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仪式在现代政治中的再现：1934年长沙祈雨背后的地方与国家
作者：庞毅，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传统仪式在现代地方政治中的再现，离不开地方社会的推动和权力机构的合作。而地方政府参与其中的程度，则可彰显出地方自主性的大小。1934年湖南大旱，在长沙四乡农民的呼吁与湖南省区救济院的组织下，“地方神明”陶真人和李真人进入长沙城祈雨。湖南省政府在舆论的批评声中和中央政府的禁令下，通过一系列祈雨合法性的建构，毅然选择了支持祈雨。湖南省政府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与地方社会形成了密切的合作机制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有关。地方社会力量的强大是1934年长沙祈雨活动得以开展的重要原因。
一、民众呼吁与士绅组织：陶李真人进城救灾
1934年湖南水旱灾害不断。自入春以来，常宁、湘乡、新化等县久晴不雨，春旱成灾。五六月间，长沙、浏阳、衡阳等地淫雨兼旬，山洪暴发。自夏迄秋，长沙、湘潭、邵阳等40余县，亢旱成灾。8月6日，湖南省城各机关法团代表一千多人齐聚长沙协操坪，迎接榔梨市陶真人和石灰嘴李真人进城求雨。陶李两真人（陶真人和李真人是近代湖南有名的地方神，以水旱灵应著称）在政府官员的护送下，自北门入城到玉泉山行宫，“沿途万人空巷，冒暑拈香，并焚烛祈祷。到真人抵宫，男女前往拜祷的，络绎不绝”。当日下午长沙县县长刘裔彬至玉泉山行香。8日上午，湖南省政府代主席曹典球暨全体委员，“在玉泉山陶李两真人行宫上香，虔诚祈祷”。
出面策划和组织陶李真人进城救灾的是名为“祈祷公团”的一群“士绅”。8月10日《大公报》载，“彭清黎、周培钧、皮宗让、萧恩震等，因接陶李二真人来省安座玉泉山求雨，昨特函陈省垣各机关，请予补助祈祷费用，以资接济”。由此可知，祈祷公团成员至少有彭清藜、罗先闿、周培钧、皮宗让、萧恩震5人。从5人简历来看，均可谓长沙社会头面人物，尤其是彭清藜、萧恩震。彭是前清遗老，在湖南教育界很有影响力。萧则是湖南商界巨头。有籍贯记录在案的彭、皮、萧三人，均是陶李真人所在的长沙东乡人，这当是其请陶李真人的原因之一。不过，特别引人注目的是，5人中有4人是湖南省区救济院的成员。罗是院长，皮是副院长，周、萧是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
湖南省区救济院是当时长沙最大的社会组织之一，由湖南省城慈善事业总公所改组而成。救济院分本院和基金管理委员会。基金管理委员会由省教育会、省农会、省商会、省赈务会、湘岸淮盐公会、祀产管理委员会等选举产生，负责财政事务。下辖养老所、救荒储藏所、育婴所等机构，负责长沙等地的慈善救济事宜。毫无疑问，长沙四乡农民呼吁求神祈雨，推动了陶李真人进城救灾；而湖南省区救济院之所以成为陶李真人进城的主要推手，是因其将陶李真人作为救灾的主要措施。
二、建构合法性：湖南地方政府的选择
民众的呼吁与士绅的组织是陶李真人进城祈雨得以开展的基础，但实现这一活动的关键因素并不取决于他们，而是湖南地方政府。从事态的发展来看，尽管有舆论的批评以及中央政府禁令的约束，但湖南地方政府还是选择了支持陶李真人进城祈雨这一活动。
在陶李真人进城前二十余天，省代主席曹典球即曾亲往定湘王庙致祭祈雨，但遭到了报刊的批评。祈雨的阻力还来自南京国民政府。7月30日，行政院院长汪兆铭致电江浙沪三地，针对农民求雨的行为，要求“注重启发人民常识，使知人事，而除迷信”，禁止设坛求雨。尽管电令并未下达给湖南，但却公开将求雨定性为“迷信”，对此国家显然是禁止而非支持。《大公报》全文转载，并以《汪电苏浙省府禁设坛求雨》为题，显然也意在警醒湖南地方政府。面对种种压力，湖南地方政府并未打消迎神求雨的念头，而是通过建构求雨的合法性以及营造和利用地方社会求雨迫切的态势，为其迎请和祭祀陶李真人提供理由。
