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太湖小船渔民信仰研究
作者：王华，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摘要：考察了明清时期太湖小船渔民宗教信仰的历史。结果显示：小船渔民信仰天主教既有世俗化的社会因素，也有长期处于社会边缘孤独心灵需要慰藉的精神因素。当天主教在华势力逐渐坐大时，为了维持皇权统治的格局，帝国的政策经历了从包容利用到紧缩限制、再到全面禁止的过程。然而，渔民教徒的信仰立场和认同倾向却出现了悖反帝国伦理—宗教的情形，进而与传教士一道形成了信仰共同体。这种张力真实反映了处于社会“底边”的渔民群体在精神层面上的潜藏意图和无声力量。太湖小船渔民信仰天主教的案例，既呈现出明清时期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历史图景，也展示了帝国、天主教与渔民三者之间日常互动关系及“底边”群体的生存逻辑与生命意义。
一、引言
太湖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孕育了灿烂多彩的江南文化。其中，宗教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民间宗教极其繁盛。与此同时，从西方舶来的天主教也开始在此传播、发展。意籍传教士利玛窦的到来被认为是天主教在太湖流域传播的开始。在随后发展中天主教信众数量与日俱增，其中太湖小船渔民占据绝对比重。传教士的到来不仅给太湖渔民提供了医疗扶持、利益庇护等，还给予长期处于社会底层边缘的他们起码尊重。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帝国农耕文明秩序排斥渔民群体的做法为他们选择信仰天主教提供了社会语境。在王朝伦理—宗教与天主教卡位争斗过程中，皈依了天主教的小船渔民与西方传教士一道，形成了悖反帝国秩序的信仰共同体。通过帝国、天主教与小船渔民三者关系在历史镜像中生动演绎，我们既可了解当时西方宗教在中国传播的图景，亦可窥见明清时期“底边”渔民群体的生息日常与无声力量。
二、历史镜像中的“网船教友”
公元1583年，以利玛窦为主要代表的传教士们，从澳门出发，途径肇庆、韶州北上南昌、南京、北京等地，不遗余力地开展传教活动。1585年冬，利玛窦受邀从北京赴苏州观光，顺便沿路宣传天主教，为建立江南天主教会打下了基础。1599年，利玛窦与郭静居等人购置了户部所属的一处凶宅，将其改造成了江南第一座天主教堂。在利玛窦的撮合下，罗如望神父为朝廷高官徐光启付洗。无疑，徐光启入教对一向有着尊孔礼佛传统的江南民众影响巨大，很多人开始了解并接受天主教。随后，徐光启邀请传教士郭居静前往上海进行传教，并在其宅第西侧设立了上海第一座天主堂。自此，天主教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在江南地区迅速传播发展起来。
在众多教徒中，渔民身份的天主教徒占有很大比例。1852年，无锡渔民教友发展到了2500多名，分散在无锡城四周无数的内河里。每逢节庆，尤其是“四大瞻礼”期间，550多条渔船环绕于教堂周围，充塞了四周所有河浜。船上渔民在渔船中央主舱内布置一个经堂，中间供奉着天主圣像、圣母像或十字苦像。船上一家人不分老小，每天都要在圣像前念经祷告数次，表现出了相当的虔诚程度。从16世纪末期开始计算，渔民信仰天主教距今约400年历史。在这数百年时间中，渔民天主教信仰尽管经历了“礼仪之争”“百年禁教”、社会运动等信仰灾难，但却依然能够保持延绵不断，说明了天主教文化已经深深植根于渔民群体。而且，据不完全统计，信仰天主教的渔民约有数万人，常常出现“一人入教、全家信仰”的局面，其信仰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历史镜像中小船渔民天主教信仰显得如此蓬勃，以至于形成了一道鲜明的天主教色彩弥散于太湖流域。然而，读者不禁会问：在民间宗教相当繁盛的江南地区，小船渔民为什么偏偏选择信仰这舶来的洋教呢？
三、庇护、医疗与信仰共同体
传统社会中渔民不仅仅面临触礁、溺水等自然灾难，还将承受来自官府苛税、鱼行盘剥、民间高利贷、强盗抢劫、农人排斥等社会苦痛。穷而无告、弱而无助的他们挣扎在社会底层和边缘，这恰恰为天主教传播提供了社会条件。《苏太总铎宝》记录了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到三十年（1904）四月期间教会与地方官员交涉的事实。我们发现，渔民教徒在遭遇利益侵害时，往往“来堂面禀”于当地传教士，请求他们主持公道、挽回损失。对于绝大多数渔民而言，天主教提供的医疗服务成为入教的主要诱因。
