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流产的结盟：胡适与研究系（1919－1922）
作者：黄克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
提要：梁启超所领导的研究系在第二届国会选举失势后走向低潮，1918年底任公赴欧考察。1920年初自欧洲返国之后，他希望带领研究系重返政坛，为寻求盟友，开始积极与蔡元培、胡适等北大知识分子联系。当双方开始接触、尝试合作之时，《新青年》内部正对编辑方针发生歧见，胡适主张英美式的民主制度，在社会改造问题上，他基于实验主义，实行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陈独秀、李大钊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再者，陈独秀要谈政治，胡适则主张不谈政治。胡、陈（及李）因而分道扬镳， 这给予研究系一个可乘之机。然而胡适与研究系的结盟最后也未能成功。这是因为两者在思 想上的差距，无法建立“组党”的共识，以及双方均缺乏社会基础。此一经验显示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藉由报章媒体发表公共舆论的势力，无力对抗国共两党以主义、军队与革命为号召的政党力量。1930年代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挫败，一方面有外在因素，另一方面其内部无法整合，建立统一的政治组织，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原因。
一、研究系与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各种政治势力
硏究系的全名是“宪法研究会”。该派源于晚淸的立宪派与民初的进步党。1916年9月13日，进步党内梁启超、汤化龙的两派合并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他们主张从理论上去研究民主宪政，并希望能付诸实践。其骨干成员包括：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蒲殿俊、汪大燮、林志氮、蓝公武、张君勤、梁善济等人。研究系所办的媒体包括《国民公报》《晨报》《时事新报》《改造》等。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大报是北京《晨报》。在政治方面，该系主张加强国务院的权力，以体现责任内阁精神。当研究系逐渐失势之时，中共的势力也开始崛起。研究系对知识界的动向十分关注，并支持五四学生运动（然而他们并不注意结合商人、农人）。硏究系除了参与学生运动之外，也了解联络胡适等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从1918年开始，梁启超直接、间接与胡适联络。
二、梁启超与胡适的交往
梁启超最早注意到胡适，可能是在1918年中期在报纸上读到胡适墨学方面的著作。1918年11月，胡适透过徐新六的介绍，想要趁着去天津南开学校举办建校十四周年纪念之机会，前往拜访梁启超，讨论学术问题。行前他请徐致书于梁。然当时任公正忙于赴欧之行，未能见面。
1920年3月5日梁启超从欧洲返回上海。返国之后的任公其实不只从事著述，还同时创办事业、组织共学社的编译工作，也想创办学校。此外他也想与以胡适为首的北大学人结盟。双方的结盟有思想上的原因。胡适自由主义的倾向与梁启超肯定自由、民主宪政的“稳健”观点有一致之处。此外，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同样地，梁启超也赞成渐进改革、反对革命，反对阶级观念与唯物史观，又极端恐惧“赤化”“劳农政治”等，两人思想倾向颇为一致。这使得双方有合作的可能。
1920年三月初梁启超自欧洲返国之后，研究系通过丁文江、梁善济与林长民等人的介绍开始与胡适接触。3月21日也是梁任公自北京返回天津之前，胡适与梁见面，这应该是两人首次见面，是在林长民家中安排的饭局。此后双方频繁互动。8月27日梁启超与硏究系的成员主动邀胡适等发表政治宣言，此次会面是研究系联络胡适等人的首次尝试，却因理念不同，为胡适所婉拒（原因之一也可能是胡适反对各省制宪，主张国会制宪）。梁任公与胡适的合作在学术、文化议题上较有共识，不过两人交往也并非十分顺遂。
三、胡适与研究系的后续接触
1921年之后研究系与北大知识分子继续有所接触，讨论学术，并洽谈共同发表政治宣言的可能性，但双方并未达成任何共识。过去学者研究梁启超与胡适的交往，多注意到学术思想的层面，然而我们也不宜忽略两人在政治上的互动。双方不能合作的主要原因在于蔡元培、胡适等人自视“好人”与政治上的“处女”，不愿与长期在政坛打滚的“妓女”、“政客”与近年来“着着失败”的研究系合作，故不愿共同组党。胡适与研究系的合作一事也涉及《新青年》的转向与北大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胡适既不同意陈独秀（共产党）、顾孟余（国民党）的两种“革命路线”，又不能与梁启超等研究系合作。胡适与研究系的失败也不只是因为双方无法合作，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两批人马都属于上层的、城市的仕绅阶层与知识分子的团体，又缺乏丰沛的财源，他们在一个“市民社会”基础十分薄弱的时代，希望透过“公共舆论”与政治参与来改变中国，无疑地要面对艰巨的挑战。
文章摘自《中国文化》2021年第1期，原文约3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