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滇国三印”看西汉时期的西南边疆治理
作者：李东红，陈丽媛，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摘要：“滇国相印”丰富和拓展了早前发现的“滇王之印”与“益州太守章”的价值与意义。“滇国三印”透露出西汉武帝“以滇国之地设置益州郡”之后的滇国、益州郡的重要信息，切中西汉时期“四裔藩国”“初郡”等边疆治理的重要问题。印章文物与史料记载相得益彰，共证西汉王朝对滇王、滇国、益州郡的管辖与设治，既不同于内地，亦有别于其他“藩邦”,具有鲜明的西南边疆区域特色。
引言
重大的考古发现，往往给学术研究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1956年“滇王之印”的发现与古滇国的重现，就是典型的案例。无独有偶，时隔60多年之后，考古学家再次于滇国遗址中发现了“滇国相印”封泥，又一次轰动学术界。“滇王之印”“滇国相印”与传世“益州太守章”三枚官印，是名副其实的“滇国三印”。它们彼此关联，涉及滇国与益州郡设治、滇王与益州太守、滇国与朝廷关系等一系列西汉时期“四裔藩国”与“初郡”等边疆治理的重要议题，既有独特性，更具普遍意义。本文将借“滇国三印”，结合其他印章文物与文献史料，就西汉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作初步的讨论。
一、“滇国三印”发现的价值与意义
1956年12月28日，石寨山滇国墓地第二次发掘时，在6号墓（M6）木棺底部粉末中发现一枚通体完好如新的金质印章。印作蟠蛇钮，蛇背有鳞纹，蛇首昂向右上方。印面每边长2.4厘米，印身厚0.7厘米，通高2厘米，重90克。钮和印身是分别铸成后焊接起来的。印文凿成，为白文篆书“滇王之印”四字。“滇王之印”使滇国、益州郡的历史再现人间。滇王之印的价值、意义与重要性难以言表。作为国宝，滇王之印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在边疆史地研究中，出土文物与正史文献记载相一致的案例并不多见，因此“滇王之印”具有独特的科学意义与史料价值。
滇王虽为王，但不称“玺”，称“印”而不为侯。印纽非橐驼纽，亦非龟纽，而是蛇纽。蛇纽之制，每见于西汉初期官印，如“浙江都水”“彭城丞印”皆为蛇纽。因此，滇王虽为侯王，却是列侯的待遇。
“益州太守章”是一枚传世的封泥印，印面为朱文篆书，它最早收录于清代吴式芬、陈介祺合着，光绪三十年（1904）刊行的《封泥考略》，《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32页有“传世益州太守章封泥”图片。
太守为一郡之长，“益州太守章”封泥彰显的历史事实是：云南自元封二年起，正式被纳入全国统一的建制中。这枚经过考证，明确为西汉元封二年建立益州郡之后所颁的汉印，是汉武帝建立益州郡，经营西南夷地区最直接的物证。
“滇国相印”是2019年1月考古人员在废弃的41号河流中清理90号灰坑时发现的，与“滇国相印”封泥共出的还有“王敞之印”和“田丰私印”等封泥，以及瓦片、陶罐、陶釜和其他铜质、石质文物。“滇国相印”说明益州郡设立之后，滇国依然存在，不仅有滇王“复长其民”，还有“滇相”治理其国。
二、与“滇国三印”相关问题的讨论
河泊所遗址是目前所知滇池盆地分布面积最大的“滇文化”遗址。此次河泊所遗址出土“滇国相印”封泥，同时伴出“王敞之印”和“田丰私印”等封泥及其他砖瓦等建筑材料，说明这里是重要的聚落遗址。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遗址距离出土“滇王之印”的滇王墓地仅700米之遥，聚落与墓地之间的空间关系，很容易使考古学家们做出这样的推断：河泊所是滇国王都所在地。我们甚至推测，石寨山与河泊所是一体的，属于同一聚落中的两大功能区域。
汉武帝所设的益州郡，其郡治在哪里？晋宁县晋城有一块“汉益州郡滇池县治故址”碑，碑文指称晋城即是汉滇池县故址，是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滇国相印”的发现，说明“置吏入朝”后的滇国，与其他诸侯国一样设有“国相”之职。因此，根据西汉制度推论，益州郡设立后的滇国，“滇王”为皇封，而“统众官”的“滇相”由朝廷任命。至于滇国内部的治理体系，还没有太多的资料以供讨论。依照“以其故俗治”的政策，滇国原来的邑长，可以按传统习惯“复长其民”。
