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含义流变的历史阐释
作者：晁天义，中国社会科学院。
摘要：“大一统”的本义与引申义虽有联系但内涵不同，前者是指“尊崇一个以时间开端为标志的统绪”，后者则是指“大规模（或大范围）的统一”。在公羊学经典中，“大一统”与“通三统”是儒家“三统说”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辩证统一、互为补充。秦汉时期，由于“三统说”不能合理解释东周以来的历史发展，也不能适应政治体制变化的现实需要，同时在逻辑上方枘圆凿、迂曲难通，因此被更具解释力的“五德终始说”取代。儒家公羊学意义上的“大一统”理论随之流于纸面、沉寂千余年，成为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空洞理想。元代尤其是晚清以来，在实现多民族国家统一、维护领土主权完整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大一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证明中华民族具有国家统一悠久传统和历史依据的标识性概念。
一、引言
自西汉直至晚清乃至当代，人们关于“大一统”一词的理解和使用分别有本义和引申义两种虽有联系但内涵不同的所指。本义层面的“大一统”，初见于儒家经典《公羊传》隐公元年（前722），被今文经学家认为是《春秋》“微言大义”的核心内容之一。用今天的话来讲，《公羊传》所谓“大一统”的本义是“推崇一个（以时间开端为标志的）统绪”。这个本义的要点有三：（1）“大一统”之“大”，是动词“张大”“推崇”之义（而不是形容词“巨大”“伟大”）（2）“大一统”之“统”，指以一年起始时间为标志的“统绪”而非政治、意识形态、领土等方面的“统治”；（3）“大一统”之“一统”，本是相对于“三统”而言的，而不是相对于“分裂”而言的“统一”。然而及至晚近以来，“大一统”本义逐渐被人们忽视，在很多场合下被理解为“大统一”，即“大规模的统一”或“大范围的统一”。“大一统”引申义的出现固然可以视为对概念本义的一种创造性发展，但却导致了对经典的误解。
二、“三统说”：“通三统”与“大一统”的辩证关系
要想探析个中缘由，就需要从儒家历史理论“通三统”说入手。所谓“三统说”是春秋晚期由儒家学派构建而成的一种历史理论，其核心内容是主张历史的发展按照“黑→白→赤→黑→……”3种不同统系的顺序依次更替且循环演变。“三统说”包括“通三统”与“大一统”两个层面。所谓“通三统”，又称存三统、存三正、通三王、通三微，是儒家公羊学派所推崇的一套历史哲学和意识形态理论。综合相关研究，我们认为，“三统说”是东周时期儒家依据周代封建制度提出的一种政治学说和历史理论，目的在于应对春秋晚期王纲解纽、礼坏乐崩、霸权崛起的局面，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追求的王道政治赋予合法性。但是，这一理论在东汉时期却面临着诸多困境。首先，秦汉之后中国政治的特质和运行规则发生重大改变，从而使得“通三统”历史理论失去适宜的生存基础。其次，“通三统”无法对秦汉之后的历史和现实做出令人信服的阐释。另外，作为一种历史理论，“三统说”在逻辑上具有诸多难以自洽的缺点。
三、 “三统说”在秦汉之际的遭遇
与“三统说”面临理论与现实的冲突遭遇不同，“五德终始说”自战国末期被齐人邹衍发明后便得到很多政治家的信奉。最终在西汉时期，古文学家刘歆改造“五德终始说”使之与“三统说”合二为一。他的具体办法是，将建子为正月的赤统归属于五德中的火德；将建丑为正月的白统归属于五德中的金德；将建子为正月的黑统归属于五德中的水德。经过刘歆的努力，儒家终于打通了“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两种历史理论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障碍。东汉时期，“三统说”已完全融合于“五德终始说”，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大一统”自然最终被人遗忘。
四、 作为“大统一”的“大一统”及其合理性
