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情和友谊的纪念——杨凡与郭沫若的交往
作者：柯汉琳，不详。
杨凡，男，1909年生，广东梅州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到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调至中央宣传部《红旗日报》工作，同年冬因单线联系人叛变、出卖而被捕人狱；1931年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调至全国总工会工作；1933年2月因党组织“交通”中断，失去与组织的联系，在寻找组织半年多仍无结果后流亡到日本，第二年考上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国际政治和国际金融专业。从1933年至193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杨凡参加了“早大留日学生会”并担任执行委员，参与组织成立“中华留日学生会”并任常委。
杨凡与郭沫若的交往自1933年初开始，是黄冰川介绍引见的。有过几次见面之后，郭沫若对杨凡很信任，杨凡也时常向郭沫若汇报留日进步学生的活动，接受郭沫若的指导。
1935年9月初，留日学生中有一部分国民党分子准备成立“留东同学会”，要选派代表回南京参加“国民大会”，并成立“中华留日学生总会”，以控制所有留日学生。杨凡等一批左派学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研究斗争策略，准备在大会上进行反击。杨凡被推选为这次负责反击斗争的指挥之一，他立即到须和田找郭老。杨凡向郭老汇报了在伊东的情况，特别汇报了准备和国民党分子斗争的情况。9月下旬，杨凡又一次到须和田向郭老汇报中华留日学生总会斗争胜利的经过和在神田区神保町中华青年会馆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学术报告会，以团结广大留日学生的打算。
1935年9月那次拜访郭沫若时，杨凡已把高尔基的《文学论》翻译稿送请郭老作序。那时的杨凡经济上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没有学费，他一面苦工，一面读书，全靠自己的一手一足”维持生存，在这样的状况下竟完成了本书的翻译，郭老对此又是极为赞赏的。郭老了解到这种情况，于1935年9月17日给田中庆太郎写信介绍、引荐杨凡，请其帮助杨凡举办日语会话班，既可解决部分中国留学生的语言困难，又可解决杨凡的经济困难。郭老当时表示，田中那边如能支持，他也会大力支持。此事后来虽然没有办成，但足见郭老对杨凡的关心厚爱和他与杨凡的亲密关系。
1936年9月，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杨凡“应着母国的呼召，要回去尽他的责任去了”。郭沫若对杨凡翻译高尔基《文学论》的工作评价很高，他知道杨凡马上要回国了，于是在序言最后一段还对杨凡日后的人生道路提出了真诚的期望，作为“对于杨君的临别赠言”。
1938年年底，郭沫若回国来到重庆，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1942年冬天，杨凡从驻守鄂西宜昌一带的吴奇伟部因差到重庆，一到重庆第二天就前往拜访郭沫若。杨凡向郭老汇报了这几年自己走过的道路，叙述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特务横行的黑暗情况，然后表达了他打算离开国民党部队去延安的想法。郭沫若听完汇报，点点头说：“我非常理解你的处境，重庆也是如此，吃完午饭后你先到新华社找周恩来同志，听听他的决定再说。”临走时，郭老特地拿出两张照片送给杨凡。
杨凡与郭沫若的交往主要是日本留学和抗日战争的几年，解放后，1955年他与朱洁夫一起到郭老家拜访过郭老，此后因工作原因就再也没有见面了，但他们结下的革命友谊是长存的。
文章摘自《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2期，原文约85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