对迎神祈雨合法化做最多阐释的是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何键。何就如何看待祈雨，应不应该祈雨，以及如何才能达到祈雨救灾的目的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迎接陶李真人进城救灾和后续影响等给出了一套具有“合理性”的解说。一是重申“天人感应”说。二是祈雨的行为是“效法先圣”。三是祈雨的同时，也要尽“科学”的人事。四是反戈一击，批评报刊报道不实，“不尽人事”。通过一系列的话语建构，以何键为首的湖南省政府为迎神祈雨找到了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为其行为找到了正当理由。同时，湖南地方政府还营造和利用社会求雨急切的心态，为迎请陶李真人进城做好了铺垫。在曹典球行香定湘王庙后，湖南各地求雨之声四起。邵阳、湘潭、沅江等地县长纷纷求雨。
三、“一般”与“特殊”：湖南省政府选择祈雨的原因
总结来看，湖南祈雨成功大致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地方社会力量的强大是重要推力。近代湘军兴起以后，军功绅士大量增加，同时地方公共事务复兴。在绅士的捐款，以及厘金、盐税等项收入用于慈善救济情形之下，湖南慈善事业呈发展态势。慈善机构将资金用于买房置地，加上原有的产业，形成了比较可观的地方公产。民国以后，这些慈善救济机构并没有因为政治的变动而瓦解，而是进行了重新整合与改组。1915年成立的湖南省城慈善事业总公所与1929年设立的湖南省区救济院，便是最好的明证。除日常的慈善救济之外，还建立了学校、创办慈善救火队等，参与到城市与乡村的治理当中。
地方社会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合作机制，也是重要的原因。基于这种机制面对地方社会组织的迎神祈雨活动，湖南省政府及市县政府积极参与其中，并给予政策支持。祈祷公团迎请陶李真人入城求雨，长沙市县公安局出洋三百元，以示支持，并连续发出“禁屠”指令。
地方士绅与政府官员间有着良好的沟通管道，具有关键因素。省政府代主席曹典球与士绅彭清藜、皮宗让、萧恩震三人均是长沙东乡人，有同乡之谊。曹先后担任湖南贫民救济会主任、慈善总公所评议等职，与湖南省区救济院联系紧密。彭清藜与曹典球、何键之间均有良好的私交。彭、曹曾以王先谦门人身份，公开祭祀王先谦，表明其同出一脉。何键与彭清藜则有师生之谊。在彭九十大寿时，何键命长沙市市长“主持其事”，联合各界公宴，并执弟子礼，上寿银2000元。何极力恭迎彭，更重要的原因是看重彭的声望，借此收拢人心。也即是说，祈祷公团所属的地方士绅，在湖南地方政治参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此外，湖南省政府之所以选择支持地方社会，更主要的是与湖南地方财政匮乏，无力救灾，需依赖地方社会有关。1933年，湖南省政府向全省各县市摊派募款五百万元，以作为救济国难维持省防经费。1934年旱灾发生之后，湖南省政府以政费缺乏为由，再以田赋作抵向各县市借款一百万元。所以，救灾只得求助于地方。在旱灾缓解不久，湖南省政府即“欢宴全省绅耆，商量旱灾救济的事”。虽然具体讨论内容不得而知，但这却表明，湖南省政府在赈灾上对地方士绅的严重依赖。而反观中央政府，在湖南救灾一事上却显得“无能为力”。湖南省政府数次呈报内政部、中央赈务委员会，请颁赈款。但是，中央政府仅“虚与委蛇”，对于如何救济无具体办法，尤其是给多少钱粮更讳莫如深，反对于湖南自救倒是处处掣肘。
四、结语
1934年湖南省政府选择祈雨，而置中央禁令于不顾，固与当时湖南与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出现分离有关，但也与地方社会力量的强力影响有关。湖南省政府在救灾之时，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援助无力，另一方面是地方社会在救助中的重要作用。当地方社会把祈雨作为救灾的主要措施之际，湖南省政府选择祈雨，实际上是借助地方社会力量维持政治的运行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文章摘自《史学月刊》2021年第6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