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前期践行与反思改良
作者：袁宝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汉武帝借助董仲舒公羊学的理论要义，完成了“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理论构建，为其军事征伐赋予合理性解释和正义色彩。不过，在其初步践行这一思想后，诸多现实问题纷至沓来，由此引发了守旧派的诸多质疑。对此，汉武帝深刻反思后，依然坚持“有为”理念，通过强化中央集权、推动边疆战略手段的多元化以及对羁縻思想的理论化、制度化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王者无外”边疆思想及其实践的完善和改良，提升了其理论性与可行性，使之成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边疆思想理论成果。
汉武帝亲政后，一改汉初以来“黄老无为”的政治风气，西汉王朝自上而下表现出一种积极态势。经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以公羊学的“大一统”观念作为专制统治的理论依据，为汉武帝践行“有为”理念、建构“王者无外”边疆思想提供了重要的义理支撑。而一旦确立“大一统”观念，超越夷夏之限化育“四夷”的文化诉求也便应时而生，汉武帝“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形成与实践便是其作为统治者给出的时代应答。
一、汉武帝“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形成及其前期践行和反思
汉武帝登基时，西汉王朝承文景之治余绪，物阜民丰、国力强盛，即将步入前所未有的黄金盛世，极大地推动了汉初以来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发展，为儒家思想的昌盛乃至独尊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经文景两朝的不懈努力，至汉武帝时期西汉帝国的国家形态渐趋完备，刘汉“有限皇权”向“绝对皇权”的转化亦进入到关键阶段。随着统治秩序的日益稳定，如何为皇权赋予合理性解释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需求，这种需求为儒学昌盛提供了历史契机。此外，汉武帝时代华夏族群在文化层面已经远远领先于“夷狄”群体，但在军事交聘层面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势，化解夷夏观念与边疆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亟待理论层面的突破，这成为儒学昌盛的又一强大动因。
汉武帝践极之初就对传统“无为”理念下的边疆经略方式深感不满，有改弦更张之意，适值东南边疆屡生事端，于是汉武帝初步尝试运用军事手段予以解决。此番尝试可以视为汉代边疆治理实践向践行“有为”理念嬗变的先声。自此以后，对匈战略成为西汉王朝国家决策中的重要议题。
自汉初以来儒家学派从未放弃回归学术舞台中央的努力，而在董仲舒把公羊学理论上达圣听、汉代边疆战略即将发生剧烈变革之际，其终于迎来振兴的历史契机。此后，儒学获独尊地位，凌驾于诸学之上，属于儒家的时代就此开启。
公羊学的“君权神授”之说为皇权的合理性赋予神学解释，使困扰刘汉宗室数十年的皇权合理性问题得到解决。儒学的兴盛推动了夷夏一统观念的成熟，化育“四夷”成为时人的文化诉求，为不同民族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理论空间。
这里，需要对公羊学思想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之间的因果关系与内在逻辑有一个清醒认知和客观判定。“大一统”观念是先秦以降学术争鸣的重要理论成果，汉武帝以“大一统”作为其边疆思想的核心要义早在大举征讨匈奴之前，并非经由董仲舒的引介荐举。董仲舒的贡献在于其利用公羊学理论为这一思想进行系统论证并提供理论支持。具体来说，董仲舒通过对传统儒学以及阴阳学等思想资源的改造与整合，建构起一个完整的“王者无外”思想体系，把“四夷”之人纳入华夏文化的范畴之内，而且认为华夏之人应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吸纳“夷狄”融入华夏，从而为汉武帝“外事四夷”之举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清晰的理论逻辑。不过，董仲舒与汉武帝的边疆思想虽然都以创建充分彰显“大一统”观念、兼容华夷的王道盛世为终极诉求，但在实践路径选择上两者存在根本的区别。
具体来说，董仲舒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不过，董仲舒提出了“善战”的理论，这是他对理想化战争形态的想象与表述。汉武帝则通过对公羊学理论外衣的借用，把自己发动的征伐战争包装为先秦儒家之所谓“至仁”之伐“不仁”、公羊学之所谓的“善战”。马邑之谋虽不成，却就此拉开了西汉帝国军事征伐匈奴的大幕。这也意味着“王者无外”边疆思想前期实践的开始。
