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生计与族群：清至民国时期青海湖湟鱼的捕捞与运销
作者：刘静，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清至民国时期青海湖裸鲤鱼陆续有“无鳞鱼”“黄鱼”“湟鱼”三种名称。蒙古族是清代捕捞湟鱼的主要人群，民国中后期湟源县的汉人成为后来居上的捕鱼群体，湖周部分藏族民众则是特殊的捕捞者。共同捕捞湟鱼、谋求生计是推动蒙、藏、汉族群之间产生“同化”现象的重要原因。“同化”既有“蒙番（藏）汉化”，也有“汉人蒙化”“汉人番化”。多民族的共同参与，促进了青海湖湟鱼资源的开发利用。
一、明以降湟鱼的名称
清至民国时期青海湖裸鲤鱼陆续有“无鳞鱼”“黄鱼”“湟鱼”三种名称。蒙古族是清代捕捞湟鱼的主要人群，民国中后期湟源县的汉人成为后来居上的捕鱼群体，湖周部分藏族民众则是特殊的捕捞者。共同捕捞湟鱼、谋求生计是推动蒙、藏、汉族群之间产生“同化”现象的重要原因。“同化”既有“蒙番（藏）汉化”，也有“汉人蒙化”“汉人番化”。多民族的共同参与，促进了青海湖湟鱼资源的开发利用。
从名称上看，青海湖裸鲤鱼在明至民国时期主要有“无鳞鱼”“黄鱼”“湟鱼”三种名称。“无鳞鱼”是青海湖裸鲤最早使用的名称，这种特征在明代文献中已有提及，清朝末年仍有记载为“无鳞鱼”。“无鳞鱼”后，这种鱼又被称为“黄鱼”，光绪、宣统时期“黄鱼”的称谓已为时人所接受，其名为“黄鱼”，当是与青海湖裸鲤的体呈暗黄色有关。在清末民初始有“湟鱼”之名，20世纪30－40年代，“湟鱼”名称逐渐被广泛使用。而当时人们对“湟鱼”得名原因的探讨，皆与湟源县（湟水）相关：第一，因产于湟水（湟源县）得名；第二，因湟源人为捕获、贩卖湟鱼的主要人群得名。根据湟鱼的地理分布情况，结合其捕捞历程来看，这种解释是合理的。
二、湟鱼的捕捞族群
不同时期湟鱼名称的变化与资源利用的进程及其背后的族群关系密不可分。追溯历史可知，青海湖周边族群的分布及变动较为复杂。两汉时期青海湖流域曾是羌人居住的地区，南北朝、隋唐时期为吐谷浑、吐蕃所占据。明中后期青海湖周围以蒙古族分布为主。雍乾年间，青海蒙古族日渐衰落，黄河南部藏族趁机北渡，至民国时期，青海湖流域逐渐成为蒙古族和藏族共同生活居住的区域。清末民国之际，湟源县的汉族民众前往青海湖谋求生计者亦日渐增加。青海湖流域这种多民族分布、交往的情况影响到了湟鱼的利用。为了解决生计问题，“穷苦蒙古”、湟源县的汉族民众及湖周的部分藏民共同参与了湟鱼的捕捞。
（一）较早的捕捞人群是蒙古族。道咸之际，蒙弱番强，黄河南部的藏族北渡黄河，与蒙古族展开势力争夺。道光年间清廷给予“穷苦蒙古”获取青盐、湟鱼的特权，理藩院形成专门的法律规定，不许周边的汉回民众私自前往青海湖周边“挖盐捉鱼”。在此政策影响下，为了能够拥有捕捞湟鱼的资格，湟源县的汉人“清代及民国初年，凡捕鱼者都要投籍于海北蒙古族，否则不许在青海湖捕鱼。”民国中后期，蒙古族“挖盐捉鱼”的特权在其生存范围不断被侵占的过程中逐渐消失，加之其整体捕捞技术有限，湟源县的汉人成为后来居上的捕鱼群体。（二）特殊的捕捞人群：部分藏人。有捕鱼行为的这部分藏人，应属于藏化的汉人，人数不多，其捕获湟鱼多是在水草并不丰美的冬季。他们捕获湟鱼，主要目的是出售，而非食用。青海藏族本因信仰藏传佛教亦禁止捕食鱼类。但受民族同化、生计所迫等因素影响，小范围进行渔业生产的情况在其他藏族区域同样存在。（三）后来居上的捕鱼群体：湟源的汉族民众。清至民国初年，湟源的汉族民众有零星前往青海湖捕鱼的情况，至20世纪30、40年代成为捕捞湟鱼的主要人群。1949年后，捕捞青海湖湟鱼则是青海省渔业发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1956年湟源县农民组成集体捕鱼队前往青海湖捕捞湟鱼，捕获量较民国时期大幅度提升。
