》及其附图正是展示了中国周边及需要了解区域的地理与海域空间信息，虽然具有局限性与不足，但反映的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对“实用性”的重视。这种“实用性”在图文并茂的形式下，可以作为认知上的实用或是示意性，不一定是展现数字上的有效性或是准确性。而且中国古代舆图的绘制有其独特性，它可以作为一种情感表达。陈伦炯绘系列地图将对其父和康熙皇帝的感怀寄予其中，同时又把这种情感与现实需求相结合，最后以图像展现。整体来看，陈图不在于绝对表现地理实际，而是追求符合当时的使用习惯、认识特征，及表达个人的情感诉求，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文章摘自《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7期，原文约1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