由以上考察不难看出，秦汉之后的统治者不再像西周时期的统治者一样温情脉脉，也不寄望于靠那种“存二王之后”的迂腐办法来证明政权的合法性。他们更加笃信的是“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之类的暴力强权理论。对这些人讲“通三统”“大一统”，无异于对牛弹琴，如果有人真的实行这套理论，也一定属于宋襄公之流所谓“蠢猪式的仁义”一样迂腐可笑。在这种环境下，一度被儒家奉为金科玉律的“三统说”必然成为一种游离于现实之外，停留于纸面之上的理论。因此，尽管与《公羊传》《春秋经》等今文经学文本一直存在于所谓“九经”“十二经”“十三经”当中，但其中如“大一统”之类的微言大义却始终没有得到真正重视，更不用说发掘新义，付诸实践了。
文本虽然一经产生就成为一种相对恒定的存在，但是它本身并不会说话，它也决定不了自己说什么话。相反地，文本是否“说话”，以及用怎样的方式“说话”，说什么样的“话”，不仅取决于文本本身，更取决于时代需要。从元代开始，知识阶层当中就已出现将“大一统”理解为“大规模统一”的现象。如小兰禧、岳铉等纂修的《大元一统志》，又称《大元大一统志》。所谓“大元大一统志”，显然应当理解为“体现元代大规模统一的志书”。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力图借助传统儒家经典概念强调天下统一的意义，体现了当时统治者的良苦用心。到了晚清时期，在沉寂一千多年之后，时代更需要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说话”了。然而提出这种要求的晚清时期的环境，与西汉时期并不相同：西汉统治者需要的是借助公羊学历史理论构建意识形态，说明自身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法性；而对于晚清统治者来说，亟待处理的一方面是国内统治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是国外势力的威胁和压制。在内外压力下，如何凝聚国家力量，维护领土与主权完整，成为晚清以来中国人面临的历史使命。在此背景下，“大一统”再次出现在人们的笔端或口中，然而却是以“大规模统一”的含义被理解和使用的。
近代以来，知识精英阶层对于实现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最为敏感，故而在“大规模统一”层面使用“大一统”概念者数不胜数，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如梁启超、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钱穆、杨向奎等人。在引申义层面使用“大一统”概念者，还有如下文字：“社会的发展，封建割据逐渐萎缩，天下趋向一统，新兴的地主阶级要建立大一统的天下取代诸侯之割据，《公羊》代表了这种倾向，充分肯定了这种理想”。与其他学者宽泛笼统地谈论“大一统”、将其理解为“大统一”不同，杨向奎由“大一统”本义推导出国家统一、思想统一等新义，从而为引申义赋予具有“经典来源”的合法性。至于以下文字，或云“大一统”，或云“一统”，或云“统一”，则径直将两种意义上的“大一统”连缀起来：“大一统义倡自《公羊》，汉末何休发扬光大之，千百年来此义深入人心，变成我国民族间之凝聚力，都是炎黄子孙，华夏文明，始终应当一统……即使在中国分崩离析的时代，无论朝野，这统一的思想始终浸润在人们的心间”。这种做法恰如“入其室而操其戈”，最具感召力，但也最容易引起这个概念的混乱。
从前文关于“三统说”如何由于秦汉及其之后政治体制的变化而丧失合理性，并最终导致“大一统”思想流变的讨论可以看出，导致文本含义流变的根本因素其实正是时代环境，亦即理解者的处境。比如说，孔子对“大一统”的理解一定是从他所处的春秋晚期礼坏乐崩、王权凌夷的社会相一致的。孔子去世之后，“七十子”后学关于“大一统”的传承和阐释，则体现了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要求和时代主题。同样，秦汉时期的政治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历史上一度存在且为儒家所向往的“存三统”“大一统”变得不合时宜。对于汉代儒生来说，就只能在“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层面发挥“大一统”学说。元代尤其是晚近以来，当民族认同甚至国家主权、领土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大一统”自然就被解读为“大规模的统一”。
文章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原文约3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