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鲁迅的演讲、风度与革命及国家之关系
作者：张武军，西南大学文学院。
摘要：1927年鲁迅在广州，是他思想转换的重要时段。既往研究常常结合鲁迅“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的自叙和进化论“轰毁”说，强调清党之于鲁迅转向的重要性。但是，清党之后鲁迅为何一直滞留广州，为何要接受广州当局的邀请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广州讲魏晋的“实有慨而言”和此举是针对顾颉刚的“无非游戏”，两种出入很大的叙说该如何解释，过去的研究对此一直语焉不详。1927年鲁迅留下可供分析的经典作品并不多，他这一年的主要成就当属演讲，因此，本文力图在充分历史化鲁迅1927言行的基础上，结合经典演说文本《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探究“魏晋”和鲁迅在广东的“时代”关联，并以“易代”为关键词和切入点，检视鲁迅的1927和革命及国家之关系。
引言
1927年鲁迅在广州又一次深度介入政治革命，关乎他后来的道路选择、创作调整，“影响到上海时期鲁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的感受和体验”。既往研究特别强调“清党”对鲁迅的巨大影响，并援引鲁迅“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的自叙和进化论“轰毁”说，由此阐述鲁迅1927年的“转向”，并以后见的泾渭分明的国民革命观为支撑，把鲁迅在广州的言行，视为他后来“必然性”选择——必然选择上海、必然转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注解。但是，广州4月15日开始清党以来，鲁迅为何一直留在广州？他滞留广州的理由、动机和目的何在？清党究竟怎样影响了鲁迅？这些问题看似常被提及，但其实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重新梳理鲁迅1927年的言行，充分将其历史化，进而探寻鲁迅思想变迁和“广州转换”的内在逻辑，仍然是一个亟需深化的重要命题。
一、“讲演”为主业的1927
毋庸讳言，1927的确是鲁迅“文学”创作“歉收”的一年，但却是他演讲“丰收”的一年。这一年鲁迅有据可查的演讲共计23次，其中厦门至少2次，广州和香港合计14次，上海７次，是他生平演讲最多的一年。考虑到日记中记载有所遗漏和没有说明的，实际的次数可能会更多。此外，这一年的不少文章，多少都和应对纪念活动和演讲有关，即便是清党之后，已经从中大辞职的鲁迅，滞留在广州，仍然有两场讲演，即7月16日他在广州知用中学的演讲《读书杂谈》，以及7月23、26日应国民党广州市教育局的邀请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下简称《魏晋》）。尤其是《魏晋》这篇演讲，由许广平翻译，演讲记录稿见刊之前经鲁迅亲手改定，并亲自寄回演讲举办方，鲁迅对它甚是看重。关于《魏晋》的研究，学界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鲁迅思想、创作和魏晋精神文化资源的关联；二是由此来探讨鲁迅的中国文学史观和学术贡献。需要追问的是，清党之后的广州，已非在中大授课传业的鲁迅，面对前来听讲的“市民”，是要来宣扬“文学的自觉”么？
二、“实有慨而言”与文学的自觉
回到《魏晋》演讲这篇，有关孔融论述部分，鲁迅展现出强烈的自我带入感，也可由此窥见鲁迅这一时期真正的“志”之所在。鲁迅讲“建安七子”文章的“华丽”“慷慨”几乎是迅速带过，这部分主要放在孔融遭际的讲述，讲他如何故意和曹操捣乱，又如何被杀。“捣乱”在鲁迅笔下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语词，1927年鲁迅自我言说中的“捣乱”，放置在国民大革命的背景下，无疑是革命的替代或“自谦”，比1925年的“与黑暗捣乱”说，少了颓唐的气息。但是，当“捣乱”从别人口中说出，把“捣乱”仅仅视为捣乱，或把鲁迅的“革命”贬为“捣乱”，鲁迅对此还是有颇多不满。
其次，鲁迅讲得最多的是何晏的吃药、嵇康阮籍的吃药喝酒，以及他们的处世态度和精神气质，这部分的精彩讲述和阐发，常被时人和后来者所称道。鲁迅在广东政治层面的“失败”，“费去气力不少”去平息中大“内情纠纷”，然而“竟做了一个大傀儡”，他对嵇、阮郁郁不得“志”的“自况”，对他们“师心使气”的认同和推崇，被誉为“是千百年后的嵇康、阮籍的知己”。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最后有关“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讲述，同样精彩，他对陶渊明“总不能超于尘世”“于朝政还是留心”的“理解”，也是陶渊明千百年后的“知音”。鲁迅同样是从时代带出陶渊明，“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鲁迅演讲的那段时期，对外面的时代和世界有类似的体会和认知。过去常有研究论及周氏兄弟和魏晋文人，鲁迅更接近嵇康、阮籍，周作人更近陶渊明，但1927年兄弟两人似乎位置互换。4月底之后沉浸在书斋的鲁迅，看起来更像“隐士”陶渊明，而此时在北京的周作人看起来更接近嵇、阮。