在蒙、藏、汉等不同族群参与湟鱼捕捞活动的过程中，可以看见其因生计原因所发生的交流与相互影响。一方面，“蒙人汉化”“番人汉化”。部分蒙、藏民众因受汉人影响，开始从事捕鱼业，1927年甘肃省教育厅厅长马鹤天实地考察青海湖发现，“惟冬日有汉人或汉化的蒙人、番人，凿冰取鱼”。蒙汉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不仅使蒙古族民众的捕捞工具更加完善，民国后期甚而也出现了食鱼现象，饮食文化的禁忌被突破。藏人受到汉人的同化，也捕捞湟鱼。另一方面，“汉人蒙化”“汉人番化”，汉人为了能够拥有捕捞湟鱼的权利投籍蒙古。或是如杨希尧所说“相传这一部分番民，系由内地迁去，专以取鱼为生，久而久之，便同化了，捕鱼不食鱼肉”。青海湖周边由内地迁去的汉民逐渐被藏化，保留了捕鱼的行为，却不再食鱼。
三、湟鱼的捕捞族方式与运销
在捕捞方式上，湟鱼的捕捞方式存在民族性、季节性和时代性差异。蒙古族捕捞湟鱼的方式较为简单，冬季人们凿开冰层，进行钓捕，“二旗无业贫民用钩钓取”，艰苦异常。“穷苦蒙古”冬季钓捕冰鱼要忍受寒风刺骨，捕获所得也仅够换取日常生活所需。夏季蒙古族“不网而叉”，民国中后期也有用小型网具，如操网，在河口作业的情况。相较而言，民国中后期汉族的捕捞工具则更为多样化，“有钓、有叉、有网、有簖”等，这是捕捞方式民族性差异的主要体现。至清末，冬夏“两季合计，共鱼约二十万尾”。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则每年“恒以数百万尾计”。这说明民国时期湟鱼捕捞力度加大，产量明显增多。但清至民国时期青海民众对湟鱼的捕捞未进入机械化作业阶段，直到1959年青海省商业厅水产局成立，国营青海湖渔场建成投产，机帆船下海，湟鱼的捕捞技术才实现了时代性的跨越，开启了青海湖机械化捕鱼的历史。
从运销方式与区域来看，在蒙古族为湟鱼主要捕捞人群的时期，丹噶尔城（今湟源县）是重要的转运地点。清代“每年冬至前后，由蒙古人捞取到丹城出售，销路最广”，“青海西番无食鱼者，专由蒙古钓取运至丹邑”，再经湟源转运至外地销售。民国中后期湟源县汉族民众成为重要的捕鱼群体。湟源从最初的资源集散市场发展成为兼具捕捞、集散双重功能之地。直至1949年以后，青海省仍在湟源设立收购站，并委托当地食品公司，协助收购湟鱼。湟鱼的运销方式也极具地方特色。人们利用西北天寒地冻的气候条件，在无冷冻设备的情况下，冰鱼尚可远销。湟鱼冻好后，从青海湖用羊板皮包装运至湟源鱼店，由牙行中介销售给客商，然后用毡包包装发往外地，并根据鱼品的好坏分为了五个等级，售卖的价格也有差异。夏季湟鱼捕捞出湖后，即在湖边剖腹去脏，晒成干板，然后用麻线每对联（连）为一片，每6片选为一束，每两束尾尾相连成为一排，然后驮运到湟源，以排论价。湟鱼的行销受季节影响明显，“其价夏廉而冬贵”，“每鱼之价，夏约二、三分，冬约五、六分”，有明显的季节差。这是因为夏季的鱼干运输成本低，价格相对较低。冰鱼只能在冬季获得，具有时令性的特点，且捕捞难度大，运输成本高，价格也更为昂贵。鱼干平常都可买到，冬季的冰鱼则更受西北民众欢迎。
四、结论
综上所述，清至民国时期青海湖湟鱼的名称经历了从“无鳞鱼”到“黄鱼”，最后定型为“湟鱼”的变化过程，其名称的变化与资源利用的进程及背后的族群关系密不可分。在以畜牧业为主的青海湖流域，为了解决生计问题，“穷苦蒙古”、湟源县的汉族民众、湖周的部分藏族共同参与了湟鱼的捕捞活动。湟鱼也是蒙、汉、藏族群中部分群体某些时段的生存性资源。
在谋求生计，捕捞湟鱼的过程中，可见蒙、藏、汉族群在捕捞技术、饮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相互影响。以青海湖湟鱼的捕捞活动为例，我们发现在多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并非只有“蒙番汉化”这一面相，它还包括“汉人蒙番化”等情况。湟鱼资源在促进多民族共存共进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迫于生计，族群的分布界限与文化风俗逐渐发生改变，清政府以行政或法律手段作为凭借的资源、族群等管控措施被打破。共同利用某种自然资源、谋求生存之道是推动族群之间产生“同化”效果的重要原因。同时多民族共同参与捕捞活动也促进了湟鱼资源的利用。
文章摘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1年第2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