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其礼而知其政”：从周公制礼到秦行郡县
作者：盛险峰，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我国素称礼仪之邦，古文明绵延不绝。这一特殊性的历史发展路径，可以从“礼”与“政”的关系来探讨：独特农耕文明孕育出的礼制，不仅有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同时也为集权政治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在这一演进的过程中，周公制礼和秦行郡县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重要的制度设计，塑造了中国古代的基本国情：周公制礼的目的在于建构出一个礼乐文明，但也遗留了差等社会，经过战国变法，这一秩序的建构由以“人”为逻辑的礼制升级演进为以“事”为逻辑的法制，为秦统一提供了新的治理方案——郡县制。礼反映了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成熟国家的社会关系，而法反映了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集权国家的政治关系，二者相同的一面又体现了中华文明演进的内在延续性。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表明，礼与政的关系不仅具有共时性的反映关系，也有历时性的因果关系，礼对于中国古代王朝政治制度和道路模式的选择影响深远。
我国素称礼仪之邦，古文明绵延不绝。这一特殊性的历史发展路径，其在礼乎？在政乎？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实际上秦以后帝制时代的国家治理中，礼与政的关系不仅具有共时性的反映关系，也有历时性的因果关系，这表明礼对中国古代政治影响最为深远、极为深刻。
一、礼与“人情”
礼植根于我国独特的农耕文明，认识其发生及功能，是探讨礼与政关系的前提。礼作为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认识礼政关系是不能离开儒家视角的。在儒家看来，“人情”与礼的关系，既可以解释礼的发生问题，也可以阐释礼的功能问题。
礼的发生，是礼的基本问题。儒家立足于人，认为礼依人情而生，并围绕“人情”，对礼的发生的认识形成不同阐释框架。
从性情关系上看，礼是“以性制情”的手段，此说可称为性情论（认识论）。这一立论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为儒家基本主张。
从情礼关系上看，有“缘情制礼”之说，此说可以称为情礼论（决定论）。礼与人情的不同，是学而能，是社会的规则，以学而能的礼去改变“弗学而能”的人情，才能解决人欲与物的矛盾，维持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
从心情关系上看，人情是人心的反映，即心情瑏瑠论（反映论）。心情论反映了人心与人情的关系，礼除了对人情的制约，也对人心有建构作用。
以上三论，是以人为核心建构的，对礼产生的自然性、社会性和心理性进行阐释，从不同维度较为全面地揭示了礼的发生具有客观性、人文性和心理性的特征，这为儒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逻辑基础和认识起点。而人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属性，使礼又具有自然之理和社会之理的双重性。因而，礼除了具有“践履”之义外，还具有规则之义。
礼以人为核心，人是家庭、社会和国家组成的基本细胞。礼作为家天下政治的工具，其功能体现在人、社会和国家等不同层面。以人的视角来看，礼可以塑造君子人格。从社会和国家的视角看，礼与人情的关系犹如“器”与“田”的关系，是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工具。
以上从礼与人情关系角度探讨了礼的发生及功能。其中，性情论和心情论具有学术思想建构的意义，而荀子的情礼论则具有政治的张力。荀子认为礼建立起来的差等和秩序，目的在于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在儒家看来，礼产生于人类自身从自然的获得能力与欲望这一矛盾，是中国古代社会和国家演进的产物。礼既具有工具意义，也具有目的意义。礼在这样范围天地、涵容家国的普适价值下，建构出的礼制化秩序社会，是以差等秩序为工具和目的的，这为集权专制政治提供了社会和文化的土壤。
二、礼与周公制礼
礼由社会上约定俗成的规则上升为国家制度性的规则，这与制礼是不可分的。从制礼上看，周公之前的制度设计，限于文献不足征，渺不可知。而在殷周之际，周公制礼作为中国古代“天下为家”演进历史中的重要大事，影响深远。周公制礼推动了礼的发展，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制度建设、国家治理和价值建构等不同层面。
