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与阴阳：两宋思想、政治转型与夷夏观的重构
作者：钱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夷夏阴阳说是一种以阴阳譬喻政治、诠释夷夏关系的论述，结合了传统思想中的阴阳五行观念与夷夏观。从汉代开始，夷夏阴阳说便与儒学中的“天人关系”密不可分，汉儒以此强调“阳尊阴卑”与华夷秩序的对应。到了宋代则又随着思想与政治的转型，根据“有阴则有阳”、“阴阳消息”、“孤阳不生”衍生出夷夏相对、“重内轻外”、夷夏不可相无三种不同诠释。伴随着北宋到南宋的不同政治格局的塑造，夷夏不可相无也经历了官方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实现了夷夏观的重构。并且借由思想家、科举用书等广泛传播，夷夏阴阳说也成为后世审思华夷关系的重要资源。
一、 “中国为阳”：汉唐时期夷夏阴阳说的场域与意涵
目前所见最早明确以阴阳与夷夏对应，应是《史记·天官书》。阴阳的抽象关系也被纳入对政治等领域的论述。
到了汉代，夷夏分阴阳，不仅与天文等有关，更与阴阳五行观念的流行密不可分。夷夏之辨与阳尊阴卑的对应关联，是这一时期夷夏阴阳说的主要特点。在政治与学术的修辞中，汉儒对“阳尊阴卑”的强调和中国中心、四夷宾服之类政治理想的论述，使得本无明显高下之别的夷夏之辨，愈发具有明显的价值、等级区分的意味。
二、“夷狄亦天地之一气”：宋学兴起与夷夏阴阳说的重构
汉儒以“阳尊阴卑”对应“夷夏之辨”的论述，有如《周易》中所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不仅在学术、政治论争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更成为一般人的常识与观念。直到北宋时期，夷夏阴阳说仍然影响着当时人的思维。值得注意的是，惯以阴阳论夷夏的两宋士人，也逐渐产生出一种新的夷夏阴阳说：不同于汉唐时代以“阳尊阴卑”对应“夷夏之辨”，而因阴阳共生转以强调夷夏共存。
这种主张“夷夏并存”的论调固然与北宋以来所面对的时局有关。但宋代儒学复兴背景下的思想转型，也是这一时期夷夏阴阳说重构的重要背景。宋人对“天理”的探求与对阴阳关系的思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儒学善恶、尊卑的框架。在此思想转型的背景下，汉唐时的夷夏阴阳说也随之出现新的意涵。虽然以“阳尊阴卑”为核心的夷夏观仍有广泛影响，但是从“有阴则有阳”来看夷夏的说法也开始出现。
三、“殊无伦理”：北宋时期的夷夏阴阳说的顿挫及其背景
北宋思想转型下而重构的夷夏阴阳新说，侧重于以“有阴则有阳”来论说夷夏各自相安，是北宋后期“重内轻外”政见下有影响力的一种论述。其内涵在于反对北宋中后期的开边，而通过阴阳并立与阴阳消长两面强调内政的重要。
四、“夷狄无殄灭之理”：南宋政局与夷夏阴阳说的流行
绍兴十九年（1149）四月戊辰，经过靖康之变、绍兴和议之后，有关“中国”与“夷狄”的关系在南宋朝廷上再次被谈论了起来。传统的世界秩序是以中心向边缘的辐射，因而形成的是中心（内）与边缘（外）的对立，而南北并存将中心与边缘，转化成了南与北的问题。这样就消解了中心的优越性与唯一性，也同样突破了北宋在对外关系中试图维持的道德主义边界，造成了传统观念世界的失序。如果说北宋时期尚且还可以借助疆域、文化、天象等来说明北宋王朝的优越性（像石介的《中国论》），那么南宋时出现的“南北并存论”似乎表示，南宋王朝外部空间的缩小只能使其接受并开始尝试构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承认国家的有限性和“国”际关系的存在与合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南北共存都日渐成为南宋人的共识。
五、“决之者自有道”：南宋经学对夷夏阴阳说的受容
南宋前期君臣出于实际政治需要，突破了传统中国对外秩序的理论边界，转而承认国家的有限性与国际秩序的存在和合理性，使得夷夏阴阳说正式在政治领域得以确立。这样一来，也促成了夷夏阴阳说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进一步扩展，即便是在强调尊王攘夷、夷夏之辨的《春秋》学领域，经学家的观点也悄然地发生了变化。两宋经学在应对夷夏之辨的问题中，常常表现出道德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明显的取向。
六、余论：兼谈后世的夷夏阴阳说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夷夏阴阳说是在宋代特殊的思想、政治背景下重构的思想论说，但并没有随着宋朝的终结而消失；尤其是在重视“夷夏之辨”的明代，仍影响着知识人对夷夏关系的思考。首先，以阴阳对应夷夏的思维方式，在后世屡见不鲜。其次，夷夏阴阳说随着宋代思想家们的著作、科举用书等得以流传。再次，夷夏阴阳说在汉籍阅读圈内也为人所熟知。
文章摘自《复旦学报》2021年第3期，原文约187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