益州郡的设置并不完全局限于“滇国之地”，而是经过归并、组建的。这里透露出一些信息，这就是从地理范畴上说，益州郡要比滇国大得多；从行政权力上说，滇国与滇王隶属于益州郡。益州郡设立之后，又设置“益州西部属国都尉”，统领归附的叶榆等部族。“属国都尉”是军职，具有军事管理的职能，属于军卫系统。
三、西汉对“西南夷”初郡、藩国的治理
汉武帝设置的“初郡”，与内地的“旧郡”相比，差异性在哪里呢？综合“滇国三印”所揭示的初郡设置情况，参照学界同仁相关研究成果，可将初郡的特点归纳如下：
第一，存其部落名号，即其部落列置郡县。大者设郡，小者置县。
第二，郡太守，县、道令长等，多由朝廷委任部族首领担任。
第三，实行按当地旧有风俗和制度进行治理的“以其故俗治”治策。
第四，汉王朝在初郡地区“毋赋税”，不向当地百姓征收赋税。
第五，军队主要由藩属国的王侯掌管，而不是郡太守。
第六，朝廷根据不同情况，给予初郡吏卒俸录、钱粮、货物，同时保障驿传的畅通。
总体上说，西汉在西南地区设置的边郡与藩国的关系是：首先，藩国受朝廷封赐的王、侯，必须听命于封国所在的郡太守，否则将受到制裁。其次，王、侯在封国内有自己的部曲和“邑君”，即土著的兵马与官属体系。王侯正是通过这个体系，管理自己的民众。第三，藩国的王侯邑长，是可以“有功”而受封的。
边疆地区考古发现与传世的官印，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就能考见郡县的开拓设置与沿革。西汉时期，云南境内设县，分别为益州郡24，牂牁郡11，越嶲郡3，犍为郡5，共43县，合计人口132656户、863355人。各县平均3085户，20078人，人口规模接近内地水平。益州郡等初郡所辖之县，户籍人口并不算少，其中有大县，亦有小县，还有道的设置。从上述印章、封泥材料，可以推断，益州郡治下同样存在军卫、行政两个系统。
四、结束语：“滇国三印”的价值与意义
官印是国家对云南进行管辖的物证，可以考见郡县之设置，国家之统一，民族之交流融合，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时代特色，意义特殊，内涵深刻。我们讨论的“滇国三印”，有出土者、传世者和见于着录者，包括印章、封泥等不同形式。但它们都是官印，代表的是政治权力，昭示的是官防信守。
为了更好地把滇国、滇王、滇相和益州郡的关系说清楚，我们以“滇国三印”为基础，引证了被收藏、着录并经考校辨识的其他汉代印章，共同佐证与讨论相关问题。透过“滇国三印”，我们对印章蕴含的社会历史情境进行了梳理，对西汉诸侯王国、“四裔藩王”、初郡制度作了讨论，对滇国、益州郡乃至汉代云南及中国西南边疆的治理与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总而言之，透过“滇国三印”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益州郡建立之后，“滇国”仍然存在，而且像内地诸侯王国一样，有一套行政系统。“滇王”由朝廷封赐，“滇相”由朝廷任命。皆持官印为凭信。
第二，初郡的管理，以“因其故俗治，毋赋税”为基本政策，重在维系国家的边疆治理体系，维护大一统体制。初郡的设置，是依照“即其部落列置郡县”的规则，按照“部落”的大小，大者置郡，小者设县。初郡所辖各县的令、长、尉、丞，多由当地土著邑长担任。
第三，滇国地理上小于益州郡，行政上受益州郡太守管辖。初郡之内，有时多个王国并存，如牂牁郡就有夜郎、钩町、漏卧三个王、侯国。
第四，滇国“王都”在河泊所，空间上邻近“滇王墓地”石寨山遗址。“河泊所”原是滇池县治所，同时是西汉益州郡治所在地。以此为核心的滇池周边，就是滇国的中心区域。
第五，益州郡设立与汉代西南边疆历史发展，充分彰显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特征。由益州郡设治开始，云南就成为汉朝的一部分，参与到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共同书写中国历史的共创中华伟业之中，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文章摘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3期，原文约17000字。
