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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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中近代中国棉花检验制度的建立与演进

信息来源: 《历史与社会》(文摘)2021年第3期 发布日期: 2022-01-03 浏览次数:

全球视野中近代中国棉花检验制度的建立与演进

作者:李佳佳,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17到20世纪,西方在商品检验制度的建立及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其中棉花检验及等级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代表性。18世纪末至19世纪,全球棉花贸易持续增长,西方棉商在买卖网络中逐渐确立并完善棉花等级标准制度。20世纪20年代,随着美国国家权力的介入和主导,棉花质量等级标准制度转变为国家级权威经济管理制度。中国于19世纪70年代加入全球棉花市场,面对西方完善的棉花检验及棉花等级管理制度,中国棉商以整合传统、吸收现代、交融互促的方式应对压力。20世纪20年代,中国棉商初步构建了以上海、天津、武汉为中心的棉花检验区域布局。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检政,并根据不同经济区的差异性,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开展棉花检验工作。总体说来,西方现代棉花检验及棉花等级管理制度促使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棉花市场发生近代化转型,并对中国棉业经济的发展产生推动与制约的双重影响。

近代以来,伴随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新制度和新规则得到了建设发展契机,走向全球并产生广泛影响,促进了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变革。商品检验制度是以近代生物学、机械学、经济学、法学等为基础建立起来规范全球贸易的重要规则,它促进了18—20世纪全球贸易的发展和变革,同时也是当今国际贸易规则和标准化营销的前身及基础。

在棉纺织领域,19世纪西方棉商及其组织团体建立并完善了棉花检验制度,成为全球棉花检验制度的主导者。19世纪晚期,面对西方较为成熟的棉花质量等级制度,纳入全球市场的中国棉花被迫接受西方棉花质量等级标准的规范和约束。中国如何应对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棉花检验制度是一个既关系融入世界市场又关系保护经济主权的重要问题。事关中国在全球棉花市场中的参与权,也决定中国在全球棉纺织品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近代世界棉花市场和全球棉花贸易一直是中外学者的研究热点,从兴起至今已近两百年,无论是全球视角的研究,还是区域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当代学界对近代中国商品检验制度的整体性研究还不充分,缺少探讨近代商品检验制度及其组织发展的专门论述。商品质量及检验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完善,不仅是中国近代商品市场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解近代中国在国际市场和全球贸易体系中地位的关键因素,也是考察中国近代如何突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技术压力,维护主权和发展利益的重要视角。

一、初创范式棉花检验制度及标准的起源与发展

具有现代性的商品检验诞生在欧洲,1644年,法国率先实行商品检验,19世纪,商品检验发展到欧洲其他国家,包括意大利、奥地利、英国、美国、日本等。伴随着19世纪棉纺织业的爆发式增长,棉花成为了全球纺织业最重要的原材料。到20世纪初期,几乎所有的产棉大国和纺织业发达的国家均建立了棉花检验机关。

棉花检验及其制度的形成发轫于18世纪晚期,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棉花生产缺乏科学管理,致使各地棉花质量良莠不齐。其二,工业革命后机器化生产的技术流程对棉花品质提出了新要求,机器的使用寿命和维修频率受棉花含水量和清洁度的制约,棉纤维的长短和韧度,也决定纺出纱线的品质、等级和价格。所以从棉花特性出发,实现棉花质量等级划分成为棉商和制造商关注的核心因素。其三,跨国原棉贸易的顺利进行需要买卖双方对产品品质和交易信用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形成依托于彼此认可的客观标准。

伴随着全球棉花贸易的发展,棉商逐渐形成专业化分工,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出现的棉花经纪商群体直接推动了棉花检验及棉花等级标准制度的形成与建立。棉花经纪商的最初做法是根据棉花原产地来区分棉花的纤维长度、颜色、韧度和清洁度,并将之记录下来,然后向制造商出售特定批次的棉花,使买方能追溯每个棉包的原产地和生产者;并向买方提供待出售棉花的详细标记,包括船名和存储地点等,以便买方可以直接到仓库检查。这样,棉花经纪商就将来自世界各地的棉花,较高效地供应给制造商。经过较长时间的经验积累,棉花经纪商掌握了大量有关棉种和棉花的专业知识后,于19世纪初,开始对棉花有了初步的等级划分,诸如“上等”、“中等”、“顶级”、“一等品”、“精选良品”、“精选顶级棉花”等,这种棉花质量等级划分被广泛运用于棉花交易中。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20年代是棉花等级标准制度形成的初级阶段。

19世纪20年代以后,棉花贸易继续增长。棉花经纪商初步构建的棉花等级标准和实物购买模式受到严峻考验,棉花经纪商调整了工作方式,将实地检查每包棉花转为按样品采购,并在观察样品的过程中,逐渐制定了更加明确的标准和精确的术语。只不过这是在不同棉商群体之间达成的以公约形式存在的共识,没有被法制化和制度化。1844年,在利物浦棉花经纪人协会的推动下,棉花质量等级制度正式化和标准化,很快在国际棉花市场上得到应用。从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中期,是棉花等级标准制度发展的第二阶段。 

