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五四”观和“五四”叙事
作者：龙永干，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在鲁迅的认识中，“五四”是一极为宽泛的范畴，有时是指“五四”运动，但更多时候是指“新文化运动”。鲁迅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是先抑后扬，而对“新文化运动”则是肯定之时亦有反思。他的“五四”叙事是以“新文化运动”为中心，整体性观照视角下的“反思”式书写。对知识分子与传统同一性存在的表现及超越意向的寄寓等，让其生命体验蕴蓄着新的淬炼和升华的可能。
一、“五四”运动的抑与扬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鲁迅并没有参加“五四”运动，当时他正忙于人事交集和住宅购置，但他对此事有过关注。“五四”运动过后，鲁迅却在书信和文章中多次论及和评价。就他的言说来看，有时以“五四”事件称之，有时则是指以“五四”运动称之。
鲁迅首次提及“五四”运动的时间是1920年5月4日。从他在此日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时学生宋崇义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此时的他对学生的示威游行活动并无好感。认为当时提倡新思潮者不仅认识不深入，思想不彻底，而且言行不一，忧患之情溢于言表。鲁迅较为频繁地提及“五四”运动是女师大学潮期间，他在《忽然想到·七》中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爱憎立场，将“五四”运动视为爱国运动的源头和典范。“五四”事件后，学生运动频繁，“非约”游行、“非基”运动、“国耻”请愿、“男女同校”运动等等，层出不穷，鲁迅对学生某些激进做法并不认同，甚至觉得有些“幼稚”和“夸张”，但对当局暴力镇压的罪恶行径则是极为愤慨。到了1930年代，鲁迅对“五四”事件、“五四”运动的言说有了新的变化。他在《多难之月》中提出了“‘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扬”的观点，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进行链接，认为“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集中体现。此后，他明确从概念和内容上将“五四运动”和“启蒙运动”区别开来，在《论“赴难”和“逃难”》中以“反语”肯定了学生们“五四”运动中的反抗和斗争。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到，在鲁迅的认识中，“五四”运动是一单纯的学生运动，他对此一运动的评价有着由抑而扬，由淡漠而积极的变化。到了1930年代，他不但对“五四”运动中学生的无畏勇敢和单纯热烈予以肯定和认同，而且将其纳入新文化运动的视域中去把握，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渊薮，而“五四”运动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典型表现。
二、“新文化运动”的审思
仔细梳理鲁迅有关“五四”言说的梳理可以发现，他多是以广义的“五四”来指称“新文化运动”，认为它是一场旨在变革和创新的文化思潮，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上有着重要深远的意义。它“有其光荣”，是有着“历史上的光辉”；在《我观北大》中，热忱礼赞了北大在新文化运动中反抗黑暗，积极维新，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在《关于妇女解放》中，热烈肯定新文化运动提倡妇女进入社会、争取解放和独立的进步主张……但鲁迅更为关注的是“新文化运动”在“文学革命”上的业绩和成就。认为：1.“文学革命”中白话的提倡，不仅让中国文学有了新发展，而且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有真的声音”的国度。2.“文学革命”带来了文学样式的新变化和革新。“从五四运动后，新文学家很提倡小说；其故由当时提倡新文学的人看见西洋文学中小说地位甚高，和诗歌相仿佛”。“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3.创作出现了新的取向。在表现生活时，它不再“瞒和骗”，而是“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人物形象的塑造也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变而为新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
当然，鲁迅在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也对其不足和遗憾进行了应有的反省：1.“新文化运动”得益于西方新思潮，但也有着“唯西是从”、自我东方化的危险。2.“新文化运动”有着急功近利、躐等躁进、轻视翻译等毛病。3.“新文化运动”中有着泥沙俱下沉渣泛起现象。哄抬古之小说，乱标各类小品的就是其症状之一。4.“新文化运动”队伍混杂不纯，也让他很是忧虑。五四时候，曾经在出版界上发现了“文丐”，接着又发现了“文氓”。对同一阵营中人的离散，他愀然不已。“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对“五四精神”的离散消逝，他怅然若失。“今日文学最巧妙的有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派。这一派在五四运动时代，确是革命的，因为当时是向‘文以载道’说进攻的，但是现在却连反抗性都没有了。不但没有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的发生。”
三、“五四”叙事的特性及意义
“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极为广远和深刻的影响，也对鲁迅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多关注“五四”时期鲁迅的创作，对鲁迅的“五四”书写及其价值与意义却很少关注。
与那些直接表现“五四”的作品不同，鲁迅的“五四”书写多是间接展开；也与别人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混同视之不同，鲁迅的“五四”叙事多从“新文化运动”层面展开。《狂人日记》是鲁迅表现“新文化运动”的肇始之作。作品以特有的深刻和精警，批判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揭露了“历史”吃人的本质，从来如此就对么的质疑，“救救孩子”的呐喊……无不是新文化运动中最为愤激悲怆的呼号。与此同时，破坏偶像、反对迷信、否定传统、关切新变、相信现在必胜过以往的信念等“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主张，也在《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作品中有着具体表现。吕纬甫曾“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魏连殳为追求新的知识与生活到外地求学，“喜欢管别人的闲事”，认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孩子身上，个性独异，被人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也毫不在意。《伤逝》中子君和涓生更是追求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典范。他们“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子君“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的宣言，更是千年来女性“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可以说，鲁迅的“五四”书写虽不如他人那样正面切入，但“新文化运动”的种种主张、渴念和吁求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全面的表现。
与一般叙事只关注“新文化运动”思潮高涨时情形不同，鲁迅在表现“新文化运动”时，多是整体性观照。这种观照的整体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不只着眼于其激情蓬勃、狂飙突进的高潮时期，而是对其开始到结束，发展到落潮的整个过程予以把握。2.是将“新文化运动”置于个体命运和社会发展中进行整体观照。写出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等人抗争的荣光时，也写出了他们命运的黯淡和人生的困窘；写出了他们在启蒙场中的焕然鲜亮，也写出了他们日常琐屑中的颓唐与虚无。这种整体性观照，所得自然不会“乐观”，但却有着人物命运和心灵的真实，更潜藏着深刻的自我审视和反省的意向。具体来看，这种反省意向体现为《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作品中回溯视角的采用，人物关系上现代知识分子间“看”与“被看”的模式设置。只不过《在酒楼上》《孤独者》中“我”与吕纬甫、魏连殳间是“看”与“被看”的显在模式，而《伤逝》中“我”对“自我”的忏悔则是“看”与“被看”的隐在模式。无论哪种，都让作品带上了强烈的反思意味。
总之，在鲁迅“五四”叙事的这种审思与瞻望中，我们感受到了鲁迅对“新文化运动”至为深刻的反思，也直觉到了鲁迅生命体验正蕴蓄和酝酿着新的淬炼和升华的可能。就在此时，他开始将心力聚焦于自我精神和心灵深处，致力于“抉心自食”式的发掘，而这种发掘的直接结果就是深邃瑰丽而又卓绝独异的《野草》的出现……
文章摘自《湘潭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原文约1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