三、“易代”之际的政治与文学
人不能脱离时代而存在，文学艺术也不能，鲁迅在《魏晋》演讲中就是这么认为，“时代”也是《魏晋》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关键词。那么，鲁迅为何要在广州选取魏晋这个时代来讲演？鲁迅在广州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两个相隔千年之久的时代有何相通之处？
鲁迅初来广州，读书、学术和革命的关系中，革命是主导，革命情绪高涨的学生在学校尚有一定的话语权，虽然比不上之前，例如郭沫若来广大时，学生对于择师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革命的学生和老师之间，彼此可以构成良好的互动，鲁迅广州初期的各种讲演，积极鼓动学生投身实际的革命行动，而革命的学生也“怂恿”和刺激鲁迅，向鲁迅公开喊话：“只希望你不愿做‘旁观者’，继续‘呐喊’，喊破了沉寂的广州青年界的空气。这也许便是你的使命。如此社会，如此环境，你不负担起你的使命来，你将往那里去躲？”鲁迅坦诚他对于学生们“好意的希望和怂恿”，“颇为感动”。但是，清党之后，鲁迅之前眼中“平静”的“革命后方”，变得更加沉寂，因为，但凡有热烈激昂的言语和行动，总不免有“被清”的可能。革命和读书的关系彻底翻转，学习和学术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由此来审视鲁迅的《魏晋》演讲，其看似合乎“文学”和“学术”，实乃针对广州革命沉寂现状的“聚感积虑，发为狂言”，《魏晋》演讲的价值和意义，正是因为这样的时代氛围，也需要结合这样的时代氛围，才能真正呈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鲁迅离开广州前的最后一次讲演，也是鲁迅在广州的十多次讲演中情绪最激昂，手法最机警的一次讲演”。借公开的“学术”之名反对广州新的“学术”政治，固然是他的“机警”所在，也是其悲怆所在，整篇演讲文的基调正是如此。
“时代”也是《魏晋》演讲文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过去的研究对此也有所注意，认为鲁迅“借讲魏晋时代文学发展和政治斗争的历史，机智巧妙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抨击以‘巧取豪夺’手法篡权杀人的蒋介石。”但其实，鲁迅《魏晋》演讲的最后，对“时代”是有概括和说明，“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易代”之际文人的立场、选择和言行，才是鲁迅关注的焦点，“行将易代”也是魏晋（汉末、魏末、晋末）和1927年鲁迅在广州的共同之处。过去，我们常常把鲁迅的广州时代，置于国共对立的革命与反革命叙事脉络中，其实鲁迅更在意的是南方国民政府行将取代北京政府，即“新旧民国”的“易代”，《魏晋》演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古喻今。《魏晋》演讲之后，鲁迅写了诸多激烈的有关革命论说的文章，也都是围绕着“易代”与“易帜”而展开，当然这些作品在广州没有公开发表，到上海之后才陆续见刊。到上海“暂时漂流”之后很久，北京国民政府和五色旗下受迫害、新民国和青天白日旗下又不受待见（“可恶”）的经历与体验，依然是鲁迅言说的重点，是他讨论革命、政治与文学的关键因素。
四、结语
1927年之前，鲁迅在北方支持和介入革命，成为旧民国政府的通缉犯和“公理”讨伐的对象，1927年来到新民国政府策源地的广州，他却不是“在朝”的“奉旨”革命的受益者和得利者，而和北京时期一样，因革命人的立场“华盖”霉运。《魏晋》演讲中对“行将易代”之际文人和政治的讲述，正是我们把握鲁迅1927的锁钥。1927年鲁迅在广东，仿佛清末民元之初，又如同魏晋，都是“行将易代”的时刻，魏晋孔融、嵇康、阮籍，辛亥时期的范爱农、1927年的鲁迅，他们之间完全可以互换串演。鲁迅的“落伍”和“激进”，都可由新旧民国易代这一视角来烛照，这是鲁迅自己对革命的“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是属于鲁迅自己的“宝贵的革命传统”。之后在上海，鲁迅正是带着这些“痛苦的经验”“深刻的观察”“宝贵的革命传统”，走进新的革命阵营，但是这是否意味着鲁迅的“转向”，我个人觉得，仍然是一个需要讨论的命题，因为之后鲁迅诸多有关革命与政治的论述，都可在鲁迅的1927得到印证。
文章摘自《东岳论丛》2021年第7期，原文约3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