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瘟疫下的赵烈文
作者：尧育飞。
赵烈文日记记载了许多人染病的消息，其中一些确然无疑的因瘟疫而造成的死亡事件，影响了赵烈文同治元年的活动。这一年秋冬季节，赵烈文为亲人和“家人”的染疫身亡所困扰。这些事情打乱他的日常节奏，改变他的行程和生活。对赵烈文而言，同治元年堪称他一生中的“瘟疫时刻”。
一、正月的天气与兆头
同治元年（1862）元旦，早晴，东南风，天气寒冷，不久就腾起大雾。赵烈文照例焚香拜天，拜孔子，拜菩萨，拜先祖。然后开始他每年年初必备的例事，预占流年吉凶的占卜活动。几天来，武昌等地的大雪给了他特别的信心。新年的前程无法预料，赵烈文当下的居所却已怪事连连。
新年以这样的怪异和冷酷的方式开篇，对赵烈文而言，比军兴以来的其他年份残酷一些。好在，习惯漂泊的他尚能忍受。不过，接下来的年景更为糟糕。
古人常用物候和天相征兆一年的运势并非无因，从同治元年江南的景象看，这一年的确没有太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咸丰十年（1860）开始的瘟疫在这一年来得尤为猛烈，许多人都在这场瘟疫中死亡。赵烈文不得不面对许多人的非正常死亡，其中一些死者对他而言十分重要，另一些人虽不那么重要，却也在他生命中留下痕迹。他把这些都记到日记中。
二、奇人周腾虎身后的事宜
周腾虎是赵烈文日记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人物，日记中称作弢甫、韬甫、弢翁、弢老等。赵烈文详载周腾虎相关事情，不仅因为周腾虎是他姐夫，更因周氏在他的成长过程和思想观念上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赵烈文初识曾国藩，也是因周腾虎大力举荐。
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赵烈文获悉周腾虎逝世的凶耗。周腾虎是患疟疾去世，至于详情病况，则不得而知。
周腾虎的去世，对曾国藩幕府而言，仅仅是失去一位幕僚，少了一位办事人员，但对赵烈文而言，则是一位挚亲的永别，是一位如父兄般朋友的死亡。死亡也并非仅仅带来悲痛，它还留给赵烈文诸多具体的事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安葬周腾虎，以及承担其家室的照料工作。八月十二日，周腾虎辞别曾国藩，前往江西迎接周腾虎全家。处理周腾虎后事，由此成为赵烈文同治元年下半年的主要事务。赵烈文处理的这些繁琐事务，主要分以下五个方面：其一，前往周家报丧，安慰周氏家人。其二，办理周腾虎丧事。其三，为周家今后的生活筹措助金，照料周家后人。其四，全面照料周腾虎家眷及家庭杂事。其五，主持周腾虎灵柩的安葬事宜。
在料理完周腾虎身后事宜的过程中，赵烈文肩上担子的并未减轻。因为他的另外一些家人也没能抵挡住瘟疫的侵袭，接二连三地死去，这些事情同样困扰了赵烈文。
三、赵烈文“家人”之死
同治元年八月，江西南昌也出现了疫情。这场瘟疫给了仆人李宜出场的机会，因为这场大病，他被赵烈文写进日记，并且在日记中留下完整的姓名。然而，这场大病的结果是他的生命为之终结。
瘟疫令赵烈文家中的仆人发生许多变化，旧仆人离开，新仆人很快递补。九月初九日，李宜去世后不久，赵烈文就新收留了一位安徽巢县籍的仆人吴升（据下文，应为“李升”）。这年年底，赵烈文在上海处理完周腾虎等人后事之后，于十月二十三日从上海启程返回安庆。无奈船尚未离开上海，李升已经病发身亡。
人类的悲欢可能相通，但不同人对于瘟疫、疾病的感知并不相同。赵烈文是敏感而多情的，故日记触及瘟疫和死亡往往情绪激动。
