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对华北根据地乡村“迷信”的治理
作者：李俊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乡村“迷信”不仅危害民众的生命与财产，而且被侵华日军用作破坏中共抗战的文化工具。中共主要从文化教育、救灾示范与改造会道门等方面治理华北根据地乡村的“迷信”观念及习俗。其在工作实践中注重对民众的思想引导与现实利益保障，同时避免“尾巴主义”与“命令主义”，从而取得一定的治理成效，较之国统区的破除迷信运动更胜一筹。由于传统神秘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华北根据地的“迷信”治理工作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并受其制约。在抗战建国的大局中，中共准确把握政治革命与文化建设的互促关系、根据地政府与乡村民众的共生关系，体现其治理华北根据地乡村“迷信”的政治正义与政治智慧。
一、华北乡村“迷信”危害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
抗战时期，华北各地乡村的“迷信”现象十分普遍。比如1945年河北省黄骅县的居民约为25万人，“烧香念佛，迷信鬼神，各家张贴神佛像，除回民外，全县占80%”；据华北新华书店总编辑王春分析，当时禁锢华北乡村民众思想观念的“封建文化”有六部分：一是神灵信仰与因果报应观念，它是“一切封建迷信思想的总结晶”，为害最烈；二是“阴阳禁忌”，“它是人民日常生活行动的总顾问”；三是“巫神”，一派是驱邪的“法师”，一派是装神的“巫神”；四是“教”，包括有政治目的的会道门（如红枪会、一心道等）和宣传迷信的民间社团（如吃斋会等），而且前者“常被日寇、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利用来祸国”；五是“卜”，分为“神卜”与“人卜”；六是那些以《推背图》《东方朔》等图谶预测“世界前途”的人，他们在乡下尤其受人尊敬。这种“封建文化”具有显著的“迷信”性，而华北乡村民众在其笼罩之下，生如草芥，胆小怕事，并深受其害。
“迷信”给民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和损害。在“天命”观念的驱使下，乡村很多民众“有病不治或是求神，死了即是该死。保育幼儿不讲究……如死了即说命中无子别强求”。更为关键的是，华北民众的“迷信”被日伪政权利用，从而对中共的抗战动员与根据地建设造成严重破坏。一方面，日伪政权利用民众的鬼神信仰、天命观念与其所受传统图谶文化的影响，消解民众的抗日心理。另一方面，侵华日军利用华北农民对鬼神的迷信，极力污蔑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很多迷信鬼神的民众对这类谣言信以为真，增加了对中共和八路军的不信任感，从而阻碍中共的抗战动员与根据地建设。其实，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一直在全国各地推行“破除迷信”运动，但成效并不显著。1928年9—10月，国民政府先后颁行《废除卜筮星相巫觋堪舆办法》与《神祠存废标准》。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内政部发起风俗调查与陋习改良运动，取缔迷信用品经营。然而，由于地方民众的反对与抵制，这场“破除迷信”运动并未收到多少成效。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逐步拓展，乡村“迷信”问题成为中共及根据地政府关注并着手解决的突出社会问题。七七事变后不久，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在中共地方组织和抗日武装的配合下，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在拓展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共很快发现乡村“迷信”是进行政治革命与抗战动员的一大障碍。因此，中共高层重视根据地乡村民众的“迷信”问题，并将“反迷信”视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之一。
二、华北根据地乡村“迷信”治理的策略与举措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遭遇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通过治理乡村“迷信”开启民智、改善民生和动员民众抗战，显得尤为紧迫。华北根据地政府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采取宣传教育、救灾示范、改造会道门等多种举措，着力改变乡村民众的“迷信”观念及相关习俗。
其一，传播科学知识，提高民众文化教育程度。抗战时期，华北各根据地在乡村普遍开展中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其中晋察冀边区的办学成绩名列前茅。1939年年底，晋察冀边区小学增至7000余所，小学生增加至40余万人，整个华北根据地的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受教育的人数也不断增长。其二，动员民众灭虫救灾，以实际成效克服民众对“虫神”的迷信。华北各根据地不仅注重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还强调从保障现实利益的角度帮助民众走出“迷信”的误区。1943—1944年，鲁西冀南地区连续两年遭遇罕见蝗灾，中共动员民众捕蝗救灾，并引导他们改变“迷信”观念。其三，改造会道门，将治理“迷信”与扩大抗日力量结合起来。总之，在抗战的严酷社会环境中，乡村“迷信”治理并非易事。华北各根据地政府结合地方实际情况，从政治、经济、文化、医疗等方面着手，多举并进，有力降低了乡村“迷信”对抗战动员、民众生命与财产的危害。
三、华北根据地乡村“迷信”治理的成效与局限
中共对华北根据地乡村“迷信”的治理工作逐渐走向成熟，但一直面临着以下诸种困难。
其一，华北根据地乡村民众的“迷信”主要来源于传统神秘文化，根深蒂固。在抗战的紧迫时局中，中共在华北根据地的文化宣传工作重在政治宣传和抗战动员，对传统神秘文化几乎无暇进行系统性的清理与改造。其二，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的发展水平有限，对生活中的一些精神现象尚不能予以合理解释。部分民众基于其生活经验和信仰习俗，对那些缺乏科学解释且具有神秘意味的精神现象仍抱有好奇心和敬畏感。可以说，科学自身的局限成为“迷信”得以存续的客观条件。其三，华北根据地诸多农民对中共革命的前景存有疑虑。由于日军、伪军与八路军等多方力量不断展开激烈斗争，华北乡村社会动荡不安，普通民众朝不保夕，更多通过奉祀神灵寻求精神安慰，保佑身家性命。他们对于八路军是否能战胜日军之事无从把握，只好求助神灵。在此情势下，华北相当多的农民仍眷恋过去的生活方式，在内心深处保留着敬奉神灵的庙宇，对根据地政府治理“迷信”的举措也难以完全信服。中共对根据地乡村“迷信”治理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也有充分的估量，1945年7月，《解放日报》的一篇评论称：“我们应当了解和迷信思想作斗争是长期和艰苦的教育过程，几千年来旧社会所遗留下的东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肃清的。”抗战胜利之后，根据地和解放区乡村的“迷信”问题仍是一个需要长期治理的社会问题。
四、余论
近代中国乡村“迷信”的治理，既是开启民智的乡村文化建设问题，也是改善民生的乡村社会治理问题。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其中，“新社会”建设要求改变传统乡村社会结构，逐渐消解乡村农民对“族权”与“神权”的依附；“新文化”建设要求发展科学，逐步破除民众的“迷信”观念及相关习俗。在这个意义上，华北乡村“迷信”既是根据地社会治理的对象，也是根据地文化革命的对象。
华北根据地乡村民众的信仰习俗与生活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共的方针与政策，使中共革命具有显著的“乡土性格”。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根据地治理“迷信”的实际工作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如传统神秘文化的延续、科学发展的时代局限与民众对中共革命前景的疑虑。当时，“迷信”存在于多种信仰习俗之中，久已成为华北民众心灵世界和乡村社会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功能。以此而言，近代中国乡村“迷信”治理无疑是一项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的社会文化工程。回望这项工程的实施历程，尊重民众的主体性，正视“乡土中国”的现实性，是华北根据地政府留给后世的一项重要历史经验。
文章摘自《东岳论丛》2021年第7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