在汉武帝“王者无外”边疆思想践行之后，种种意料之外的质疑与批判之声渐次出现，关于“王者无外”边疆思想合理性的质疑也蜂拥而起。新旧思想再次发生交锋。此次新旧两派之争与此前两次论战的不同之处在于：前两次论争皆发生在“外事四夷”之前，论辩双方均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而这一次论辩则发生在征伐四方的边疆战略初步实施之后，但现实成果却与理论预期相差甚远，因而带有强烈的反思性质。一方面，战争成本巨大，而胜负形势未可知；另一方面，作为征伐四方的预期成果，“夷狄”来附反而导致了更大的经济成本。现实困境与舆论喧嚣都在促使汉武帝对“王者无外”思想与实践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回顾与反思。
二、“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完善与改良
锐意边疆之事的汉武帝意识到，欲真正实现边疆扩张与宇内一统，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如何保证国内局势稳定，使“外事四夷”再无后顾之忧；其次，如何实现“有为”边疆战略的最佳效果，是否有必要丰富边疆策略；最后，当真正实现“四夷”来朝的终极理想时，如何有效处理善后事宜，使夷夏之间彼此相安而不致矛盾丛生。汉武帝对“王者无外”边疆思想与实践的完善和改良均围绕着以上三点进行。“推恩令”的实施把诸侯王对中央的潜在威胁化解于无形，对稳定内部、巩固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汉武帝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适应强化“大一统”皇权的政治需要。与此同时，为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边郡建设进入快速发展轨道。
面对守旧派的激烈反应，汉武帝不得不再次深刻审视“王者无外”边疆思想实践路径的选择问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要改变以军事征伐为主的初衷，而是在保持军事征伐为主的基础上增加柔性辅助手段，从而丰富了边疆战略体系，实现了“外事四夷”形式的多元化。
元朔元年东夷薉君南闾等２８万人降汉事件使得汉武帝意识到，一旦真正实现夷夏一统、万方来朝，如何处理好归义“蛮夷”同样是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就在这一时期，羁縻思想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汉武帝边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认为，传统的羁縻政策应包括三个层次：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通过贡赐、互市、和亲等多种形式保持一定的联系；以夷治夷战略；土流并治或土官的流官化。这三个层次往往互为补充，相互依存，从而构成羁縻政策的完整系统。
汉武帝时期，“羁縻”思想始被理论化和制度化。结合汉武帝的宏大理想来看，上述三个层次中的第三个层次最为切合武帝“外事四夷”的初衷。也可以说，汉武帝时期复置属国，使汉代羁縻思想得以兼备三个层次，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影响着西汉中期的边疆治理实践。具体来说，羁縻思想第三个层次的构建，缘起于东夷薉君南闾降汉，完成于匈奴浑邪王归降之时。除设置属国，汉武帝时期羁縻思想的前两个层次同样完成了理论化和制度化。
三、结语
经文景两朝的经营，西汉国力日盛，为汉武帝时期创建和实施“有为”边疆战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学术思想的复兴，更使儒学昌盛成为可能，为汉武帝建构“有为”思想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汉武帝的“王者无外”边疆思想，以创建公羊学描述的王道社会为终极追求，在国家形态完备、汉民族族属意识强烈的情况下，表现出极大的感召力。在实践中，汉武帝用公羊学的理论为军事征伐赋予合理性解释和正义色彩。以元光二年的马邑之谋为起点，西汉的边疆战略正式进入到“有为”时代。不过，由于并无经验可以借鉴，这一思想一经实践即遭遇到诸多现实困境。“有为”边疆战略的合理性、必要性以及实施途径均受到传统守旧势力的指责与质疑。对此，汉武帝通过对现实困境的剖析和既定方针的反思，在秉持“大一统”这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结合当时的边疆现实，对“王者无外”边疆思想进行全面的修正改良。汉武帝对“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完善改良实现了理论阐释与现实可操作性的完美互融，从而真正开启了西汉的边疆“大有为”时代。
文章摘自《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原文约119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