从制度建设上看，周公制礼实际上是礼的国家制度化。礼之所以国家制度化是由于家天下政治的需要。从国家治理上看，周公制礼体现了以礼治国的特征。周公制礼又在道德、文化和心理等不同层面进行价值建构。在道德层面，以礼治国是以德治国的核心。在文化上，礼治社会孕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在心理上，礼在家天下政治的驱动下，在道德和文化思想的双重塑造下，必然会反映在社会心理上，正如《礼记·大学》所谓的“正心”和“诚意”，而“正心”和“诚意”从塑造个人心理到塑造社会心理，则成为礼的主要功能。
周公制礼的目的是通过血缘秩序建构地缘秩序维护家天下统治，周公制礼依托于人情，又塑造出新的人情，在这一礼制化人情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其本质特征为亲亲尊尊的差等及其政治和观念。周公制礼在“天下为家”时代建构出严密的等级秩序，这一人情社会既体现了国家的发展，也是古代国家政治、文化思想产生的土壤。
三、礼与秦行郡县
秦行郡县是国家治理方式的升级，是对战国变法运动成果的继承和发展。而从战国变法实践来看，就不能不考察礼与秦行郡县的关系，二者虽在治理方式上有本质的不同，但维护家天下政治的目的并无二致。
从战国变法和秦朝制度的选择上看，礼与秦行郡县具有因果关系。首先，从制度设计上看，周与秦朝实行的制度不同实出于礼法之别，而礼与法之别由儒家和法家的不同可窥一斑。其次，从社会结构上看，礼法主张虽有人、事分殊之别，但对社会秩序建构的目的是一致的。
从制度设计、社会结构上看，以人为主的礼序社会和以事为主的法序社会，必然走向人事合一、礼法合流的社会，礼与秦行郡县有历时性的因果关系。礼秩序是以人为差等建构的。中国古代礼制化的人情社会，是专制基因赖以存在和长期延续的土壤。法序社会是以事建构人的差等，事功成为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流动的主要依据。战国时期的变法确立了以事为逻辑，必将导致集权，集权必将走向专制。郡县制雏形于春秋时期，是诸侯国对地方治理进行的制度上的探索，这一创新从制度本身推动了分封制瓦解。而推行郡县制的目的，除了提供有别于分封制这一地方治理的方案外，还具有加强中央集权的功能，这在战国变法中显得尤为突出。
由于人与事的关系，从集人到集事是必然的，而集事必然导致集思。从郡县制与大一统关系上分析，专制集权与国家大一统体现为因果关系。大一统思想是西周分封制实践的精神所在，它系统化于先秦儒家思想体系之中。
从国家起源理论上看，中国古代制度设计及政治实践，特别是政治道路的选择，决定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质。而差等社会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不仅促使集权专制的发展，而且也决定了古代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从中国古代人情社会分离的公共权力，遗传了专制基因，并促使专制基因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色。
从周公制礼到秦行郡县，体现从天下到国家地域空间关系建构的演进。周公制礼是以血缘关系维系地缘关系，虽有宗法氏族社会的遗风，但已具有成熟国家的特征；而秦行郡县是以地缘关系建构中央集权，体现了集权国家的特色。在差等社会的建构上，二者具有同质性，从权力的集中上看，秦建立帝国政治使差等社会上的政治体现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特征，这是自周公制礼以来差等社会继续演进和发展的必然结果。周公制礼塑造的礼制化人情社会，成为王制的社会基础，也是秦行郡县的社会基础；而郡县制塑造的人情社会，发展了周公制礼的人情社会，为中国古代政治遗留了专制基因，这对中国古代历史影响深远。
四、余论
差等社会和集权专制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政治的特质，也是历代王朝建立的基本国情，它决定了历代王朝建构的政治特色，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道路的类型。从国情上看，我国独特的农耕文明孕育了特殊的差等社会。从特色上看，中国古代是集权型的国家。从类型上看，建立在差等社会和集权专制基础上的中国古代家天下政治，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类型和发展道路，被称为东方型。以上对中国古代国情、特色和类型的探讨表明，礼与政不仅具有共时性的反映关系，也有历时性的因果关系。从中国古代制度设计上看，周公制礼和秦行郡县影响深远。
文章摘自《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原文约1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