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改造说书与地方听觉传统——从盲人说唱的“神授之声”说起
作者：刘欣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1944—46年间,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对过去与民间信仰仪式关联密切的陕北说书进行了深度改造。在这场运动中,共产党介入的不仅是说书这一有声的旧曲艺形态,更是实践该形态的盲说书人的肉身主体与发声机制,以及一套特定的地方感官经验、信仰秩序与文化认知。在陕北的听觉传统中,盲人说唱的“声音权威”包含两个面向:一是用“讲故事”进行宗教/道德劝诫的口头传统;二是陕北民间对盲说书人声音的某种“神授”属性的普遍认知。对说书人的驱逐、解禁与改造,可以视作对于某种具有民间道德权威的发声位置的争夺。在“破除封建迷信”的旗号下,共产党如何利用这一在地的权威声音传播新的革命话语,涉及“旧神性”与“新神话”的权力置换与复杂辩证。
一、改造说书人：“朽木”变“金钟”
说书一直是陕北民间信仰仪式的组成部分，也是农村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活动，发挥着敬神驱邪、祈雨祈福、求医问药等许愿、还愿的作用。因此，相比于旧秧歌曾因“胡骚情”等恶俗情色趣味而遭到禁演，旧说书的“反动性”，更多的在于宣扬鬼神迷信和因果报应的封建伦理思想，这是旧说书起初不受文艺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之一。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说书深植于地方百姓生活中的历史文化联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越性，都让它的革命潜能被重新审视。1944年10月至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标志着改造旧艺人的工作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改造说书的核心人物韩起祥正是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旧说书被禁后，韩起祥跑到县政府主动要求允许他说新书，并从《抗日三字经》和新闻素材中获得灵感，运用自己出色的创造力摸索着改编新书。后因编唱新书，韩起祥被贺敬之等文艺工作者发现，并邀请到鲁艺等地表演。1945年陕甘宁边区文协说书组成立，集中力量改造旧说书、培养说新书的艺人。随着韩起祥与说书组取得联系并建立合作，他说唱新书的成功经验也在边区推广开来。
二、盲人说唱的“声音权威”
在分析共产党对旧说书的改造之前，我们必须对旧说书在地方文化中的“声音权威”的来源作更细致的考察。在陕北的地方听觉传统中，说书人的“声音权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说书艺术通过“讲故事”进行宗教－道德劝诫的口头传统；其二，在民间认知中，说书人的盲人身份与某种“通灵”能力、“神授”属性之间有所关联。除此以外，陕北说书人的“声音权威”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说书人的盲人身份以及老百姓看待盲艺人的“神秘社会观”。辨析地方听觉传统中盲人“声音权威”的由来，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认识到编织在表演范式、演出肌理中的社会关系，当然，也包含着外部意识形态介入后变革的契机。
三、“神性”与“反神性”的辩证
共产党如何通过征用说书人具有“神性”的声音及其内蕴的地方信仰体系，来灌溉自己新的政治理想，将传统的地方信仰转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信仰，以及这一过程中，共产党在“改造”和“挪用”之间的游移折冲，是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说书改造运动兴起于1944年左右，与边区反封建、破除迷信运动进入高潮的时间相重叠。说书艺术在这个从“旧”到“新”、“化腐朽为神奇”的转折语境中，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一股“革自己的命”的自反逻辑。除此之外，说书艺术自身的神话性起源叙事也得到了彻底重写。
但依然无法忽视的是，陕北群众对于说书人声音权威的崇拜，相信他们能“回答群众不能解释只好委之于神的各种问题”的这种心理依然存在。不仅如此，在这场不断驱除“神性”的旧文艺改造运动里，说书人过去从事迷信行当，长期游走于乡村的卖艺经历，包括求神作法、卜卦算命等内部职业经验，仍在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着创作上的灵感，扩充着表演的魅力。
在这个意义上，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为过滤说书的“迷信因素”所做的种种努力，甚至包括对起源神话的重新发明，都不能完全等同于对说书“神性”的彻底剪除，而是呈现出“神性”与“反神性”暧昧、缠绕的结构性辩证。在改造说书的过程中，共产党坚持破除迷信的立场，但出于动员效果、群众接受趣味和习惯的考量，又不得不对委身于说书人的“神授之声”进行借重和挪用，也因此呈现出复杂的张力。
四、尾声：旧声复辟？
说书人曾经以“神性”的声音配合“反神性”宣传工作，同时对自己的旧身份展开祛魅。这种“革自己的命”的做法，为旧说书人和旧说书赢得了具有政治正当性的革命新身份。但也需要看到，尽管知识分子甘居幕后，将舞台上的大部分风头都留给了说书人，他们的作用却绝不仅仅是单纯的记录、辅助而已。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最终由说书人面向群众实施的“我说－你听”，其实在更深处隐藏着“共产党说－说书人听”的规训与监管，这种彼此深度依赖的关系，也为说书后来的走向埋下了伏笔。
与其说共产党在改造说书中介入的是一种抽象的听觉实践方式的转轨，毋宁说是介入了一套围绕听觉感官经验所生长出来的在地文化习惯与信仰体系。至此，以说书改造为中心的历史起落，围绕“声音权威”所展开的合作、协商、权宜，呈现出了共产党以“反封建迷信”为旗号所展开的民间改造历程中最为暧昧和复杂的面向。
文章摘自《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3期，原文约187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