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势骤发的五四学生运动
作者：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
摘要：五四学生运动是一个蓄势待发而被瞬间点燃的运动，其所蓄之势是多方面的，且有远因有近因，有理性的也有感性的。最直接的近因就是民初尝试共和期间种种希望和失望的轮回更替，使不少学生处于一种山雨欲来的态势，而以新思潮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则推促了青年的失意和烦恼。这些蓄积虽非一日之功，最后的“引爆”仍是突然的。而此后新的政党组织和运作方式等新因素的进入，使学生运动是否“有组织”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原本有社会基础的“自在”组织模式逐渐被有“主义”有领导的“自为”组织标准所取代，使学生运动的本事在历史叙述中变得模糊，也使五四运动的偶然与不偶然成为需要斟酌的问题。
一、蓄势骤发的运动
“五四”不论广义狭义，其发生与民初尝试共和期间的希望与失望是分不开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民初“各方面的失望”其实源于“民国不如前清”的认知，这当然是政治上的失望，却更多在“意”不在“治”（章士钊语，详后），指向非政治的方向。这样一种大失望的意态，正是“酿成”五四运动的重要因素。
因为“新”的希望而对旧社会的旧生活不满，暗示出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揭示出青年不满情绪的累积与同时期思想文化上的努力有着密切的关联。
促成学生运动的原因，颇含外来成分。外交问题固是近因，“世界大势”也是远因之一。前者更多是负面的，后者却以正面为主。
“五四”尽管事出有因，却也有其远近先后。认识到从蓄势到骤发的转变，是理解运动何以发生的一个要素。其所蓄之势当然与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相关，但内则失望与希望不断轮回，蕴涵着大量的感性积累；外则帝国主义侵略与西方思想资源交替而来，正负兼具。因此，最后的“引爆”仍给人以突如其来之感，过少呼应了运动是偶然发生的说法。而此前青年的苦闷更多是情绪上的酝酿，尚未及活动步骤的安排，故在时人和后人眼中，运动又呈现出“无组织、无计划”的特色。
二、组织的有无与程度：认识学生运动的一个侧面
“组织”是清末以来中国人看得很重的关键词，通常被认为是西方长而中国短的标志，正如学问之有无“系统”。学生之所以显得有组织，是和更无组织的他界比较而言，新式学校本身已是一个更“有组织”的机制。学校设置的区域性，中小学以年龄和程度分班，以及大学以专业分门别类等，都使学生自然处于一种比从前更有组织的系统之中，这应是学生运动在组织方面可以相对成功的一个现代基础。同理也适用于与其他各界的对比。
然而若比较的对象有变，结论便也不同。实际上，何谓“有组织”，与观察者的生活经历直接相关。“一战”后是一个西方运动方式也在变革的时代，新俄的政党组织和运作模式对西人言也是个创新，传入中国后就刷新了不少当事人对“组织”的认识，也改变了他们对五四学生运动的看法。在“自为的”政党组织能力参照下，学校那种“自在的”组织方式尽管有其社会基础，仍然太过散漫，正如学校机制优于前清教育体系。“五四”后直接受到苏俄新组织模式影响的国共两党，在合作期间曾共同“组织”过五卅运动，以及其他的运动。所以他们后来便一再强调五四运动有着“无计划、无组织”的特色，视之为一种负面现象。这当然反映出运动本身的事实，却也基于一种知晓了什么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经验之谈。
在近代中国，今人所说的“运动”本身也是外来的新生事物。而运动需要先有设计以示章法的见解虽更为后起，也有其外来渊源。从五卅到北伐，学生运动已可见越来越多的政党介入和“指导”，远非此前那么“单纯”。到广义“五四”的下限即北伐以后，继起的学生运动，基本上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很难见到以前那种“自动”发生的学生运动了。
三、余论
简言之，如果说五四学生运动是一个蓄势待发的运动，它就不应是偶然的；但这个运动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一触即发”，确实带有太多的偶然成分。合两者而共论，“五四”的偶然与不偶然，需要与此前已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合并思考。换言之，只有把狭义的“五四”置于广义的“五四”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那个学生运动的意义，进而认识到学生运动的历史定位。
文章摘自《文史哲》2021年第3期，原文约255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