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戊奇荒”的社会应对与传统救灾模式的近代化转型
作者：王国棉，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摘要：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历时之长、受害范围之广、灾情之重为历史罕见，造成朝野震动并引发舆论的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在舆情的影响下，具有资本主义意识的新兴工商业者和外国传教士等新型的民间赈灾组织也积极呼应，采取多种形式展开赈济。绅商的慷慨义举成为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的主要源泉和民间赈灾新生力量的表达，而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也在改变着中国传统的救灾“成式”,使西方的赈灾慈善理念得到传播。救灾过程中，官民互动尤其是民间力量中近代绅商和西方传教士的参与，书写了中国救灾的多样形式、多元主体及趋向专业的新篇章。
一、丁戊灾情及舆情扰动
在“同光中兴”渐入佳境之时，腐入骨髓的清王朝遭遇了一场伴随人祸而来的特大天灾——“丁戊奇荒”。这次大祲表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二是成害范围广。三是并发灾害致灾情加重。
正是由于大荒的“古所未见”，造成朝野的震动并引发舆论的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反过来，舆情的震惊也使得灾情的影响不断扩大。在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大背景下，灾情与舆情的相互扰动，推动新的救灾力量的介入。
二、新的救灾力量的介入
光绪初年旱情出现后，并未引起政府的警觉，直到光绪三年大灾形成后，清政府才开始作出反应。虽然在整个大荒的过程中作出了努力，但由于灾情严重，加之地方财政困顿，仓储不足，清廷只得剜肉补疮，减免、缓交各种军饷、京饷、应缴朝廷的各项钱粮，虽然如此，灾情仍然持续恶化。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新的救灾力量开始介入，从而形成官、商、教三者的赈济合流。
客观地讲，“丁戊奇荒”中，官赈作为一种传统的且重要的救荒形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官方显然无法单独应对如此严重的灾情。所以，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推动下，具有资本主义意识的新兴工商业者迅速加入到山西赈济的行列之中。绅商的慷慨义举成为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的主要源泉。灾情出现后，许多灾民开始向江南等富庶地域流动，所以江南绅商最先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同时，灾情严重省区的绅商也不甘人后，积极开展捐赈活动。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后，基督教中的部分信徒转信新教，教徒流失严重，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基督教影响。“丁戊奇荒”的发生为西方传教士“争取信徒”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所以，当灾情出现后，西方传教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救荒活动中。随着旱情的加剧，要求成立赈灾基金机构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从总体上讲，虽然传教士的救灾效能与政府和绅商无法比拟，但其具有的风向标意义却是十分明显的。
三、传统救灾模式的近代化转型
“丁戊奇荒”发生于清末这一社会结构发生迅速变化的时代，战乱、赔款、吏治腐败及连年的灾荒，使本来就羸弱不堪的清廷危机四伏，根本无力更无心应对灾情。正当中国历史转型的前夜，各种社会力量风起云涌，新型的商赈和外来的教赈的出现及其与传统官赈的合流助推了中国传统救灾模式的近代化转型。
“丁戊奇荒”中，西方传教士不仅积极参与救灾，而且通过自身掌握的、几乎占垄断地位的中外文报刊报道灾情、针砭时弊，并就赈灾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既使国内外对灾情有了较为深入广泛的了解，也使西方的赈灾慈善理念得到传播。1.实业救灾理念的萌发。2.对国际赈灾的接纳和认可。
“丁戊奇荒”中，官民互动尤其是民间力量中近代绅商和西方传教士的参与，书写着救灾的多样形式、多元主体及专业趋向的新篇章。1.救灾形式的与时俱进。首先，信息传播为救荒助力。其次，不拘一格，因需设法。第三，突破均平救济的传统藩篱，因需施赈。2.救灾机制的专业趋势。首先，专业的救灾机构开始建立。其次，较为规范的组织体系和运作模式酝酿成型。第三，公开透明的散赈方式付诸实施。3.救灾主体的多元合流。商赈、教赈的异军突起和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开启了中国传统荒政模式向近代模式转化的进程，官方、近代绅商和西方来华教会的赈济合流标志着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发端。
文章摘自《东岳论丛》2021年第10期，原文约119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