1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棉花期货交易出现,使棉花贸易开始抽象化,促进了棉花等级标准制度进一步升级。其中棉花本身的每个标准对应的棉花价格是关键。并使得整个棉花贸易朝着标准化营销方向发展,即每一等级的棉花都有一个国际确定的单一价格,并在全球范围内被承认。从19世纪中期以后直到19世纪末是棉花等级标准制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至此,西方棉商群体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经过百年探索,凭借经验积累、科学知识、技术应用,完成了棉花检验及质量等级制度建设,为全球棉花贸易提供了范式标准。 

19世纪末,美国国家力量开始进入棉花生产及贸易领域。美国先推动棉花生产的信息搜集,进入20世纪,棉花质量等级标准逐渐由隶属于美国政府的国家分级员来定义和执行,此后,制定棉花等级标准制度的权力,从英国棉商转移到美国的国家层面,制定棉花质量等级标准的权力开始国家化。1914年美国官方公布棉花分级标准,并规定此后所有期货交易都需要使用“美国官方棉花标准”。1923年这些标准被进一步完善,形成《棉花标准法》(Cotton Standrads Act)。至此,美国在全球棉花贸易中代替英国占据了中心地位。此阶段可以被视为棉花等级标准制度发展的第四阶段。

二、多维追赶中国棉业商人的应变

19世纪70年代,中国被迫加入了全球棉花市场,此时的中国在创立现代棉花市场管理制度方面,尚处于萌芽阶段。作为当时世界第三大产棉国,中国所产棉花拥有的良好品质是参与国际棉花市场竞争的重要前提,面对西方所主导的棉花市场,本着提升本国棉花品质、发展现代棉纺织业的目的,上海、天津、武汉、宁波等地的棉商群体,积极应变,努力追赶,开启了中国对西方棉花检验制度及棉花等级标准的学习、吸收和转化历程。

在1929年中国建立统一棉花检验机关之前,中国棉商对棉花检验工作的推动、探索和实践,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形成了多维追赶、特点多样的局面。其中,上海为全国最重要的棉花终端销 售市场,其棉花检验的示范及带动作用辐射到江浙沪地区。因运往上海的棉花主要销往国外或供给本地纱厂,故在棉花检验方面,有两股力量影响上海地区的棉花检验,一是外商设立的棉花检验机构控制出口棉花检验,一是上海华商控制的本地消费的棉花检验。从经济主权角度看,上海的中外棉商呈现了对棉花检验权争夺的局面。而辐射华北的天津则不同于上海,天津的棉花检验从诞生开始,就一直被外商操控,又因天津华商创办的纱厂数量较少,没有强大的实力与外商争夺棉花检验权,天津棉商在棉花检验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华北腹地产棉县的影响和带动上。

武汉棉商则更具特色,体现了更为复杂的面相,武汉地区在棉花检验的举办方面,可以说是集矛盾和积极于一身,因武汉棉花市场功能多元,棉商内部帮派构成也较为复杂,故而武汉在1924年最初实行棉花检验出现波折,但随后马上采取类似于华北地区的措施,充分 体现了武汉棉商对提高棉花品质的重视和实践的积极性。宁波则代表了典型的沿海地区中级棉花市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宁波棉商开展棉花检验较早,自治力度和实践能力均较强。

三、统一与渐进中国政府的应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于1929年4月建立上海商品检验局棉花检验处,并开始检验上海的出口棉花,武汉、天津等地也陆续建立棉花检验机关。此后,中国政府在提高中国棉花质量,建立现代棉花质量检验及等级制度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但中国政府权力的介入,缺乏像美国那样强大的信息搜集职能部门和有关棉业的海量信息,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举办棉花检验工作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制度建设和具体细则制定方面,离不开棉商的反馈和互动,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管理中国商品检验工作后,面对中国检政分散、技术人才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性大等特点,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统一检权,培养人才,引进技术;一方面根据地区差异性采取循序渐进的政策,并通过吸收棉商的反馈意见等措施,逐步开展棉花检验工作。在开展武汉棉花检验工作时,面对诸多质疑,采取谨慎策略,为1930年以后全国棉花检验的开展积累了经验。

四、余论

近代棉花等级标准制度的建立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典型案例。棉花质量等级制度的建立促进了规模经济的发展,协调了交易双方的矛盾和冲突,降低了交易成本。棉花质量等级制度的发展过程还体现了政治经济领域竞争的内涵,其中经济制度权力的转移是前提。随着棉花检验及质量等级标准制度的逐步成熟和经济制度权力归属性的变化,这种成熟的经济制度所带来的竞争,由早期的商人群体和组织,转变为以国家经济制度权力为核心的竞争。西方建立的棉花检验及棉花等级标准制度,不仅驱动了国际棉花市场的现代化转型,对中国的棉花市场格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西近代棉花检验发展对比中可以发现,在科学探索、技术应用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管理制度建设方面,中国的棉商和棉业组织也在本国经济管理制度的诞生和发展阶段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棉业商人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吸收西方的先进检验技术和棉花质量等级制度,并结合自身特点形成沿海与内地的多维追赶。19世纪晚期至1929年,西方较为成熟的棉花检验及等级标准制度促进了中国棉花检验制度的形成,推动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棉花市场的现代化转型,但同时也在中国棉业发展的过程中,对中国棉业产生了竞争与制约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中国棉商和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管理制度,携手共进,为实现中国棉业的现代化转型做了初期准备和建设性探索。

 

摘自《湖北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原文约17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