显然，渔民信仰天主教有其对现实利益的考量。然而，天主教自身传播途径与方式亦不容忽视。在江南地区，因为河道密布，传教士们只得乘坐船只，因而接触内河小船渔民的机率更多。相较于其他交通工具，乘船航行有效避开了陆上密集的人群，相对比较隐蔽，而且十分快捷。当然，交通出行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在“百年禁教”期间，传教士将渔船作为避难之所。官府禁令严厉限制着传教士活动，甚至要求他们离开中华领土。在此情形下，传教士们往往借助当地力量藏匿于民间，无论是依靠东南沿海的家族力量，还是凭借内地省份的地方势力。在太湖地区，由于内河港汊四通八达，传教士们利用灵活机动的渔船作为藏匿之处。
四、“礼仪之争”的卡位战
帝国正统伦理—宗教体系是由儒、释、道三者兼容并蓄而成，并作为中华文化结构的重要支撑。借助明经、悟道和修炼，儒家、佛教、道教努力将其精神普及至普通民众，教化其在王朝秩序下实现人生价值。然而，天主教的到来打破了历代王朝戮力构建的文化结构平衡，其组织形态、传播方式、终极理想等，均超越了正统体系所能容忍的底线，因而被明清朝廷视为“异端小教”而遭拒斥。禁教最严苛的时期发生在清雍正至道光后期之间，被天主教称“百年教难”。很多传教士被兵部官差押解乘船遣送至广州，经由澳门驱赶出境。他们的教堂会所不是被烧毁，就是被当地官府充公之后改作他用，诸如改造成赈济灾民的粮仓，或装修成文庙、武庙。而天主教住院常常会被重修成书院，用以培养朝廷的治国人才。还有些小型会所则被当地望族据为己有，改造成家族祠堂，供奉自己的祖先。
尽管禁教形势严峻，但传教活动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当绝大部分传教士被清廷逮捕、遣送至广州、澳门等地之时，南怀仁、林安多、毕登庸、瞿良士等传教士们，冒着风险潜回江南地区继续传教。在南怀仁去世后的50多年间，先后有德玛诺、罗伯济等共计11位司铎坚守着传教事业。鸦片战争之后，天主教传教士们重新踏上江南地区，开始了信仰空间的争夺。传教士们纷纷抓住机会，要求当地政府归还天主堂和教产。尽管各地官员、乡绅、百姓中有人对天主教恣意索还的行为深恶痛绝，并对“所充之天主教学堂坟茔田土房廊”和千方百计“买置田地房屋”有所抵制，但传教士们利用坚船利炮作为威胁，如愿实现了在江南重建住院和教堂的卡位步骤，拓展了东部教区的范围，并完成了西部传教区的新教区建设。显然，以教会名义集聚起来的小船渔民群体不再是陆人眼中的一盘散沙，而是围绕着教堂开展各类仪式的信仰共同体。
五、“内—外”格局中的特殊族群
对王朝统治者而言，“舶来”的天主教威胁到其统治的稳固性，中华帝国依靠“礼”与“法”来维持社会秩序。儒家对社会整齐平一持否定态度，认为有智愚贤肖贵贱上下之分。儒家借助礼来规定伦常，以维持所期望的社会秩序，即所谓“礼治”。而法家强调“法治”，即约束民众，注重对律法、政治秩序的维持。因此，作为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帝国王朝在面对挟着科学与医术直奔而来天主教时，有一种被挑战的紧张感，担忧皇权专断局面在外来势力渗透下逐渐转向多元而分散。因此，竭力保持原先的统治格局，是帝国王朝维持皇权专制统治、斥责天主教为异端的逻辑起点。
然而，身处王朝秩序之外的小船渔民所形成的信仰共同体，构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信仰场域，甚至已然出现了与帝国政令律法相左的实践事实。在太湖地区，小船渔民原先生存在相对封闭的水上，远离于庙堂、隔绝于乡村，处在传统社会底层边缘，被主体社会歧视和排斥。依靠打鱼为生的他们在士、农、工、商等“四民”之外，被陆上农人视为“他者”，污名化为“网船上人”，穷而无告、弱而无助是他们的真实写照。他们挣扎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勉强维持生活，无法像陆人一样入私塾、考科举。渔民没有读书机会，从根本上失去了改变与升迁身份的机会，沦为帝国秩序之外的特殊族群。然而，天主教的到来却给他们提供了利益庇护和精神慰藉。皈依了天主教的小船渔民，在分别面对西方传教士与帝国官僚时，心目中“我—他”“内—外”关系大概已经发生了悄然的变化。由此可见，渔民信仰天主教既真实反映了帝国秩序的“内外”分际之虞，也塑造、改变或背离了帝国伦理—宗教体系的行为。诚然，帝国、天主教与小船渔民三者的关系互动演绎，展示了明清时期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历史图景，也凸显了“底边”群体的生存逻辑与生命意义。
文章摘自《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