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秦汉时期陇右地区的族群互动与认同
作者：刘志平，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先秦秦汉时期，陇右地区伴随着西北边境的拓展及该地区行政区划的反复盈缩，在族群互动与认同方面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首先是戎人与秦人的互动，最终是戎人逐渐融入华夏。然后是羌人、匈奴人、月氏人、氐人等异族与华夏(秦时为秦人，汉时为汉人)的接触，互动进程中虽然伴随着华夏族群向这一地区的移徙以及华夏式政治、经济、文化不间断地向这一地区渗透、浸染，但该地区始终是不同族群共生共存、摩擦争斗、互化互融的区域。事实上，秦汉陇右异族的整体性自我族群认同一直存在，甚至有越来越强烈的表现，表明异族与华夏在边地的接触并不一定形成异族的华夏化。
陇右地区在先秦秦汉时期伴随着西北边境的拓展及该地区行政区划的反复盈缩，在族群互动与认同方面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一、先秦至西汉前期陇右地区的族群互动与认同
先秦至西汉前期，陇右地区的族群实态经历了复杂微妙的变迁，先是戎人独居，而后戎人与秦人杂处，互融互化，最后秦人征服诸戎，将其置于华夏帝国的行政管控下，与秦人相对立的异族逐渐向西、向北推移，此异族主要就是羌和胡（包含匈奴）。西汉前期仍然承袭了这一族群实态。而在自战国后期至西汉前期的较长时期内，黄河以东、秦昭襄王长城以西的陇右地是族群实态变动剧烈的区域，华夏势力在此区域的渗透只有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而更远的河湟地区一直是羌人及小月氏胡生活、生产的地方，华夏势力对这一区域唯一的有限渗透很可能就是秦之亡人的进入（其后裔被称为“秦胡”）。此外，陇右保塞羌人的出现，更加深了汉羌交流，但其对汉帝国的政治认同是不稳固的，其整体性的自我族群认同仍长期存在。聚居在西汉水流域的氐人（白马氐）在汉初被纳入陇西郡管控，自此氐人与汉人的交往也变得更加频繁。而小月氏、羌人、匈奴人、氐人诸异族之间在陇右地区的互动也值得我们重视。
二、西汉中后期(含新莽时期)陇右地区的族群互动与认同
自西汉中期以后，汉人与羌人、匈奴人、小月氏及氐人等异族在陇右地区的互动向较深层面和较广范围发展，如在陇右地区设置属国以管理降胡与降羌，进一步将氐人与月氏人纳入汉帝国的行政管辖范围，汉羌互动的场所向西拓展到河湟及西海地区。值得注意的是，降附汉帝国的诸异族对汉帝国的政治认同有的仍表现出不稳定性，有的政治依附趋向在两汉之际还表现出多变性，此亦表明其整体性的自我族群认同仍长期存在。而依附汉帝国的羌人随汉军进击反叛的羌人，又表明这些依附汉帝国的羌人对汉帝国的政治认同超越了羌人族群认同。此外，在陇右西部塞外，羌人作为与汉人对立的异族一直存在。
三、东汉陇右地区的族群互动与认同
东汉陇右地区的族群互动与认同仍表现出异常复杂的状态。由于东汉定都洛阳，政治中心远离陇右，东汉政府对边地采取整体性退缩政策，更重要的是由于东汉朝政及地方吏治腐败，对羌人持以歧视性、压迫性对待的态度，以及陇右塞外存在数百万羌人，东汉陇右羌患极其严重。东汉陇右羌患持续的时间长、规模大、波及范围广、塞内外诸羌的联合紧密，还出现了东西羌大联合，陇右一度成为西羌与东羌联合的桥梁地带。这都表明羌人的整体性族群认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与提升。此外，羌人与属国匈奴人在陇右地区的联合抗汉也是持续出现的现象，汉人与羌人的联合反叛也多次出现。虽然在包括汉人在内的反汉联盟中，“羌”“胡”在陇右地区的地位出现了由强而弱的转变过程，但从族群互动与认同的角度看，陇右地区的“羌”“胡”作为与汉人对应的整体性异族似一直存在，降羌、降胡与降氐的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一直表现出复杂多变性。羌胡对陇右地区还一度形成压迫性攻势，从而迫使东汉陇右诸郡内徙，此内徙无疑造成了这一区域汉人势力的真空与异族化趋势的增强。虽然诸郡后来得到恢复，但其异族化的惯性则保留了下来。东汉政府对“羌”“胡”“氐”等异族的武力讨伐和内徙都强化了异族与汉人两分的族群格局，何以言之？首先，虽然和平环境下的民族融合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但至少提供了民族融合的外在契机，而战争对抗在总体上消弭了这种契机；其次，内徙的异族一直是以独立自主的聚居形式与汉人分隔而居，与汉人的通婚也很有限，而通婚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因素；再次，内徙的异族往往受到汉人的歧视性与压迫性对待，两者之间的族群隔阂始终存在。
文章摘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原文约187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