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力”的养成：中国共产党早期留苏学生的谈话训练
作者：孙会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和莫斯科中山大学极为重视培养学生的“发表力”，在党团小组和课堂开展全面的谈话训练，使中国共产党早期留苏学生具备较强的宣传动员能力。共产国际的重视、苏俄政治文化的影响、联共领袖和学校教员的示范，是留学生进行谈话训练的重要原因。谈话训练能够提高党员、团员的综合能力，对构建同一性的党组织和甄选干部标准也有重要意义。“发表力”的培养也受学生天赋、性格、性别等因素制约，但又有一定程度的突破，显示着谈话训练的成效。留苏归国干部将联共宣传动员方法和谈话训练经验应用于党内，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产生重要影响。
一、谈话训练
建党初期，因国内缺乏人才培养条件，中国共产党将干部培养工作主要放在苏联进行。1921年夏，中国共产党即开始向莫斯科选派留学生，最初仅有30余人，至1928年9月在读人数已达1500人。除东大、中大外，留学院校还有列宁学院、列宁格勒军政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等。东大中国班单独授课，重视谈话训练是其特色。1925年秋，旅莫支部制作了规范的《每周活动报告表》，将谈话训练列为考察学生成绩的中心指标。支部将谈话分为“有组织的”和“个人的”两种形式，前者主要通过小组谈话进行。小组一般由5人组成。小组谈话设主题和主讲人，要求人人发言。个人谈话主要表现为两三人之间的谈话，它较为机动，随时随地均可。在中国班，谈话训练还起着弥补课堂学习不足的作用。语言障碍严重影响中国班的课堂学习，东大教员中极少有懂中文者，中国学生短时间内很难学会俄语，“教的人不懂汉语”，“听的人不会俄语”，故课上须用翻译译述。这样在学生理论水平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谈话训练可以使学生互相切磋，起到共同提高的效果。
二、“发表力”与干部培养
古今中外不乏用演讲或游说推动历史发展的事例，孔子即有“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之感悟。现代教育往往将表达能力视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留苏学生重视谈话训练，不仅受这些因素影响，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共产国际的重视和引导，是留苏学生进行谈话训练的首要原因。共产国际成立目的在于迅速推动世界革命，故十分重视培养具备宣传动员能力的干部。口头宣传型干部便于培养、成才较快，能在短时间内掀起革命风浪，故共产国际在招收学生时就有具体安排。此外，留学生在莫斯科的体验与观察也在时刻提醒他们要锻炼发表力，这主要源于：其一，苏俄革命领袖和学校教员卓越演说能力的示范；其二，共产国际尽量创造条件，让中国共产党留学生感受演讲文化的魅力；其三，苏俄普通群众亦使留苏学生感受到演讲动员的巨大能量。
课堂谈话训练对能力提升的作用同样明显。盛岳对课堂辩论的效果印象深刻，称其“更能激励上进，更有成效”，使学生主动从辅助材料中分析批判和提出问题，从互相讨论中获益匪浅，开始了解之前未想到的问题，“并用新眼光去看旧结论”，表达和思维等能力明显增强；辩论中，学生的意志得到提升，“人们提出论点就像在战场上向前冲锋。就算这个学生被打败了，他也学会了在逆境中坚持”。此外，学生也能够在辩论过程中直面内心和外界批评，“学会了勇于承认失败和尊重大多数人的意志”。
谈话训练具有选拔干部的功能。发表力是综合能力的体现，谈话训练能让党团员时刻处于相互比较、相互督促、追求上进的状态。党组织在此过程中可以甄别干部素质和能力，且长期和反复的观察还能尽量降低误差。所以，党组织将发表力作为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识别党员的素质，是“温和？暴躁？忠实？虚狡？积极？消极？”以此判定能力大小以及具体在哪方面突出，作为干部回国任用的重要依据。
三、谈话训练与个性的冲突和调适