然而，笼罩于这场瘟疫之中，江南地区的死亡往往不期然而至。若无文人之笔记录瘟疫中的伤痛与死亡，则病者与死者这段经历无疑会一道与草木同朽。好在，赵烈文等人没有无动于衷。九月十一日，赵烈文奉命往九江雇佣轮船，道经华阳镇时，“舟中有趁客疾死，为助棺木。”特殊情境中，一点同情心，就为历史留下一段值得追念的印记。
四、谁在关心瘟疫下的个体？
以同治元年为横断面，对这一时期历史做切片，这种切片不以宏大事件为主要关切，也并不把目光锁定在重要历史人物，而从家庭视角和个体生活入手，解析个体在瘟疫面前如何处理具体的生活事务。个体生活事务包括生计、家庭事务等等。本文没有关注经济状况等方面，而主要聚焦瘟疫带来的疾病和死亡，尤其注意考察死亡对个体的冲击。对个体而言，死亡是瘟疫的极端结果，也是个体生命和情感最终的检验标尺。死亡对个体心灵层面、日常生活秩序都造成突然的冲击。因应死亡带来的冲击，个体必须直面死亡，处理死亡造成的一系列后果，日记描摹了瘟疫下的众生相，有助于窥见个体的责任、性情、才能等等。
通过日记对瘟疫的记载，可管窥日记作者对瘟疫的关心程度。一些作者泛泛而记，另一些作者投入相当多笔墨关注，一定程度形成关于瘟疫的“凝视”。不同作者对瘟疫的“凝视”却又呈现差异，有的“凝视”整个社会的瘟疫状况，有的关注局部某些群体的瘟疫状况。可以说，不同阶层的人对这场瘟疫有着天差地别的认识，对赵烈文而言，他了解这是一场空前的瘟疫，但主要关注瘟疫所造成的亲旧的死亡，他并没有将其与更广泛的灾难联系起来。在赵烈文笔下，死亡是无可挽回的伤痛，然而却是孤立于广漠世界的个体和家族的伤痛。
由瘟疫造成的疾病和死亡，催生诸多的疾病书写和死亡书写，意外促成畸形的文学繁荣。瘟疫造成诸多医学记录的繁荣，症状、药方等记载散落在各种杂记簿册中，有时进入新的医案中，并激发更多人对医学的关注。伴随着瘟疫的发展，书信、日记、诗文集中均大量记载相关内容，瘟疫造成的死亡则促进挽联和传志文学的发达。瘟疫和战争结束之后，文人还通过书写传记，建造昭忠祠，举行各类祀典活动，纪念死者，以便让他们永远活在文字世界，成为永恒记忆的一分子。
底层的仆人也因为这场瘟疫获得表现的机会，他们承担了更为繁重的护理与照料工作，结果往往换来莫名其妙的病痛。由于医疗条件的匮乏，许多仆人在这场瘟疫中死亡，他们以这样的不幸，在主人的日记中留下了比从前更为深重的痕迹。他们的名字被记载，他们的事迹被流传，他们用生命写下了社会边缘人的悲歌。李宜、李升等仆人的死去，以及吴升等新仆人的到来，表明这一时期仍有大量的人民流离失所，而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总能轻松找到新的家奴。瘟疫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有些人在瘟疫中的处境显然更为悲惨。
瘟疫也带来家庭关系的改变。一些人被迫提前承担应有的社会角色，而另一些人则失去亲人庇护，可能走错了人生路。赵烈文和周腾虎之子周世澄的经历，反映了这种变动。同治元年的瘟疫再度证明在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中，亲属仍是人际关系中的“强联系”，基于同年、地域等因素组成的联系可能不及家族那么强力。对同治元年瘟疫下的众生而言，家仍是最具吸引力且最能提供有力保障的港湾。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18ZDA259）阶段性成果，由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首发。］
摘自：“澎湃”网－私家历史，发布日期：2021－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