清晰流畅是优秀表达的基本要求，但相当一部分留苏学生却难以做到。在广播电视普及以前，方言问题并不容易克服，在留苏学生中更是普遍存在。在中大，一位年龄较大的女生满口天津话，她有次登台发言说了句“列宁同志哪个主义呀”，引来哄堂大笑。南方人更为困难，一位广东籍学生不会说普通话，甚至也不会说广东话，只会家乡话，“所以极少发言”，被教员和同学一致评为“不好”，建议遣送回国。中大在鼓励学生练习普通话的同时，因势利导，逐渐注意利用方言开展工作，以“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湖北、山东、东三省、江西”8种“语言”统计学生方言情况，作为他们回国工作后地域分配的重要参考。还有一些学生存在口吃问题，只能由他们自己解决。东大学生袁庆云说话口吃，在小组会中受批评最多。但他“不怕说话”，并未明显影响交流，到莫斯科后还先于同学学会说俄语。
性格内向者是谈话训练最为困难的一群人，他们并不是留学生中的少数。1925年3月，旅莫支部对百余名东大中国班学生的阶段学习作鉴定，发现许多学生因个性问题导致发表力不佳。第15小组中有5人均有此问题：贺果“沉默”，张宝泉“个性固执”，叶挺“孤独冷静”，余世颂“感情重”，王则鸣“欠敏捷”。其中，前三人均与性格内向有关。列宁主义政党强调改造自我的灵魂革命，旅莫支部要求党员塑造革命化人格。这些人在谈话训练中不断突破局限，其中的成功或挣扎，呈现了谈话训练的实态。
四、谈话训练的成效及限度
对可塑性强的学生而言，谈话训练中出现的问题克服起来相对容易，训练效果更为明显。部分学生说话语速快，或者喜欢抢话、插话，甚至在说话时“拍桌子打板凳”，这些毛病多是表达欲望强所致，经过训练一般能够改正。但是，可塑性强、性格开朗者的发表力培养也有限度，旅莫支部对刘伯坚的培养即说明了此点。从发展轨迹看，刘伯坚的能力颇受认可，是较理想的革命干部。旅莫支部对他有“对团体忠实明了，思想清楚，对团体工作极负责，且有成绩，做事有条理，研究努力且有进步”的评语，但其发表力有明显不足。1924年10月底，不少同学在团小组批评会中对刘的发表力提出批评，李林的评语较有代表性：“说话有时过于软弱。”易言之，李林承认刘伯坚具备谈话能力，却未能将革命的果敢决绝体现出来，认为其性格软弱，“欠一点刚毅气”。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平时较男性更喜欢倾诉，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培养发表力。女性谈话细腻、感染力强，在很多时候更易获得信任。这些特质经谈话训练激发和提升，可以使其产生不亚于男性的发表力。同时，相当数量的女性性格更具韧性，更为忠诚和不惧牺牲，因此女革命者体现出的战斗力同样不让须眉。
五、余论
留苏学生的谈话训练旨在使学生成为谈吐优异、表里如一、性格坚韧的革命领袖。人各有秉性，都在为克服和超越自己努力，实现不断进步，却总有一定限度。贺果、李季、叶挺、刘伯坚以及文中相当部分的女性均无法超越自己，难以摆脱家庭、成长经历以及年龄对自己的制约。但党组织的目标，已显示其非同一般的追求，留苏学生的谈话训练足以使他们成为同时代发表力最为卓越的一群人，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群体特征。
中国共产党由擅长于宣传的先进知识分子建立，但其宣传多限于报纸和文字，缺乏列宁主义政党所需的动员力。留苏归国干部将联共宣传动员方法和谈话训练经验应用于党内，拓展了中国共产党话语系统中的“宣传”意涵。以他们为主导，列宁主义政党文化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传递、弥散，党团员的宣传动员能力普遍增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风貌、气质，以及革命动员能力均发生明显而积极的变化。20世纪三四十年代，蒋介石、阎锡山等人常常对中国共产党善于口头和书面宣传的能力颇感无奈。竞争者的观察往往更能切中肯綮。国民党几乎与中国共产党同时师俄，两者的宣传动员能力却不可同日而语，这与中国共产党留苏干部的影响不无关系。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动员能力与时代互相激荡，与时俱进，对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文章摘自《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原文约2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